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 次 更新时间:2019-01-04 2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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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翔  
外部施动方会寻找代理人为己提供资源。事实上,潜在干预者会根据资源等要素仔细考虑站在战争的哪一边。(65)大国、地区强国或邻国想要干预分离运动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借口,其中就包括自然资源分配。(66)在塞拉利昂内战(1991-2002年)中,尼日利亚、几内亚与利比里亚分别支持塞拉利昂政府军与“革命联合阵线(RUF)”,其中重要原因是这个国家拥有丰富的钻石资源。对于外部施动方来说,内战国家是新式武器的良好试验场,通过向各自代理人提供军工产品,拓展武器销路,大发战争财。同时,施动方借助代理人的战场实践与宣传效应,可以吸引更多的军工客户。例如,美国的“陶”式反坦克导弹在阿富汗战争中取得不俗战果,后受到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大加青睐并不断采购。外部施动方还着眼于介入国家的战后重建进程,通过让己方支持的代理人掌握或影响战后的政治结构,促进本国商业与投资活动的开展。事实上,刚刚经历内战的国家重建任务艰巨,外部干预者可以通过与代理人原先的密切关系为自己的经济事业创造有利的条件。

   除了预期收益外,施动方以代理化方式介入内战,还考虑到资源耗费、控制成本与承诺义务等直接干预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要顾及其中的成本问题,总体上来看,代理化干预内战的成本更低。外部施动方直接干预内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物力与财力,还会带来相应的人员损失,这会增加国内观众成本,影响政策连续性与政府稳定性。通过代理化的方式参与内战,不用直接派兵,仅仅提供后勤等方面的资助,可以实现既定目标。克里斯·洛夫曼(Chris Loveman)直言,代理人战争是国家寻求深化其战略目标,同时避免卷入直接、耗资及流血战争的替代形式。(67)以越南战争为例,1961-1965年,美国通过出钱、出武器、出顾问、训练当地军队镇压越南北部支持的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5年,美国直接派军参战,伤亡惨重后再到20世纪70年代初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战争越南化阶段,历经代理化—直接参战—代理化的过程。

   代理化方式还可以减少直接干预所带来的控制成本,通过把代理人作为应对冲突的当地力量,降低内外两方面可能存在的对干预行为的抵触,并最终实现施动方的战略目标。在施动方看来,反叛组织熟悉当地的情况,干预某种程度上易具合法性,可能会使抵抗最小化。(68)另外,作为管理盟友关系的工具,承诺义务在维系安全合作中意义重大。直接干预的安全承诺在深度上大于代理化方式,但可能导致出现大国直接冲突或一方深陷内战泥潭的困境,通过代理人介入则可以避免冲突升级与深度卷入,毕竟代理化方式介入内战的承诺可信度与约束力并非如此清晰与强烈,施动方易于抽身出来。施动—代理关系不像正式的同盟关系,约束力并不是很强,具有相应的灵活性与可控性,减少了联盟政治中常见的“连累”问题。(69)

   需要指出的是,施动方干预意愿本身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涉及干预规范、战略重要性、族群宗教纽带、价值观念、大国竞争等。不干涉原则的国际规范始终作用于国家干预意愿,施动方缺乏确保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对规范的强调及贯彻程度推动着国家采取更为隐蔽的代理化做法。内战国家对于施动方的战略重要性是一个变量,与上述提到的预期收益有着关联,当然这个重要性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大国竞争演绎发生相应变迁。身份认知是施动方与代理方之间的纽带,在一定意义上,愈强的跨国族群、政治与经济联系带来更大程度的外部干预意愿。(70)施动方干预意愿受到价值观念的影响,体现在倾向支持与自己有相似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政治军事实体。周亦奇认为,外部支持国带有自身理念,其支持对象只会是与其理念相符的反对派武装。(71)大国竞争烈度影响大国的利益认知,一方的干预会引起地区或全球对手针锋相对的行动,大国竞争的烈度越强,间接制衡的意图就会越显著。(72)大国博弈烈度与内战代理化某种程度上呈现正相关,美苏竞争激烈时期的代理人战争比例上升,但在20世纪80-90年代下降。有学者指出,两极格局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通过代理人追求各自的战略与意识形态目标而引起多场内战,冷战结束后内战数量呈现下降趋势。(73)可以说,外部干预意愿是利益算计的决策过程,外部干预追求效用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并要顾及相应干扰因素,决定了强式意愿与弱式意愿,外部施动方干预意愿与代理化行为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三)内部代理方自主性

