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硬汉郑也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40 次 更新时间:2019-01-07 23: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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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也夫被人看作“老愤青”,对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具有理性的清明。但是,也夫乐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既然不能影响中国,为何还要乐此不疲地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也夫自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对于影响中国,我没有积极的功能。但还是以为,略有一点消极的功能。”不是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具有这样的认识,“这消极的功能就是平衡社会管理者的力量。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很可能政策和社会生活依旧,但是我通过自己的声音,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

   难道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点积极的作用都没有?也不至于如此悲观。也夫来到学校教书之后,感受到“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快乐,所以,也夫说,我只能影响我的学生。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影响的并不是自己的学生,在公共知识分子的背后,有许多双注视的眼睛,晚辈多么渴求自己能够被人文主义的光芒照亮。

   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影响不了中国,没有什么可以悲观的,但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无数后生的灯塔。智慧的光芒,人性的光芒,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对于晚辈是何等可贵?

   这个时代,上苍给公共知识分子的礼物——互联网,通过网站和博客,真正的知识分子扩展了自己的课堂,能够进行对话与交流的,已经不限于传统的课堂,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

   多少个夜晚,与可爱的学友,一起探讨具有关怀的知识分子,逸闻趣事、喜怒哀乐,津津有味的谈论着,乐而忘倦。这是为什么?因为思想的黑夜比白天多,需要榜样慰藉我们的心灵,启迪我们的思想。石家庄如此荒僻孤寂的小城,还能够呆下去,就是因为总是能遇到读书种子,知识分子的光芒总是能够照亮他们的内心,还有什么比照亮人心、温暖心灵更加让人激动不已的呢?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时代,是一盏灯,充满人文关怀和理性清明的灯塔。

   为什么社科院、党校、军校、政策研究部门这些地方容易说官话呢?无它,因为经常面对的是官员。大学知识分子,其实,顺应官话的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但是,大学毕竟要与学友进行交流,无论学术讨论会,还是讲座和演讲。这种场合说官话,就有点困难。说假话、套话、场面上的话,可能吗?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说人话的,但是,说人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背后也有一些眼睛在默默注视着你,随时准备抓你的小辫子,给你扣帽子,打棍子,所以,大学里面真正的知识分子,过得并不舒心。

   简单平凡朴素的真理,找寻起来,为什么那么艰难?由于无处不在的恐惧和谎言。所以,对于大陆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高度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社会的良心,散发的人性的光芒,温暖着很多人。如果有一天,郑也夫、贺卫方先生老去,北京万人空巷,就像牺牲的英雄一样,获得市民高度的尊重。才可以说,中国产生了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渊源于俄国斯,俄罗斯的文化人承担起思想启蒙、文化建设的职责。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灿烂群星照夜空,他们是俄罗斯漫漫长夜中的文化守夜人。俄罗斯在知识分子的劳作下,终于迎来文化黎明。知识分子本身并不从属于某个阶级,可以说是一个阶层,他们可以是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可以是面包工人、小炉匠,也可以是公爵、贵族,但是,他们都可以担当道义,成为社会的良心。所以说,知识分子,本身具有公共职能,站在公共的立场,尽管他们自身是独立的。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强烈的信仰,追寻真善美,与假丑恶进行斗争,哪怕面临牢狱之灾,在所不惜,大义凛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具有如此高洁的品质?甘当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照亮俄罗斯的夜空。不管是什么时代的沙皇,都不能将知识分子彻底打垮。

   1978年之后,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分子,才是比较出活的;没有使用价值的依然生活在角落和边缘。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都不是通过“画图”就能够出活的,社会科学家要“看图说话”,自由表达的空间,就和空气同等重要。

   社会科学的四大学科,法学和经济学繁花似锦,这些都不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作用,而是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已经成为政治口号,学术禁忌就大大减少,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没有这样幸运。

