宋少鹏:话语变迁与社会转型:从“男女”到性/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9-01-24 0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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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少鹏  
学院里的社科训练,基本都是从学习理论出发的,而不是从生活经验开始的。怎么进入研究?每个研究者都有不一样的进路。对于我,从“话语”进入,只是取巧。我没有前面老师们讨论话语时的大视野与高立意,我只是需要一个研究的抓手。概念/话语确实是个非常好的研究切入点。“妇女”“女性”“性别”这些词,不仅仅是学术术语,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是观念形态,所以在研究实践中,意识到“概念”与“观念”的区分就变得十分重要。比如“女性”“性别”,作为概念与思想可能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早已存在,但是作为现实中的观念未必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通行与被接受,普通百姓还是在传统“男女”观下理解“何为妇女”的。何为好女人的内容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会发生变化,但它的观念结构可能变化得没有那么快,即好女人的身份认知来自于在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做一个行为举止(言、行)得体的符合规矩的人。女人的主体身份认同,可能并不是因为我的生理属性,也不会因为我是“生理女性”而认同我属于“妇女”这个群体。“妇女”这种集体意识是如何在历史中生成的,恰恰是我们要研究的,也是现在的研究所缺乏的。“妇女”并不是天然就会存在的,“女性”亦是。我强调“概念”与“观念”的区别,是想强调经验感的重要,不能从理念出发进入经验,而是要从在时在地的经验出发,去讨论理念在当时的处境。

   谈到方法论的时候,我很感谢贺照田老师的精神史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对于我的启发,让我意识到功利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解释路径是不够的,当然它们是必要的。比如,从女权的一套理论范式去批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妇女运动实际上是从外部标准进入的,但是认同中国共产党解放妇女的解释框架可能同样也是一种外部视角。又如,在压迫-解放框架下,因为妇女是受压迫的,共产党解放妇女,赋予妇女以婚姻自由权、土地权,所以妇女就支持共产党了;因为妇女是受封建家庭压迫的,共产党支持反封建,(青年)妇女就踊跃逃离家庭、投奔革命了,这种简单的因果式的解释同样会封闭历史。对于普通人家的妇人来讲,“走出家庭”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生计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那么,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动员妇女的?如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们不能只讲“翻身”,不讲“翻心”,现在研究最缺少的是讲清楚中共妇运是如何“翻心”的。不是“诉苦”这么一个仪式就能完全实现“翻心”的。动员,也不是干部一喊话,人就会应声而出的。动员,跟“心”有关。中国人的“恩情”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在公私领域中,也应该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认真对待。俚语中有“一夜夫妻百日恩”“报恩”等。有首老歌《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用的是“亲”,其中一句歌词是“你的恩情比海深”。何为恩情?现在学界有重视“情感”研究的倾向,但是中国文化的“恩情”,可能与西方语境下的“情”是不同的,更不同于“欲”。“恩”与“情”必须联系在一起讲,只讲“恩”仍是功利主义的解释,如何以“恩”动“情”,就进入了精神层面。“恩情”往往又跟“情义”联系在一起,“情义”的关键是这个“义”字,讲不讲恩情关乎个人的德性,也关乎义理。在细读文本时,进入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可能会更好地帮助我们搭建起微观层面的个人之间的恩情/情义与具体过程中的“政治动员”、宏观层面的政经结构之间的立体关系。还有集体化时期的女劳模。传统妇德与共产主义新道德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劳动是社会主义国家推崇的美德,同时也是传统妇德中很重要的德性,那么在女劳模身上,两者是如何创造性转化与联接、融汇的?这可能都需要秉持“历史的内地视域”的研究进路,进入历史,撑开历史,在长历史中,在看似“断裂”的地方仔细探究“延续”。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琐故事,建立起一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立体视域,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妇女与中国革命”的这个大议题。不能仅仅只谈妇女与反帝反殖反封建、参与革命与建设等宏大结构之间的联结,这当然是故事的结构性的一面,还需要具体入微的内容。因此,从方法论上讲,不仅是如何进入历史的问题,还有如何进入历史主体之身心的问题;不只是政治-经济结构的唯物主义的问题,还有历史主体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问题。

   第三部分,我谈谈妇女/性别话语。

   我们可以观察三组概念。第一组概念——女子、妇女、女性,是女性主体身份的称谓。第二组概念——男女有别、男女平等、性别公平,呈现的是对好的男女间关系的规范理解,规范性理解会指导妇女运动的方向。第三组概念——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性/别自主,呈现了妇女运动追求之目标。这三组话语放在这里,历史的变化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要看到复线并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单线性的历史演变,后者是范式替换式的进步史观。如此,对历史资源的整理才有未来价值。

   “妇女”与“女性”作为集合名词,都是近代的概念。相比于“女性”这样一个全新的词,“妇女”虽不是外来词,但也不是古典汉语中的常用语,同样是一个时代词汇。作为“妇”(出嫁为“妇”)与“女”(未嫁为“女”)的组合词,“妇女”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成为高频词。“妇女”作为集合名词,更多地使用在近代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中,具有更强的政治性。“妇女”这个政治名词也被中国共产党所接纳与继承,广泛运用于革命动员与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动员中。为什么呢?恰是因为“妇女”这个概念,依托了传统的认知结构。如同“妇”和“女”两个词所显示,是一种“关系中的主体”,与“sex”的自然属性无关,而与社会性行为有关,即中国人常说的,通过得体的举止、符合礼俗的行为规范来说明我是个好女人。从家庭关系中脱嵌出来的“妇女”,在近代国民-国家的结构里,在与国家、阶级等其他社会结构的关系中,确立起主体身份,如女国民、劳动妇女等等,实质仍是延续了“关系中主体”的认知结构。

