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笑天:社会学方法二十年:应用与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7 次 更新时间:2019-01-12 00: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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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笑天  
笔者同样针对国内一些大规模抽样调查中的失误指出,尽管有些调查的样本规模很大,但这并不是保证调查结果能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依据。不科学的抽样方式,不明确的调查总体,缺乏代表性的样本,有可能使研究报告中用来得出结论的众多数据失去意义。另外,抽样方式决定的是所抽样本有没有代表性的问题,而回答率则是告诉我们,在实际调查的样本与所计划抽取的样本之间,会不会存在很大差异的问题。抽样中的“随机”并非是指“随意”、“任意”,它有一定的程序和规则。不按这种程序、不遵守这些规则,即使是不带任何主观偏见,也不能保证抽样的随机性和样本的代表性(风笑天,1995)。

   (四)定性研究方法

   20年中,除了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方法的探讨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基本上都集中在定量的研究方法上。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出现了几篇对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探讨的论文。陈向明从定性研究的定义、理论基础、研究过程、具体方法、检测手段等方面比较系统和详细地介绍了国外日益兴起的“定性研究方法”(陈向明,1996);并撰文对定性研究(她后来改称“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与“局外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她指出,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研究者个人的角色身份必然会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产生影响。不论是作为“局内人”、“局外人”还是“双重人”,研究者个人的身份都与研究的其他维度有一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否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并且给予了有意识的协调,这对研究的质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是多元和动态的,既可以从‘内’到‘外’,也可以从‘外’到‘内’;既可以由近及远,也可以由远及近;既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重的。研究者正是在与被研究者之间这些丰富的互动关系之中一起协商和构建着一个构成性的、不断往前发展着的‘现实’”(陈向明,1997)。

   此外,笔者与研究生通过对1986—1996这10年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实地研究报告进行系统的分析,评述了实地研究在国内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使用状况和主要特征,同时对这种社会学经验研究中唯一具有定性色彩的研究方式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作者指出,10年来实地研究方法的运用能和定量研究方法相互补充,在方法的运用上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是突出的发展和进步;而对实地研究方法运用中与理论的关系问题注意不够、对个案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不作说明、资料的收集方法上深入性不够、研究报告中对方法的说明简单等等,则是在实地研究方法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风笑天等,1998)。

   (五)具体方法与技术中的方法论问题

   丁麒钢以社会学中理论检验的程序为线索,从概念操作、资料检验、证据与理论连接中的证实和证伪关系三个方面,探讨了蕴涵于其中的方法论问题。他认为,在概念操作化的挑战面前,社会学自身无能为力,需要借助更高层次的方法论突破;经验假设在样本资料范围内得到的确证,并不意味着理论预设已得到证明;在一次具体的理论检验研究中,不要使用“证实”或“证伪”的概念,而应代之以“接受”或“排斥”的概念。对于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的问卷调查法,笔者也从方法论角度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问卷调查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证的方法,这种实证的特征决定了问卷、随机抽样及统计分析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问卷调查法的广泛运用,为社会学研究从定性走向定量、从思辨走向实证、从微观走向宏观,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蔡禾等人对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传统及其我国社会学界在认识上所存在的误区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尽管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传统由来已久,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学是一门实证学科。反实证主义同样在社会学中有它的地位和历史。同时,实证研究也并不等于经验层次研究,它是一种方法论;既有对理论层次研究的要求,也有对经验层次研究的要求,实证研究的核心是“假设检验”模式。针对中国社会学的现状,作者指出,社会学是一门多范式的学科,实证主义只是其传统之一。中国社会学应对各种反实证主义传统理论和方法加以研究,即使在实证研究方法中,“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模式也只是其中之一(参见风笑天,1996a)。

   笔者曾撰文从样本抽取、概念测量、资料收集,以及解释能力4 个方面,探讨社会调查方法所面临的若干挑战。笔者认为:研究者一方面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调查在各种挑战面前所作出的让步和妥协,从而在看待和陈述调查结果时保持客观、清醒的头脑,留有充分的余地;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科学地设计、周密的实施和精确的分析,来努力克服社会调查方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减少实际运用中的让步和妥协,提高社会调查的质量。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四个环节是:如何根据现实社会生活的客观条件,严格贯彻样本抽取的随机性原则;如何通过科学的操作化程序,提高社会测量及问卷设计的效度;如何设计和控制资料的收集过程,克服自我报告方式所存在的弊端;如何利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和同一时点的横切资料,将相关分析推向因果分析(风笑天,1996c)。

   (六)其他方面的研究

   方文在《重审实验》一文中,以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为维度,构造了一种社会心理研究方法的评价框架,并分析了社会心理研究中的反应性。在此基础上,作者集中研究了基本的实验逻辑,以及对实验研究的种种批评。作者指出,作为一种方法,实验无法取代其他方法,它也不可能被其他方法所取代(方文,1995)。针对现有操作化理论的不足,张小天提出了一种关于操作化的看法。他指出,可以将变量分为两群,一群是社会研究者无法可靠地测出的变量,另一群是可以可靠地测出的变量,操作化就是为属于前一变量群的某个变量在后一变量群中找到对应的变量(即指标),以便能够用操作测量方法可靠地测量这个变量。操作化是通过定义和命题来建立变量间的联系的,不同的联系,其有效度不同。而操作定义则是在某些情形下社会研究者定义出新的变量的方式。他对统计分析中显著性水平的意义进行了认真分析,澄清了这一常用概念的确切含义。他指出,“显著性水平是针对假设检验而言的一种犯错误的概率”,“是指零假设为真的情况下,假设检验这种方法形成结论以及犯错误的概率;是指零假设为伪的情况中,假设检验形成正确结论的最小概率。而最重要的是,显著性水平是指假设检验这种方法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中形成结论的最小概率,以及犯错误的最大概率”(张小天,1997)。苏力则以自身进行田野工作的经验为基础,运用“反思社会学”的方法,对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的方法论提出了一种质疑。他通过对这种社会调查知识进行反省,揭示了这类知识背后的权力——支配问题,从而为确定“权力边界”,给人一种新的启示(苏力,1998)。

