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硬汉郑也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56 次 更新时间:2019-01-07 23: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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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北京作为中国的学术中心,集中了最多出活的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黄平、李汉林、渠敬东、王春光,中国人民大学有潘绥铭、周孝正,北京大学有郑也夫、王铭铭,清华大学有秦晖、孙立平、郭于华、沈原,中国政法大学有应星,还有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两位掌门:陆学艺和郑杭生。

   单就北京来说,至少不下十七八位,学术水准不在景天魁之下。不少人士面对也夫的质疑,说什么“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言外之意,景天魁到底什么水准,怎么能看得清呢?我在业余弄学术地图的时候,葛兆光先生也是这么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最初反对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一个理由。但是,觉得弄不出来的事情,一切皆有可能,人家中国社科院就弄出来了,而且还是如此有趣。

   后来,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们为什么不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形势比人强,也夫对于景天魁的质疑,还是比较厚道的。其实,中国社科院弄出来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47名,绝大部分,是现任或者前任所长,这让我们说什么好呢?

  

四、学术自觉


   笔者曾经担任一门《比较文化学》的课程,选取陈乐民先生的《欧洲文明十五讲》作为教材。希腊城邦制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与希腊比较起来,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希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城邦?希腊人似乎没有形成帝国的地理和文化因素。中国其实原来也有好多地方,但是这些地方似乎都在统一的大一统的软件而斗争,最终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似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国家。中国人什么都要讲究“大”,国家势力弱的时候,地盘小的时候,臣民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爱国的热情之高,简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宋一朝,出现了多少“爱国诗人”。中国人对“大”有一种植根于传统的心理积淀。也许希腊正是那么多小城邦没有统一起来,才为多元的文化提供了发育成长的空间。

   所以在文化学意义上,“小”往往和多元、互动、多中心相联系,而“大”则往往和一体、融合相联系。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嚣和骚动,多了一些朴素。

   7年过去了,郑先生的思路成为一本书:《城市社会学》(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6月1版)别看这本不到19万字的小书,我以为是社会学经典。只有经典学人,才能有经典著作。20万字篇幅是可以把一个问题谈透彻的。动不动就40万字的“理论著作”倒是挺吓人的,可是,作者的真知灼见在哪里呢?

   真正的社会学者,较别的什么人可能更要深入社区、尊重大众。他所研究的是大众的焦点,写文章肯定力求大众看懂。你看,郑也夫读芒福德著倪文彦、宋俊岭译的《城市发展史》,不玩深沉,怎么考虑的就怎么说:文化传播中仅次于语言的一项最宝贵的集体发明便是城市。城市的出现缘于交流与对话。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抄在这里:“城市衰败的最明显标志,城市中缺乏社会人格存在的最明显标志,就在于缺少对话——并非一定是沉默不语,我同样指的是那种千语一腔的杂乱扰攘,也都是这种表现。有一种社区既不懂得超脱又不懂得反抗;既不懂得诙谐讥嘲又不懂得标新立异;既不懂机智的斗争又不懂公正的解决,与此种社区相比,死城的沉默反而显得庄重威严。”

   郑也夫先生《城市社会学》第七讲,正是讲的城市的规模与类型,专门讲到小城市的优势与劣势,入情入理,真是精辟。郑也夫先生讲:“要是在小地方,生存的情况没这么严峻,生存压力没这么大。周围的人没给你提供这么多不良的示范样板,这么多无形的压力。那地方很安静,那地方自得其乐,那地方居室不太大,周围人都挺高兴。有时候你觉得好像大地方似乎文化更繁荣,其实在小地方你可能更自得其乐,你可能更爱做你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最后因为你的热爱生活过得很有味道,最后做出了一点成绩,因为你没有随波逐流,你没有追时尚,追时髦。生存给你的压力要平和得多。”难怪牛津、剑桥、哈佛、普林斯顿都在小地方呢?中小城市往往少了北京的喧嚣和骚动,多了一些朴素。

   也许,只有小地方,才可能存在一种宁静。宁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欠缺的正是心灵的宁静。宁静是一种境界,学是学不来的。大学问得自宁静,成功的大学亦得自宁静。当代中国,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宁静的氛围一扫而光,喧嚣正充斥着我们的耳鼓。

   阅读郑也夫先生的著作乐趣何在呢?先生的著述提供了很有趣味的方法论,并且所进行的思考是依据常理的思考。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郑也夫先生的著作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中国社会的思考,无论如何都是让人值得欣慰的。当代中国社会学界之不成熟,就在于社会学者好像漂浮在空中,若雪花飞舞,如落叶飘零。给人的感觉,是大海上面漂浮的浪花,而不是大海;郑也夫先生的著作,真是大海,激荡着读者的心灵。这种感人的力量,旁的社会学著作中是体会不到的。

   《城市社会学》、《代价论》,两本著作体现着社会学的文化自觉。旁的社会学著作,似乎时刻让人觉得著作的用处,其实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体现不出社会学的价值理性。郑先生的著作,让人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并不是简单地改造社会的力量,而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书店和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图书,社会学著作和记者的调查报告,没有任何区别的。如果一门学科混同于其他的学科,只能说,这门学科存在的理由,似乎已经不是那么充足了。失去了思辨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当代中国社会学,不仅欠缺解释世界的文化力量,而且居然失去了描述世界的独特方法,无论如何是令人失望的。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社会学的尴尬。当代中国的社会学,欠缺学术的滋养、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滋养。费孝通先生在重建社会学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社会学的重建简直可以说是失败的,有什么胜利可言?愈到晚岁,费先生的这种想法越是强烈,老先生要否定自己的工作。