   孙立平先生是当代中国出活的社会学家,也夫的好朋友。孙先生曾经提出“体制性的拘谨”,比较深刻地描绘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从大历史来看,也许这种恶劣的表现正是历史前进的杠杆。“体制性的拘谨”,在中国学术界依然成立。学术界“体制性的拘谨”有哪些表现呢?官话、套话、场面上的话,一点不比官场少,有时候,甚至比官场还要多。学者说话、演讲、讲座、上课、报告、文章,特别时尚。学者争取的学术课题、项目、基金,学者紧跟政治时尚,决不越雷池一步。政治学、社会学,甚至没有形成基本的学术话语,学术著作和论文,面目可憎、语言乏味、陈陈相因。大部分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用极大的力量,印证和维护政治家的言行。

   因为,很早以前,知识分子就已经大势已去,所以,只能够顺天应人、顺势而为。学术的自主性早已荡然无存,哪里还会有学术尊严!

   上过当、吃过亏,舆论一律。30年来的社会变迁,在一些领域,已经存在多种声音,似乎印证进入“学术自由”的时代。其实,细细想来,在不关紧要的地方,确实有多种声音,但是,在至关紧要的地方,社会依然充斥一种声音。

   是该认真思考一下:知识分子,何以安身立命?

  

八、薪火相传


   也夫曾经深有感慨地说:认识自己需要一个过程。也夫对中国社会,确实具有深刻的见识,但是,也夫对自己,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再多的遗憾,也没有办法弥补。通达一点的说法,也夫和大学的机缘,只是比较晚一点而已。

   笔者在北京求学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也夫的雄辩滔滔。当时有个感觉,也夫应该当老师,否则可惜了。谁能料到,对于中国社会具有深刻了解的也夫,不能够认清自己,1982年就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但是,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漂泊多年,直到1998年,都已经48岁了,也夫才来到知识分子最适合的社区——大学。

   屈指算来,也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已经12年了。不记得,哪位学者曾经说过:党校、军校、社科院、政策研究部门,都不是知识分子适合的社区,这些地方,不仅很少有朝气蓬勃的年轻学子与学者互动,关键是,这都是必须说官话、场面话的地方。也夫在大学的时间,比本人还短,但是,也夫如鱼得水。也夫觉得农夫和教师是快乐的,因为,农夫和教师都能够看到种子发芽、成长、壮大、成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乐也!

   要不是中国人民大学计较学术课题和项目,也夫不会逃往北京大学。好在也夫已经成为教授,否则,在北大能否呆下去,还是未知数。也夫除了搜集图书和非洲木雕,花一点钱外,没有更大的花费。也就是说,从也夫自己的心态上来说,他自己已经处于“后物欲”时代。但是,他自己可以具有这样的境界,弟子们可不这样想,之所以投靠名师,还不是指着导师有项目和课题,哪怕无偿或者廉价给先生打工,都是比较舒服的。

   遗憾的是,也夫已经和课题和基金绝缘,所以,也夫很少能够招来自己心仪的弟子。这就是也夫洁癖的代价。也夫早年研究代价论,他自己门清。但是,代价总会有所补偿。也夫和弟子之间,比较洒脱。既然没有课题和基金的烦恼,所以,也夫就不会把自己的研究发包给弟子。当也夫的弟子,就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

   大学这个社区,真是鱼龙混杂,像也夫这样的老师,已经凤毛麟角。绝大部分教师都有自己的课题和基金,有的甚至手头上有六七项课题和项目,这么多项目,怎能忙得过来,招到弟子,正好打工。

   比较而言,也夫倒是没有这些烦恼,再加上也夫来到大学,已经接近知天命的年岁,所以总愿意找来一些出活弟子交流切磋。说实在的,也夫天然就是当老师的料,他的雄辩、他的激情、他的忧患、他的憧憬,总愿意向弟子们流露。至于大学里面,喜欢闷头搞课题的先生,实在不应该担任教授,时代无论如何变幻,老师的职守毕竟是教书育人。也夫别看有时候身体不是特别健康,但是,也夫总是有旺盛的精力,在课堂上与年轻学子互动,不论是讲课、讲座,还是批阅论文,也夫觉得特别过瘾。