  

四、若干问题的探讨

  

   在思考新世纪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时,笔者想就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与广大社会学界同仁共同探讨。

   首先,关于研究的队伍。社会学者是研究领域的主体,社会学者的方法训练、方法素养、方法意识、方法水平,决定了社会学经验研究成果的成败优劣。“社会学者应该提高自身的方法素养,如同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一样。正是这种素养能够使我们明白,对各种不同的研究问题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以及采用这种方法的好处和局限。这种素养还能使我们在思考所研究的现象和问题时,自觉地从探讨的可行性、设计的周密性、方法的合适性等角度来进行综合判断,从而有效地帮助我们从问题走向答案”(风笑天,1999a)。20 年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水平的提高过程,实际上是社会学者研究水平逐步提高的客观反映。目前,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已经达到或接近国外社会学研究的水平,但就社会学界整体来说,大部分研究者的方法水平尚差一个层次。方法方面的基础训练还要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我们要客观地认识国内社会学研究队伍的现状和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笔者认为,定期举办方法培训班,或许是做到方法普及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和一种能收到实效的方式。而召开研究方法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则是及时进行总结、交流,以便不断提高的最好办法。

   其次,关于方法的运用。理想的经验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背景和明确的概念框架作为支撑,在变量的操作化(或变量的概念化)、问卷的设计(或访谈计划的拟定)、样本的抽取(或研究对象的确定)、资料的统计分析(或理解分析)等方面都应该力求规范、严谨、科学、恰当。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笔者认为今后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

   (一)强化研究设计意识。实地操作只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一部分,而在具体操作之前的研究设计在某种意义上则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社会学研究不只是按固定的程序进行一系列具体操作活动的过程,其灵魂和核心,是研究者的研究思路、研究策略和研究艺术。那些具体的操作,则是这种研究思路、研究策略和研究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风笑天,1995)。可以说社会学研究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作为科学,社会学研究不同于日常生活中随意观察的地方就是它需要设计,需要系统的、周密的、有针对性的和可行的研究设计。一项研究的价值大小,除了题目本身的重要性外,研究设计的质量也是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而作为艺术,社会学研究讲求构思,讲求精致,讲求完美,讲求创造。任何不注重研究设计的经验研究,任何简单化、形式化的粗制滥造,都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二)强调论文发表的规范要求。这是目前较为薄弱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经验研究的论文必须有问题提出的背景、相关文献的评论、主要概念的界定、研究的设计、研究结果的理论讨论等基本内容。这种对研究报告的规范要求,是社会学知识的交流、累积和创造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和判断一项具体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标准。“经验研究的规范性是促进经验研究与理论对话的重要一环”(杨善华等,1998)。在这方面,学术刊物的作用十分关键,也十分重要。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筛选,是一种评价,更是一种导向。希望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学在这方面能有长足的进步。

   最后,关于方法的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是基础性的,但它却是直接为应用研究服务的。没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撑,我国社会学的整体发展是难以实现的。在研究方法领域中,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涉及到方法与理论、方法与方法论、方法与中国社会的问题更应该高度重视。

   1.经验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相互分离,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中最具潜在性影响的弱点。正是由于许多经验研究缺乏与理论的衔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研究,以及一些缺乏系统性、理论性、累积性的零散研究。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到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质量和发展,它还影响到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由于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缺乏与经验研究的‘对话’,使基础理论的发展犹如‘空中楼阁’”(杨善华等,1998)。一些社会学者已意识到并多次提出这一问题(林彬,1994;风笑天,1995;杨善华等,1998;风笑天,1999a),但它的重要性还远没有被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所认识, 对这一主题的探讨也还未开始。

   2.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如同客观事物本身具有质和量这两个方面一样,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也需要我们采用定量与定性两种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法。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恰当运用。因此,如何更清楚地从方法论层次认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本质和特征,认识二者各自的长处与局限,是今后方法研究领域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需要对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和方法的特点及其适用范围进行探讨和分析。通俗地说,就是要弄清楚社会研究的“工具箱”中,各种不同的研究工具所具有的“特点”和“功能”是什么。这种探讨对于我们在实际研究中恰当地运用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研究方法的“中国化”。社会学研究方法作为社会学者探索社会世界奥秘的工具,与自然科学中的工具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由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内容、过程和特征所决定的。社会研究的方法本身包含着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特质,受到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认真探讨各种社会研究方式和方法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探讨它们在中国人心理上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反映,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方法进行调整、改进和创造,使之能更好地接近中国社会的现实,接近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相对而言,目前社会学界在这方面的探讨显得更为薄弱一些,今后在这方面的任务也更为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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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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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0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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