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亮:“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 次 更新时间:2019-01-22 2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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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红亮  
(32)如今,全球经济低迷不振的局面依旧没有得到根本好转,而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难题依旧存在。虽然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传统发达国家在与中国等新兴国家开放合作方面却日渐面临着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例如最具代表性的是以“美国第一”为口号的“特朗普主义”。对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支撑现有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石方面实力明显不足,但这些国家又极其不情愿对现有国际秩序中的规则做出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调整。(33)实际上,这是导致如今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呈现出“不确定性”的根本因素。

   其次,“不确定性”时代在世界政治领域也主要表现在全球政治秩序偏向保守主义及民粹主义泛起两个层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政治秩序同样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其一,东西方权力转移相比以往显得更快也更明显,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际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不断增强,其参与全球事务的积极性与作用更胜以往;其二,相比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与提供更为多元化的思路与智慧的积极性,美国等传统发达国家则对外趋向奉行“战略收缩”的政策,在全球治理领域不作为或胡乱作为。虽然如此,由于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的对话、分工与权力分享尚不能与现实全球治理要求相匹配,传统发达国家不情愿就全球治理秩序做出有利于新兴国家的改变,传统发达国家以往在全球治理中积累的经验及其建立起来的相关规范依旧主导着全球治理,而这些无疑决定了新兴全球治理力量难有同等的参与程度及符合时代潮流与发展方向的全球治理经验。

   在全球治理中,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治理主体的有效协调“缺位”及治理理念的保守,在使全球治理出现失灵与秩序滞后的同时,也使国际治理参与的权力逐渐分散到国际市民社会,而这促使国际市民社会的迅速兴起。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持续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使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其有效作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34)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所言,世界政治在互联网时代将不仅仅是政府的领域,而随着计算与通讯成本的降低,世界政治的门槛降低了。(35)就内容与性质而言,国际市民社会的迅速兴起同时呈现出积极与消极的特性。一方面,在国家行为体之外,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和影响力大大增长,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国际市民社会的迅速兴起还呈现为两个特别消极的形式,民粹主义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益突出。以保守主义与本土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民粹主义,由于力量构成复杂、思想特征和政治主张差异大,其政治作用和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实际上显著地增加了治理的难度。(36)民粹主义不断与西方保守政治思潮相互作用,深刻作用于西方国家政治与全球政治秩序。通过互联网平台,民粹主义的影响面日益宽泛,不断冲击着政府传统意义上对权力的掌控能力,更是加剧了传统政治秩序的“失序”态势及深刻影响着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者地位的全球秩序。(37)与民粹主义活跃在西方民主制度之中相比,恐怖主义则活跃于全球地缘政治失序和治理不足的地域。如今,恐怖分子及国际恐怖组织同样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富有保守、极端与暴力色彩的思想与言论。这不仅直接使国家和民众处在“恐惧”与不安的状态中,而且极大地威胁了地区与全球安全。

   再次,在全球安全秩序框架与制度及其治理方面,“不确定性”时代的主要表现是安全秩序框架与制度失序、滞后。相比以往,如今全球安全议题引人注目的不再仅仅是国家间的传统安全议题,而是包括传统安全议题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内的“综合性”安全。由于包括恐怖主义、海上灾难、经济安全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具有群体性、地域性和全球性特征,这些非传统安全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区域范围或全球范围相关国家所共同面对的安全挑战,而它的解决则需要相关主要行为体(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努力。但由于治理主体协调“缺位”及规则与时代需要不匹配,现有全球安全秩序框架与制度所聚焦的依旧以国家间的安全关系为主,尚且不能与共同应对全球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步伐保持一致的步调。这导致全球安全秩序与制度领域“不确定性”的三个结果:其一,全球安全治理主体的“缺位”,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参与治理协调不足,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能力欠缺;其二,全球安全治理秩序与制度的滞后,现有的区域与全球安全治理秩序明显落后于安全态势的发展,不能满足应对相关安全挑战的需要;其三,全球安全治理行动的“失效”或“效力不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方面既有“不作为”的一面,也有胡乱作为的一面。与此同时,由于治理秩序滞后与理念不到位,新兴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应对这些威胁时也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乃至出现无力应对的窘境。

   受“不确定”时代全球经济、政治与安全等领域呈现出来的“失序”局面的影响,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多个维度的巨大挑战。

   第一个维度是国际安全“自助”原则的“不确定性”呈现出显著增强的态势。由于受到全球经济低迷不振与保护主义、政治保守思潮与言论及安全治理“失序”的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在对自身权力、意图与动机进行评估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主义等消极情绪的影响,进而难以对自身权力、意图与动机做出积极而客观的评估;同样地,国家对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评估也深受保守思维和消极情绪的影响。结果,国家陷入一种近似于“笛卡尔焦虑”的状态(38),被怀疑、忧虑的侵扰以及难以摆脱“恐惧”状态,进而不自觉地陷入了由“不确定性”催生的安全困境中。(39)而国际安全“自助”原则的“确定性”所要求的对自身与“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进行积极评估,积极寻求“他者”帮助、“善意”地帮助“他者”的基础将难以得到保障。

