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广新:民法典编纂:民事部门法典的统一再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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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在国家建设全面转向经济领域的发展态势下,这些政策意见半年后即在一些法律领域初见成效。对于复杂、紧迫的民事立法工作,立法者采纳了民事单行法与民法典“同时并进”的立法方针。一方面加紧制定民事单行法,以应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紧迫需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婚姻法》 (1980年)、《经济合同法》 (1981年)等被迅速制定出来。另一方面着手制定民法典。1979年11月成立民法起草小组,1980年至1982年5月,民法草案从一稿起草到四稿。随后,“同时并进”的立法方针被调整为“先制定单行法”,民法起草小组遂于1982年6月3日解散,民法典之梦再次破灭。[14]一些民事单行法之后次第制定出来,如《商标法》 (1982年)、《专利法》 (1984年)、《涉外经济合同法》 (1985年)、《继承法》 (1985年)等。

   然而,散乱的立法很快暴露出一些共性问题,如对于民事主体、民事法律行为、民事代理、时效等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则,缺乏明确规定,大量民商事纠纷缺乏裁决依据。为此,立法机关以“对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作出规定,一些还不成熟、把握不大的问题,可以暂不规定”[15]为原则,在1982年民法草案 (四稿)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部调整民商事关系的基本法———《民法通则》 (1986年)。与此同时及其后,《外资企业法》 (1986年)[16]、《企业破产法》 (试行,1986年)、《技术合同法》 (1987年)、《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 (1987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198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法》 (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1988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 (1990年)、《著作权法》 (1990年)、《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1991年)、《收养法》 (1991年)等民事单行法陆续颁布出来。

   经过十二年高强度的密集立法,至1991底,我国在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不动产权利法、知识产权法、企业法等民商事领域,初步形成以《民法通则》为基础、以各类民事单行法为主干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体系。

   然而,作为适应社会经济快速转型需求的法律速成品,上述各种法律具有显著的问题导向性、规范原则性、适用范围有限性等特点,这使得它们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时代性特色,并深深打上了“经济立法”的烙印。1984年12月以前的民事单行法主要回应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变革的需求,之后颁布的民事单行法则是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需求的结果。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伴随的社会经济转型处于持续不断的探索、发展中,没有确定一个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或目标,所以这些回应性、问题性民事立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存在期限内上皆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与时代局限性。[17]一旦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体制发生新一轮变革,这些民事单行法的规范价值、适用条件皆会遭受强烈冲击。各种法律因此充满了大量的原则性、模糊性或概括性规定。

   1992年10月12日,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由此迈入新阶段。之后,立法机关立足于现实需求,以立改废等立法形式,几乎在同一时间由不同部门分头展开立法工作。1993年9月2日,久拖不决的《经济合同法》修改工作最终完成。此项工作刚一结束,立法机关迅疾启动统一合同法制定工作,经过六年多的努力,《合同法》于1999年3月15日颁布,《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以及依附于这些法律的一些合同条例、司法解释随后被废止。在决定制定统一合同法之前 (199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即开始准备起草担保法,[18]并于1995年制定出来。自1988年开始起草但之后陷入停滞状态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也于1992年突然加速,并于1994年颁布。《物权法》的制定也于1993年启动。[19]另外,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相关的民事特别法,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993年)、《劳动法》 (1994年)、《拍卖法》 (1996年)、《乡镇企业法》 (1996年)、《合伙企业法》 (1997年)等亦快速予以颁布。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需要,一些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颁布的法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公司法》等皆经历了一次或两次修改。

   在各种民商单行法加紧制定期间,1998年1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恢复民法典起草工作,并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同年3月25-27日,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定“三步走”的工作规划:[20]第一步,制定统一合同法,实现交易规则的完善、统一;第二步,从1998年起,用4-5年的时间制定物权法,实现财产归属关系基本规则的完善、统一;第三步,在2010年前制定民法典,最终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的目标。

   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为应对由此带来的新情况,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李鹏委员长要求2002年完成民法典草案并经人大常委会审议一次。[21]2002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部分专家匆匆忙忙起草了九编制的民法草案。2002年12月23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了该民法草案。草案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2004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变更立法计划,搁置民法草案的审议修改工作,恢复物权法草案的修改、审议。[22]第四次民法典编纂戛然而止。

   不过,即使正式启动第四次民法典编纂后,立法机关也未完全放弃“分头立法”的方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系统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适应党的政策要求于1999年1月开始起草之后,[23]未受民法典制定的影响,一直持续进行着,并于2002年8月29日颁布。历史地看,第四次民法典编纂更多地是一次不顾原有立法计划的“率性之举”。