   外部施动方的干预意愿是内战走向代理人战争的一个方面,还需要考察内战行为体的政策取向。内部代理方的自主性是关键变量,决定着内战行为体对外部力量及干预行为的政治态度与政策选择。自主性是指对于自身政策的把握度以及对于外部支持的依赖度,突出表现为是否听命与服务于国外行为体。自主性包括意图与能力两个方面,意图是自主性的外在形式,能力决定自主性的强弱水平。自主性作为一种主观动机,受到行为体本身能力的限制,是行为体偏好意图与实际能力的结合。代理方必须有着充当代理人的动机与能力,在战争结果的利益上与施动方高度兼容。施动方与代理方是等级式关系,代理方将自身利益服从于施动方的利益,因为其无力独自行动。(74)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代理方无自我利益或纯粹是为了施动方利益采取代理行动。代理方要实现自身的既定目标,会积极借助施动方的力量力图改变内战国家的国内权力结构。代理方如具有足够的实力就不需要与别国捆绑在一起,以防止成为他国政策的附属品。这其中存在着一种交易机制,放弃一定的自主换来安全。自主性与依赖性相伴相生,内部行为体对外部支持的需求度及依赖性与行为体自主性有着密切关联。(75)卡尔·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直言:“实力限制得越多,目标必定限制得越多。”(76)行为体的自主性决定着对外依赖程度,作用于行为体充当代理方的限度,从而影响内战是否会走向代理人战争。

   行为体的自主性主要受到内战主体力量对比的制约。通常,内战国家的政府及反政府武装的绝对或相对能力不足,会寻求外部支持,政策自主性随之降低,对外部依赖就会越强烈。(77)反政府武装与政府之间能力分配存在着不对称性,这本身是内战中行为体政策行为的有力源泉。(78)就政府而言,这种能力短缺的重要体现是获取国内社会支持的水平不足或下降,导致更多的对抗与暴力活动。(79)但是,内战中行为体更为关注的是相对实力变迁,或者是各方之间的实力对比。研究表明,弱国自助能力与同盟解体存在着正相关性,自助能力强弱是联盟分合的重要自变量。(80)不对称关系中的强者一方一般来说不希望更多的外部力量干扰,弱势一方追求借助外部力量平衡不对称结构,形成内战各方的不对称性需求。这是因为制衡行为的前提是不对称性可能给弱势一方带来潜在损失或威胁,尤其是在弱势一方无法确定随着强势一方实力的不断增长是否会威胁自己利益的情况下。(81)更高的自主性在逻辑上表明更少的外部干预。如果代理方非常依赖干预国家,没有这种支持不能达到任何目标,这种高水平的依赖要求干预国家提供更多的资源。一定程度上,独立性等同需要更少的支持,同时意味着代理方将不会把重点放在保证干预国家满意方面。(82)

   力量对比指涉内战两方面的行为体——政府与反叛组织。掌握政权带来的较强资源汲取能力使得政府在内战初期与反叛组织通常具有实力的不对称性,政府拥有更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弱势的反叛组织会避免与更为强大的政府直接交战。(83)原因在于,多数反叛组织不能克服自身的权力劣势。(84)影响反叛组织的重要决定因素是反叛组织相对于政府的能力。(85)反叛组织要取得权力对等甚至权力优势,在内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6),就要寻求外部支持,以改变不对称性。杰夫·古德温(Jeff Goodwin)认为政府军的实力愈强,反政府武装独自生存的概率越低,对联盟的需求随之升高。(87)政府要阻止反叛组织的均势化努力,试图以更大的不对称权力关系战胜反叛组织,重塑国内政治秩序。菲利普·赫尔特奎斯特(Philip Hultquist)指出,反叛组织的优势地位使得要维持国家统治的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领土(88),其中就包括同样引入外部力量对反叛组织及其外部庇护者的干预进行相应制衡。以始于1979年的萨尔瓦多内战为例,面对苏联与古巴对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的大规模援助,萨尔瓦多军政府更为倾向于依赖美国的支持,以期实现国内力量对比的平衡。外国援助带来政府相对能力的恢复,也会提升政府与反叛组织讨价还价的能力。(89)