   第二个维度是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确定性”将不可避免面临严峻的挑战。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政治秩序偏向保守及呈现出的种种消极因素,将使国家对国际交往中“他者”的权力、意图与动机难以做出积极与客观的评估,进而使国家间安全关系变得更加困难。首先,由于受到保守情绪的影响,国家不情愿也不可能实现对“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积极评估。在这一情形下,一个“善意”与“恶意”的国家将变得更加难以捉摸,而这显著地增加了决策者就对外交往行为的决策难度,容易导致不必要的误会与摩擦、冲突。(40)其次,低迷的经济、保守的政治思潮和言论与泛起的民粹主义及一再抬头的恐怖主义使国家间的安全关系不得不面临更多的复杂的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不仅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区域性与跨国性,而且极具“不确定性”。因而在国家间尚不能有效协调、共同应对之前,这些威胁因素只会加剧国家间安全关系的不和睦。

   第三个维度是国际安全“确定性”所依赖的国际体系“确定性”将难有保证。2016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一年一度的“国际形势与外交”研讨会上用“变”与“乱”来概括当年的国际形势,他认为这种既“乱”又“变”的国际形势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的担忧。(41)虽然说“变”是国际体系的常态,但以经济低迷、政治保守、安全失序与民粹主义、恐怖主义为代表的“乱”却明显增大了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受此影响,国家将失去积极客观评价“他者”权力、意图与动机的外在环境和内在基础,也难以认清自身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及准确判断国际体系的状态,而由此带来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国际安全的消极影响,将使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无从实现。

  

五、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的路径及其战略基础

  

   “不确定”时代在经济领域、政治层面与安全方面所呈现出来的保护主义、保守思潮与言论、安全秩序失序与理念落后、泛起的民粹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在构成这个时代“不确定性”主要元素的同时,也在多个维度深刻影响了国家对国际安全“确定性”诉求的实现,使国际安全面临诸多复杂而不安定的因素及使之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鉴于此,我们在弄清楚如今“不确定”时代的主要表现及其对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国际安全“确定性”本质的实现是国家间实现长时期和平与保持国际体系稳定、和平的关键,如今它面临多个维度的挑战主要来源于当今“不确定”时代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等领域的保守主义倾向与呈现出来的“不确定性”。鉴于此,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的路径及其战略基础依然需要聚焦于经济、政治与安全领域“不确定性”的缓解以及从这些方面积极推动国际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第一,国际安全“确定性”重塑依赖于一个以开放、公正与互惠互利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建立。

   全球经济低迷与保护主义的“抬头”是当今国际形势呈现出不确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同时,也使国家及国家之间处在“恐惧”状态及陷入难以捉摸的境地。法国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在他的著作中分析经济发展低迷与“恐惧”情感之间的关系,他以欧洲与美国为例,分析经济“不确定性”对情感、身份认同的深刻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在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始终笼罩着欧美。当全球经济不稳定和全球不信任危机逐步蔓延开来,恐惧感就一直在欧洲人思维中占据重要地位。(42)这种“恐惧”情感主要展现在两个突出的层面。其一,由于感受到经济不景气及失业问题的出现,欧美国家的政客与很大一部分民众在产生经济焦虑的同时,纷纷将矛头指向全球化,认为是“他国”(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其二,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主要国家间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长期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的改变与这些主导地位的式微,深深地刺激了欧美相关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中的态度。这在使欧美国家产生“身份危机”的同时,也使它们在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中的态度呈现出消极化的倾向。

   欧美经济发展低迷和治理问题频现催生了“恐惧”情感,这使欧美国家在社会层面与决策层面对参与全球化及开展经济合作产生了消极态度。在社会层面,集体的“恐惧”是民粹主义泛起的情感基础;而民粹主义在欧美的选举体制下与保守派政客相互作用,使欧美决策者对持续维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合作框架持有怀疑态度。结果,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宗旨的合作框架面临欧美保护主义的威胁,受此影响,全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不振,民粹主义持续在欧美国家发酵与蔓延。全球经济低迷带来的经济焦虑与集体“恐惧”情感、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三个逻辑结果:一是保护主义带来的对全球经济合作的消极态度极为容易加剧国家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情绪,而这种情绪极有可能蔓延到全球安全治理中;二是集体的“恐惧”带来的“身份危机”促使欧美国家对自身与他国权力、意图与动机的评估难以做到积极客观;三是由于国家间开放的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面临挑战,国家间相互依赖与合作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极有可能引发国家间对彼此合作的消极心理,不仅会降低国家间彼此采取“恶意”政策的代价成本,也会使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变得更有可能。

作为国际体系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替代保护主义,并通过政治磋商与谈判协力重塑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公正性”与互惠互利。全球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一个以开放、公正与互惠互利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才有可能获得最大、最为积极的推动因素。若如此,集体“恐惧”与经济焦虑将被集体“希望”、积极的情感所取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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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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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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