   社会学如何突破自己?也夫具有超强的学术胃口,对未知的好奇、对探险的乐趣,很少能够有晚辈与之抗衡。无形之中,也夫完成了对学术边界的跨越,获得了多学科滋养,达到了文化自觉的境界。

  

五、学术想象


   2008年7月19日下午,如约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发表演讲《社会学的硬汉——郑也夫》,为时两个半小时。着重讲郑也夫所具有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我认为这是郑也夫出活的最主要的因素。

   百年中国社会学地图中,老一辈先生大都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潘光旦、费孝通先生,社会学的想象力居然那么充沛,他们的文章,现在读来,都那么让人神往。

   1979年以后恢复重建的大陆社会学,尽管老一辈、小一辈都曾经在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中,饱受打击和压抑,但是,他们社会学的感应神经,似乎已经短路了。他们搞调查、做课题、跑项目、写文章,都不愿意甚至远离自己切身的感触和体验,他们似乎有意疏离着什么。作为一个整天在社会生活中折腾的、有时候甚至饱受社会生活的折腾,但是,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生活体验,更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学术课题相关联。老一辈学者这么做,就是不愿意给自己和朋友身上撒盐,他们的理念是,痛苦已经过去了,说多了有什么必要呢?所以,对于费孝通这样的老社会学家来说,只能振作疲惫的精神,为现代化增砖添瓦。

   社会学家其实是挺不幸的,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中,体验不一定比别人丰富;具有的体验,也不一定比别人深刻。一个出活的社会学家,必须忠实自己生活,必然对生活有真切而且别样的体验,这样,他们才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

   社会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对身处其中的社会,给以合理的解释,给出社会生活的理想图景。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境遇出发,理解当下社会的,社会学家也不不例外。但是,恢复重建以来的社会学家,把真实的自我隐藏的很深,层层包裹着自己,利用问卷和概率,去了解中国社会。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社会,究竟吗?事实已经做出很明确的回答,不把自己的人生际遇作为社会学的酵母,其实是危险的。社会学家不把自己放进去,做为考量的一个对象,谁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学家呢?

   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家,应该从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可以看到丰富的社会学问题,谁叫你是社会学家呢?这恐怕是社会学必要的想象力吧!既然老辈学者已经翻译成“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没有必要改正了。不过,我觉得,这种想象力,其实就是“社会学的感觉”,好的社会学家,或者天然,或者经过训练,具有这种敏锐的感觉。秦晖、李银河、孙立平这些出活的社会学家,这种社会学的感觉特别丰富,而且忠实于自己的这种感觉,并且把这种感觉提升到理性的层次。

   当然,社会学想象力,不是谁都可以具有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人就喜欢那种干瘪、枯燥、扭曲的论文。否则,何必写那么多毫无声气、死气沉沉的“著作”和“文章”呢!反正,阅读也夫的文章,一点都不觉得无趣。由于,也夫用心体察和思考社会,所以,不管多么无趣的话题,也夫都能写得那么生动活泼、生气勃勃、生机盎然。试想,从心中流溢出来的东西,与真实的境况,怎能不发生碰撞和共鸣呢?

   为什么说也夫是自觉传承老辈社会学理念的一代学人呢?老一辈学者潘光旦、费孝通经常在报纸发表学术文章,当然,民国年间,没有“核心期刊”的概念,社会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报纸和杂志表达见解,是很平常的。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属于改良主义者,而没有必要当革命家,革命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前景都具有底线乐观的情绪,觉得人文社会还是可以变得更加美好,也就是说,社会学家都愿意成为富有建设眼光的批判者。社会学家还有费边社那样的精神气质,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不要觉得别人一定不接受。好想法是可以分享的,别人是可以被说动的。

   郭于华教授曾经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社会学者能够贯通历史和现实。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是,变幻不定的社会,其实具有自己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好的社会学家,必然能够从长时段观察历史,理解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把握社会内在的机理。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就是大历史的观念。否则,总是临时抱佛脚,追着社会跑,但总也追不上,望尘莫及。

   好的社会学家必然具有自己解释很长一段社会史的能力,比如说中国的社会学家,了解民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一事一议,针头线脑,总也不理顺。也夫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出现杀熟的时候,很具有大历史的观念,能够恰如其分地解说杀熟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也夫梳理1949年以来的社会史,看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这个国家在短短50年之内积累了丰富的杀熟经验,当这些杀熟的经验转换到经济上的时候,后果还需要我们指出来吗?

   回想往事,1987年第一次听到郑也夫的讲座、得以结识先生的时候,先生37岁,血气方刚;立志描摹也夫这一代学者的时候,也夫大概48岁,年富力强;当我深入也夫的心灵世界,探寻一代社会学家的职志和愿景之时,也夫竟然已经达到耳顺之年。

   人生真是经不起回首啊!

  

六、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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