   除了力量对比这个主要因素外,自主性还受制于合法性地位及民族特性等。政府与反叛组织是本质上不同类型的行为体,代表着不同的身份集团。(90)内战的爆发本身有着多重原因,其中包括资源与利益分配不均带来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反叛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同现政权竞争合法性,以取得稀缺性且难以共享与分割的权力地位。无论反叛的主要目的为何,反叛本身即对政府的合法性形成了军事挑战。(91)在国内,内战行为体要有效回应及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为稳定或夺取政权奠定合法性基础。在资源自给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依赖外来支持且充当代理人的方式获取相应援助。得到第三方支持的反叛组织以更有力的军事手段挑战政府,并通过提供竞争性的物品与服务促进反对派获取更多的国内民众支持,增强赢得内战最终胜利的能力。(92)与此同时,过多的对外依赖及外部干涉会带来合法性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或反叛组织代表本国利益的看法。(93)事实上,外国干涉与国家自主性存在结构性冲突。(94)内战国家的民族特性影响行为体的自主性,有着悠久民族独立意识的行为体一般对于外部依赖有些保留,充当代理人的意愿会受限,对于外部干预较为敏感且更多工具主义地应对外部介入。

   总之,行为体的自主能力是指把自己的意志与诉求转化成利益现实的水平,自主性是独立于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自行决定其内外事务。自主性强弱与对外需求具有相关性,对外需求的程度与性质决定对外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对外需求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这样可以降低对外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对外需求具有刚性特征,对外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比较强。行为体自主性受到行为能力的限制与权力对比的作用,作用于施动—代理关系的形成过程。内战参与方的实力差距大小影响着自主性强弱,实力差距越小,参战方对于战争胜利前景的预期趋低。行为体自主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是否会成为代理人以及内战走向代理化。二战前夕的西班牙共和政府面临德意法西斯武装的强大叛军,处境艰难转向苏联的援助;二战结束后希腊王国政府自助能力有限,只能依赖英美的外部支撑抵抗希腊共产党。(95)行为体自主性弱,对外需求规模大,可替代的产品或对象国少,政策空间有限,对外部依赖通常就强,借助外部力量的动力与机会大,内战代理化的可能性越大;行为体自主性强,对外需求规模小,有较为灵活的政策空间,对外依赖性弱,借助外部力量的动力与机会就少,内战代理化可能性较低。

内战代理化是内外联动的产物,是施动方与代理方基于共同获益之上的战略契合。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利益最大化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力;国家在寻求权力与利益的过程中,常常需要借助外部力量。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内战演化成代理人战争是外部施动方干预意愿与内部行为体自主性两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1)如果施动方干预意愿强烈,但是内部行为体自主性强且对外需求弱,这样内战演化成代理人战争的概率较低,一般会呈现外部力量的干预战争状态(96);(2)如果施动方干预意愿强烈,同时内部行为体自主性弱且对外需求强烈,内战演化成代理人战争的概率较高,呈现为内战代理化状态;(3)如果施动方干预意愿较弱,内部行为体自主性较强且对外需求不强,那么内战演化成代理人战争的概率较低,依然呈现单纯的内战状态;(4)如果施动方干预意愿较弱,同时内部行为体自主性较弱且对外需求强,那么内战演化成代理人战争的概率也会很低,呈现一般的内战状态(见表2)。(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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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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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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