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硬汉郑也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44 次 更新时间:2019-01-07 23:57:41

进入专题: 郑也夫   社会学  

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不读到博士毕业,导师就会很伤心的。本来也夫去丹佛大学,是奔着博士去的。只要修满足够的学分,就可以获得博士毕业。但是,也夫实在难以忍受不能写作的痛苦。导师、亲朋好友,没有人认为也夫不读下去,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好不容易出国,结果连博士学位都不想要了,何苦来哉!见到画画的堂哥,也夫整天与堂哥争辩,内心充满创作的冲动,但是整天临摹的痛苦,实在是难以倾诉的。也夫的真性情,可窥一斑!

   正好也夫的学分够得上硕士,这样,也夫于1986年,心急火燎地回到朝思夜想的故国。不到两年的时间,《知识分子与中国》的书稿就顺利完成,这是1988年的4月。接着筹备召开知识分子学术研讨会,会议是在北戴河开的,知识分子研究的主力,许纪霖、黄万盛、陈明、谢泳都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议上,这些知识分子研究者,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达成一个共识:知识分子必须是对于专业之外的社会有所关怀的人。那时候,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那时候是具有比较公认的底线认同的。1989年之后,随着政治风气的转变,知识分子日益犬儒化,所以,只能在前面再加上一个定语——“公共”。因为,随着犬儒化知识分子的暴富,人文关怀和担当道义,对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1985年费孝通老先生已经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彻底了断,来到北京大学。这对费孝通来说,也是一种寻找社区的努力。郑也夫1994年离开北京社科院,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1998年离开中国社科院,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4年离开人民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这时候费孝通已经步入晚年,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离开开满鲜花的田野,化作泥土。两位隔辈的社会学家,足迹有所交叉和重叠。仔细思量,确实很有趣味。

   晚年的费孝通,到底做得如何?这是费孝通老先生本人的一大心病。自己仅是花瓶而已,哪里能够像张思之律师,哪怕做花瓶,也要做有刺的花瓶。1957年之后,费孝通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在精神气质上被全能社会彻底打倒。晚岁回首平生,遗憾实多。情不自禁地回忆“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难道清华那一代人的风骚,就没有费孝通的风采和神韵吗?也夫作为自觉的知识分子,实在难以在当代寻找精神养料,所以,把目光投向了民国历史。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具有智慧、悟性和才华的知识分子范型——费孝通。也夫对于1949年之前的费孝通,推崇备至。对于《乡土中国》流溢的精辟议论,具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

   但是,对于晚岁的费孝通,在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中所起到的作用,郑也夫并不以为然。也夫对于1980年以后的费孝通,并不看好。当代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成为目前病弱不堪的情形,费孝通难辞其咎。所以,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先生离开人世,也夫拒绝了《南方周末》的约稿。因为,也夫,不愿意在老先生刚刚离开我们,就要进行批判,也夫觉得那样不够厚道。

   但是,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邀请也夫做学术演讲,回答学友提问时,也夫还是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当然,这个想法与社会学界主流意见确实正好相反。也夫不认同社会学界同仁对晚岁的费孝通作出过高的评价。社会学界“言必称费老”的学人,坚定地把费孝通的这个大旗扛下去,晚岁费孝通小城镇调查和“离土不离乡”的构想,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有机部分,被说成是社会学对中国现代化的一大贡献。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不多的具有水准的政论家和时评家,晚岁的费孝通已经彻底抛弃了40年代人权、自由、民主的理念,论证和印证了政府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政策。聪慧、世故的费孝通,明白政府的需要,这在学术上不能不说是一种“曲学阿世”。

   也夫在深圳的学术演讲中,谈到费孝通的晚年:“我觉得他是悲剧人物,极其遗憾。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此前在知识界,他是一个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有见识的人,一个睿智的人,但是以后的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了。”也夫分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后来当了很大的官,被约束了,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只有一个经世济民的动机,他没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费孝通没有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而是将学术当作一种职业,所以,遇到环境的变化,不会把学术当作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领地,早就把学术放弃了,对待学问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得1978年以后的费孝通,只是做一些政府认为有用而且立竿见影的东西,这样可以给人证明:社会学是非常有用的,能够为社会主义作贡献的。这样,在费孝通的影响之下,在政府的推动之下,中国大陆的社会学走上一条“急用现学”的路径。

   大陆的社会学家,没有兴趣关心丰富生动的社会,心甘情愿做政府的助手,解释社会的能力及其有限,这与社会学共同体的不发达,互为表里,同时与费孝通对社会学的塑造,亦大有关联。

   社会学家对于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同情,对中国社会大势的理性认知,对未来社会,所持有的理想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界,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社会学家丧失了职守,能够忠于职守的,反倒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怪物。也夫,面对晚岁的费孝通,不由自主,神往四十年代的费孝通,羽扇纶巾,英姿勃发。尽管没有达致40年代费孝通的水准,但是,也夫抛弃80年代的费孝通,这就是不简单的事情,放眼望去,多少社会学家还在紧紧抓住80年代的费孝通。

   所以,对于知识界来说,有一个寻找社区的任务。但是对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而言,还有一个树立标杆的工作。不妨把郑也夫当作社会学的标杆,踏着也夫的足迹,寻找四十年代费孝通的影子。

  