   “女性”,是以“sex”的性属为本体论基础的性别身份。“女性”与“性别”是伴随生物学、优生学、社会进化观等现代科学知识传入中国,才逐渐形成的新观念。“sex”最早译为“性属”,作为一种新的分类系统进入中国,“人”成为一种依据“性属”分类的生物,而不再是与“禽兽”(人伦之外)区分的伦理概念。当然,以“sex”为基础的“女性”,作为新名词,作为一种新的个体身份,一直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才稳定下来,作为新观念主要流行在城市新型知识分子中,且与近代城市生活中新出现的个体化生活联系在一起,比如职业女性的出现。也就是说,这种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未必就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接受,普通人的日常观念可能仍跟传统文化与认知结构中“妇女”更为亲和,再加上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加持,更深入人心。

   简言之,“妇女”与“女性”代表两种不同的主体身份认同,认同的知识基础与认同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当然,在近代中国,“妇女”能成为一种身份与一种社会团体,得益于“性属”/“性别”这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助力。但因为“妇女”作为关系主体的特点,近代的反帝反殖运动、民族国家的建设运动使“妇女”相比于“(新)女性”更成为时代强音,得到政党/国家等政治力量的加持,也是互相成就、互相塑造的历史过程。主体身份认同方式的不同,也产生了对妇女运动的主体、目标、手段与对未来理想状态的不同想象。“妇女”与“女性”两个词,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运动中的两支脉络——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女权运动。这两支脉络时而合作,时而分裂,因政治时势与格局变化,时而某支彰显,时而某支隐约,时而在不同的时空(比如,农村与城市)中各自发展,或在同一时空中共存,甚至存在着竞争,比如延安时期的状况。

   “解放”一词,同样是近代新名词,是转道日本的和制词,最早很有可能首先是跟“妇女解放”——而不是阶级解放——联系在一起传播的。我现在所能查到的最早出处是1907年何震的《天义报》中刊登的系列文章。“解放”——“解”加“放”,具有“摆脱压迫的解放状态”(名词)和“摆脱压迫”(动词)两层含义。比如,何震在其著名的《女子解放问题》一文中对“解放”有一个清晰的定义:“解放者,不受缚束之謂也”。那么“解放”所指向的对象是谁?是社会制度。何震“女界革命”的破坏对象首先指向的是“杀人”之儒家学术和儒家制度。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来自于马恩的妇女解放理论,特别是私有制作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这部分。后来,这支脉络的继承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对于“妇女解放”的斗争对象,1926年周恩来在广东潮汕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有过一段经典阐释:“妇女运动四字,时人往往误解,以为是联合女性而向男性的进攻,谓男性常压迫女性,把女性形成一个被压迫‘阶级’。殊不知形成男女‘阶级’的原因,并不是男性的野心,实因旧礼教、旧思想、旧历史束缚之故。在理论上,男女是应该平等的,而事实上却不然。那末,女子解放运动,是不能免而且是一定要做的了。但要做这绝大的工作,自不能不分清对象、目的和找寻方法。妇女运动解放的对象,是制度不是人物或性别,不是因我是个男子,才来说这种话。……故妇女运动是制度的革命,非‘阶级’的或性别的革命。”19

   也正是因为“妇女解放”这个词指向的是对于旧制度的推翻,所以1956年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妇女解放”这套话语就在理论上遇到了挑战,在当时的妇联干部中有过一场大讨论。社会制度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妇女解放了吗?还需不需要以妇女解放为使命的妇联组织?该怎么看待妇女遇到的问题?大讨论之后形成的官方结论,是把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的妇女问题的根源归结到思想文化层面上,即“封建残余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进入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时代,“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也能干”的男女平等。细品之,这个“男女平等”是脱胎于“男女有别”的文化结构,都是在社会行为这个层面上讲平等的。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这个平等首先体现为义务平等,以义务平等争权利平等,比如秋瑾称“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这一点也深深影响到了国人对于男女平等的理解。比如,当下舆论对于以“权利”为诉求的女权运动的某些不满与批评,可能与义务平等的历史记忆有关,“义务平等”并不完全是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还跟儒家责任伦理的伦理结构有关系。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把争“女权”作为向新社会推进的工具,这一思想脉络不仅是“妇女解放论”者持有的社会改造思路,同样被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金天翮等这一脉开启的自由主义女权所秉持。也就是说,希望借助妇女解放/女权革命撬动旧社会制度,通过“男女平等”的社会秩序替换“男女有别”的社会秩序,是近代以来两支妇运起始阶段的共性,特别是召唤男女的义务平等。只是“女权”革命的目标是在既有社会制度下获得与男性同等参与的权利和同等对待,“妇女解放论”的目标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所以某种意义上,近代历史上虽有争取妇女(法定)权利的女权运动,但作为“男女间革命”的激进社会革命在近代中国似乎并没有真正出现过。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为当下中国出现的性别政治提供些历史辩护。

前面谈到,“妇女解放”这套话语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就遇到了理论上的困境,再谈“解放”似乎不合时宜了。20世纪90年代“妇女解放”这套话语,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逐渐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淡化“解放”一词;进入新千年,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解放”与“发展”并提,仍延续通过“参与”求解放的路径,只是参与的是“发展”。这套宏观话语体系在国家意识形态上有重要作用,守卫着男女平等这条价值,但无法直接应对微观层面上出现的性别冲突,比如家庭暴力、性暴力、职场上的性别歧视等。在理论层面上,这是90年代中期“社会性别”(gender)进入中国的一个内在需求。一方面“gender”译成“社会性别”,恰是与“sex”的相对脱钩、与“妇女”这个传统文化基因的对接,才被广泛接受并流通;另一方面,社会性别进入中国填补了社会理论层级上的需求和对微观日常生活的观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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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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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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