   民法典编纂失败后,最高立法机关迅疾恢复物权法草案的修改与审议。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正式颁布。两年多后,《侵权责任法》 (2009年12月26日)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也被制定出来。

   总体看来,我国在无法“毕其功于一役”地编纂一部民法典的情况下,为适应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满足“有法可依”的法制建设要求,在“同时并进”的立法政策指导下,按照现实需求的强弱状况,采取“分割性方法”,把民商事生活切割为一些相对独立的领域先后制定出一个又一个的单行民事法律,最终形成以《民法通则》为基础、以《婚姻法》《继承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为骨干、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为特别补充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

   从法律技术上看,民事单行法普遍采纳了设置总则性规定的法典化立法技术,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物权法》,它不但设置了总则编,而且在包括总则编在内的四编中,皆以“基本原则”或“一般规定”的方式作出了次级总则性规定。从规范功能上看,《民法通则》属于适用于所有民商事活动的基本私法 (简要民法典),[24]《婚姻法》《继承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分别属于适用于特定民事领域的基本法。虽然这些法律在内在价值与外在体系上存在紧密联系,但它们彼此之间的独立性也相当明显。因此,这些单行民事法律实质上就是适用于某一民商事法律领域的民事部门法典。

   (二)民事部门法典的形成与发展特色

   从比较法上看,20世纪以来,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在通过自愿继受欧陆民法而建构本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大致采取了两种不同的道路:一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法典,如1926年的土耳其民法典与土耳其债法典,除基于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地理的、经济的理由作出少许改动外,几乎完全抄袭了1907年《瑞士民法典》和1911年《瑞士债法典》。通过这种自愿继受西方法律,土耳其实现了法律的世俗化、西方化,并由伊斯兰法系转入大陆法系。在土耳其学者看来,土耳其民法典与债法典事实上是通过使土耳其法律离开传统的宗教法律体系或领域 (伊斯兰法)、追随欧洲法律领域而完成了一次“法律革命”。[25]二是混合继受其他国家的法律,如1896年《日本民法典》主要继受《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产物,是日本接受西方文明的结果,是日本社会现代化、西方化的一次重大跨越。日本学者对此评价说,“不管给予日本传统习惯和道德多大的关注,日本民法典的西方性皆不可被否认”。[26]我国1929-1931年间编纂的中华民国民法,同样采取了混合继受的法典化方法。[27]

   我国民事法律的发展路径与方法完全迥异于以上两种民法法典化道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旨在立足中国实际、自力更生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虽然1992年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但并没有采取在较短时间内把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完全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急剧变革,而是采取渐进式的发展之路,逐步深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在这个持续发展的改革过程中,旧问题之解决,有时完全属于兴利除弊,有时则会积累、演化出新问题,而新问题堆叠到一定程度,则引发出新一轮改革需求。因此,渐进式改革始终表现为一个“深化—再深化”的阶段性发展进程。需要改革的问题总是处于深化、变化或转化之中。以问题为导向、以经济为基础的法律,随改革之不断深化常常显得不能适应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因改革之需求应运而生的许多法律由此阶段性地处于应当通过修改、补充或完善而不断自我调适的进化状态。

   这种经济决定论与实用主义主导的民事部门法典,虽然具有法典的体系结构并发挥着法典化的功能,但其规范体系在内外方面皆显得残缺不全。[28]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或者一旦深入发展到一定阶段,法律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修改法律或创造新规则则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由此,我国民法走出了一条比较独特的法典化、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交相辉映、交互作用的法律发展、进化之路。此所谓法典化,是指各个民事部门法典的制定;解法典化主要表现为以民事特别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以实施细则为样式的部门规章对民事部门法典的解构;再法典化,是指最高立法机关对民事部门法典的部分或全部修改。具体来看,各个民事部门法领域显现了不同的法律进化特色。

改革开放后民事立法的部门法化、法典化肇端于婚姻法领域。立法者以一部新《婚姻法》 (1980年)取代了1950年《婚姻法》。拉长历史视线看,1980年《婚姻法》其实是婚姻法领域内一次典型的再法典化。新《婚姻法》施行后,为应当新情况、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1996年间发布了五个重要司法解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传统婚姻家庭观念发生急剧变化,婚姻家庭领域出现诸多新问题。为此,最高立法机关于2001年对《婚姻法》作出重大修改。此后,市场经济发展对婚姻家庭领域造成的深刻影响集中爆发出来,为应对一系列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接连发布了五个司法解释。这些司法解释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及由此引发的争议大大超过了《婚姻法》。显而易见,三十多年来,我国婚姻法走出了一条再法典化 (1980年《婚姻法》)、解法典化 (司法解释)、再法典化 (《婚姻法》2001年修改)、再解法典化 (司法解释)的螺旋式发展之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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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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