三、学术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建立大师的认证机制,以便分出“特殊”与“一般”的学者,这是2005年底的事情。万事开头难,推选出来具有极高学术水平、又红又专的学者,已经是2006年7月份的事情。影响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中国社科院总愿意关起门来办,一方面说明中国社科院没有宽阔的胸襟,不能涵盖香港、台湾的学者,另一方面,大陆各地社科院和大学里面的学者也没有涵盖。最主要的是,李泽厚先生不能成为学部委员,可见,评选资格不是按照学术水准,而是主要体现政治过硬。

   这让我们想起来,1949年以后,20世纪50年代出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至少在形式上能够包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但是,全能政治的社会生态,是要领导一切学术的,按照这种标准,顾颉刚先生是不能评选为学部委员的。

   1977年,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经济学、历史等13个研究所,整合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岳霖、贺麟、钱钟书、杨绛、沈从文,可谓群贤毕至,但,社科院毕竟和大学不一样,很少有师生间交流切磋之乐。在也夫看来,社科院,不能说是知识分子的真正社区。

   也夫就是中国社科院毕业的,1982年来到北京社科院,在这里一直呆到1994年。1994年到1998年,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呆了四年,尽管也夫有洁癖,但是,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里面的研究人员,低头不见抬头见,好在社科院不用坐班。1995年,也夫进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年之后,景天魁从哲学所来到社会学所。在一次与西方学者交流会上,看似谨小慎微的景天魁,不经意间一开口就说错了,这对也夫来说是不可饶恕的。但是,随后的几年,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冲突。如果真要说有的话,在我看来,只能说是学术理念的不同,学术胸襟的差异而已。

   所以,2006年中国社科院推选学部委员,最后社会学所的学部委员就是景天魁,尽管这时候,也夫已经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八年之久,但,也夫依然觉得这个世界非常荒诞。忍无可忍,7月31日社科院两周的公示期刚过,也夫发表博客文章——《二流学者何以当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直言景天魁是二流学者,指出就在景天魁的同事里面,一流学者不少于五位,至于北京地界的学者里面,好过景天魁的也要超过十位。“中国社会学界并不高尚,但也还没有堕落到一点正直的声音都没有。”

   笔者也曾写文章,题目就叫做《也夫说“景天魁是二流学者”比较厚道》。一些朋友觉得社会科学,分出高低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说明中国学术共同体还没有成熟,但是就是没有成熟,或者说社会学比较弱势,难道就可以良莠不齐、鱼目混珠?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社会学界,也夫说自己是边缘人,这不是客气话,社会学界主事的,因为有利益的纠结,内心的想法,不可能像也夫这样坦诚。也夫没有捞取什么利益,所以,说话就能够这么坦率。“利益相关者”举证景天魁是二流学者,可能吗?“利益不相关者”也夫把这话说出来,社会学界对于特立独行的也夫能怎么办呢?也夫把这话说出来,从另外的角度观察,也可见出也夫对于社会学界的绝望情绪。

   也夫对于景天魁的怀疑,是为了推动社会学界良性评价机制的建立,原本是一个好事。但是,也夫这么出活的社会学家,不懂得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使得社会学界具有一点多元的生态之外,其实什么也没有实现。可以说,这不是也夫的失败,而是,中国学术评价机制的惯性。改变历史的惯性,建立好习惯,殊为困难,没有一两代人的努力,怕是办不成。

   也夫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超过景天魁的至少有五位,比如说李银河、苏国勋、李培林,其他人,也夫没有说,也许是黄平、李汉林、陆学艺、渠敬东、王春光,这些学者在我看来,确实比景天魁出活。但,景天魁从1998年开始当所长,一直当到2006年。只要有可能,就可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编,《中国社会学年鉴》的主编,其他什么课题和项目的负责人,这些都是水到渠成。

   “景天魁是二流学者”这一说法,为什么比较厚道呢?因为,也夫毕竟承认景天魁是学者。景天魁大学毕业于北京大学,和社会学所前任所长陆学艺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友,中国搞社会学的人有一部分出身于哲学,像陆学艺、郑杭生、景天魁都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晚期,景天魁在山西日报理论部工作。文革结束之后,憧憬回到母校深造,但,此事未果,这样到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1987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景天魁毕业之后,留所工作,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1995年“半路出家”,来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毋庸置疑,景天魁先生确实具有很深的哲学造诣。社会学界的学者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位具有哲学造诣的学者,为什么非要来到社会学所,其实,此种事情,在西方学术界是非常平常的,因为西方学术界都具有宽阔的视野,这也是通才教育的理念,没有什么奇怪的。陆学艺先生回答学界的疑问时,也是这么回答的:景天魁哲学功底不错。

   笔者不愿意纠缠景天魁先生半路出家,没有意义。英雄莫问出处,不管景天魁什么教育背景,能够在社会学领域取得成就和突破,就值得欣慰。

   社会学所关注的视野,极其广阔,所以,社会学家必须具有优美的常识。任何一位社会学者,在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而且变迁迅猛的中国社会面前,他的专业准备都是不够充分的。所以,中国社会学家多元的知识背景和各异的学术兴趣,导致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差异性非常之大,也就是说,社会学家对话、交流、切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话题。但是,这种劣势在一定情形之下,也有可能转化成优势,为社会学的成长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强调景天魁先生的哲学背景,而且进一步强调景天魁先生“半路出家”,确实不够究竟。中国出活的社会学家,比如秦晖,历史专业出身,邓正来,外语专业出身,孙立平,新闻专业出身,也夫本人,既有历史学的背景,也有宗教学的背景。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谢志浩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郑也夫   社会学  

本文责编: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40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88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