   也就是说,也夫天然具备一个好老师的所有条件。比起那些明星教授,可以支配的资源,也夫可怜得很。但是,也夫具有关怀,而且,只要也夫讲一门课,总愿意与弟子进行智力的竞争,看哪位弟子阅读的书籍能够超过自己,一旦发现哪位超过自己,也夫欣喜若狂。为什么也夫能够做到大气呢?也夫在年轻时候立志时,曾经说过一番话,大意是:只要能够担任国家田径队的总教练,给个副总理都不换。也夫那点洁癖,其实是对规则的尊重,不玩不公平的游戏。但是,只要规则公正,哪怕自己不出活,也要指导弟子获得锦标,所以,也夫愿意率领弟子进行各种门类的竞争。在黑龙江农场子弟学校,也夫曾经率领弟子获得地区锦标。直到现在,也夫提起这样事,都特别得意。

   也夫不仅具有这种能力,而且具有魅力。自从1978年以来,已经30年,当代学术地图中的第五代学人,按理说,应该培养出第六代,不幸的是,与海外学术界交流的时候,台湾学者已经带来自己的学术梯队,但大陆第五代还是占据舞台中央,晃来晃去。这说明第五代学者,心性之坏,心胸之狭隘,人品之恶劣,已经自私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大概他们心里想着: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也不能让后生出山,否则对不住掌握的资源。

   也夫每当看到这种局面,就痛心疾首。所以,当也夫看到孙立平先生在北京大学精心培养的弟子浮出水面,对孙先生倾慕不已。孙立平、郑也夫两位先生对于学术晚辈的舐犊情深,确实可以见出作为学术战略家的气概和胸怀。俗话说得好:万紫千红总是春。但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总有一些把握学术资源的学阀和学霸,压制学术晚辈,自我膨胀。

   恢复以来的大陆社会学界,之所以气血衰弱,与费孝通、袁方、陆学艺、郑杭生的气象和人格有着直接的关联。尽管,不少学人把社会学的不发达,归咎于外因,但是,这种说法不大具有说服力。社会学界好像与政治界有着互为表里的关联,其实,这些掌门人故意夸大其词,好为社会学的不长进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具备百家争鸣的自由的学术生态,一门学科肯定比较和谐,谁要是与学科的掌门人不和谐,那么,连项目和课题都不会捞到,现实就是如此残酷。郑也夫的学术成就,在法学界、经济学界,无论如何都应该具有更大的发展,谁让他在社会学界呢?

   让我们觉得哭笑不得的是,郑也夫没有经费和课题,但是,他所作的工作,都是那些掌门人不屑一顾的,比如说是给学生编书。《都市的角落》、《消费的秘密》,都是也夫开设选修课程上发现的学生作业。也夫开设《城市社会学》课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年轻人行动起来,到北京的角落发现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也夫自己出书特别难,但是,挡不住具有无比的狂热,最后说动了出版社,出版了学生的作品。《消费的秘密》是选修课学生的作品。清华大学法学院王亚新先生特别欣赏《都市的角落》,见到也夫的时候,特别指出这是法学课程要讨论的必读书,华裔学者阎云翔先生对也夫编辑出版学生的作品,给以高度的敬意。一个最没有条件出书的学者,居然有心人,天不负。

   也夫在人民大学的时候,建议社会学系出版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这是很好的学术规训,在这个基础之上,最后发展成《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北京大学的刘世定、林彬,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沈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潘绥铭先生,加上也夫,六位联袂,共襄盛举,这可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社会学要想人丁兴旺,怎么也要传宗接代,学术的生生不息,完全在于薪火相传。也夫,看透了不中用的社会学界,但是,并没有彻底绝望,也夫是理想主义者,他把深邃的目光投向未来,所以,他才不惜一切代价,守护那些学术的根苗。当然,笔者这么表彰也夫,也夫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些工作,都是也夫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觉得很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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