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朱熹论“人心”与“道心”

——从心的主体化与主宰性到道德心的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0 次 更新时间:2019-01-04 23: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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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英  
以“性”为“心”之所系,故“心”也只是“性”的一种表达,并不能独立地成为“体”,更不能反过来主宰“性”,而“性”本身即有主宰能力;只不过,“气质之性”更多体现为受动性,而“天命之性”更多体现为主动性。朱子固然也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这是他对二程的继承。在这个将“性”分为“天命”“气质”的层面上,“心”仍是“性”的一部分,尚不能掌握“心”的主宰活动能力。因此,“心统性情”应被视为朱子后期较为成熟的观点。不过,即便是在“心统性情”的语境下,也不能认为“性”全然为“心”所主宰、统帅,“性”当然亦有其主动的一面。这也是胡宏、张栻之说的意义所在。朱子一度同意张栻的观点,但最终觉得其有所不妥,乃能发展出“中和新说”,强调“心”的虚灵明觉和主宰统摄之能力。

   “心”既能认识外在世界,又能掌握自身的“性”“情”,这正合于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7]949之义。当然,孟子并未说“万物皆备于我心”,比至陆象山,才有“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8]273的表述,其乃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当然,对万物与我心的思考,也类似于对“理一分殊”的思考。二程说的“性即理”,此“理”是一个广泛的、整体的“理”,而广泛整体的“理”,自然也存在一个如何呈现为具体个别事物的问题。按照朱子的理路,因为“心”中有“理”,所以人能借由“心”的知觉能力而认识个别事物。此即他在注解《大学》时所提到的“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明矣”。[6]7不过,按他的意思,“心”要想如此有所掌握和认知,还是离不开格物致知的工夫,足见朱子并没有放弃其经验哲学式的思考要点。故我们决不能因朱子对“心”的重视而将他看成一个先天认知论者、一个内在先验知识论者。

   在以上关于“心”之论述的基础上,我们乃能探讨朱子的“道心”“人心”之论。“心”虚灵明觉,能认知外在世界。而“心”如何能认知善恶,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里必须要提到《古文尚书》中《大禹谟》的一段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9]93虽然这段话出于《古文尚书》,但不减其深刻,影响也很大,深层次进入了思想史,吾人不能不面对其哲学涵义。围绕这句话,朱子谈到了人心如何有善恶的这一问题。

   人心之善,自然可以归于“道心”;人心若恶,不能行善,那么也就是文中所说的“人心”。这里说的“人心”,经验地看,即是人的自觉或不自觉之欲望。因为“心”具有主宰性、意向性、创化性和知觉性,所以,可以认为,“心”与外界交互影响,又会在其活动中受身体欲望或情绪影响而偏离其本身的纯净、虚灵的状态,而倒向对外在事物的追求处。朱子也承认,“人心”是受人之欲念影响的一种自然之心,必然呈现如此特质。不过,“人心”也不只有负面的意思,只是其尚未能自觉地追求善、自觉地追求代表善之行为的“道”。而人本身又完全能够合乎善,能具有善的目标、善的活动,这就被归为“道心”。所谓的“善”是什么呢?善就是人们所共同自觉肯定的道德行为规范。它是有利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是有利于群体社会之繁荣充实的,是一种有利于公的目标,而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妨碍他人的那种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道心”,就是能够实现善的意向和意识;“人心”则不涉及对善的实现,其兼而包含对于不太涉及善恶的一般生活欲念之追求,以及对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之恶的追求。朱子对于“人心”所理应蕴含的这两方面之区别,尚未分疏得十分清楚。当然,他也提到了“口之于味”“未是不好,只是危”[10]2013,但这种提法仍有问题。因为,在我们正常生活里的一般欲念,也无所谓“危”。相较之下,更应当这样说:“人心”具有受制于自私欲念的可能性或倾向,这种可能性或倾向才是其“危”之所在。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人又能够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来规避这个“危”的问题。而且,《大禹谟》此处主要是在辨析“人心”与“道心”的区别,所称的“人心”侧重于“人心”之可能违反“道心”的角度,所以乃作此语,实是在强调人不能把人的自然之心转化成道德之心时所引致的问题。

   总而言之,一般说“人心”成为恶,违反“道心”,实际有三个不同的层面。其一,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往往行而未知,并不知道其行为会如何实际造成伤害;其二,人也可能不自觉地展开私欲而忘记他人;其三,人亦可能计划性地肆意伤害他人。在这个基础上,何为“道心”也就更清楚了。“道心”就是高度自觉的自我规范,要有一种“克己复礼”的状态,要能有一种不自私的特质,避免从自我欲念出发而不考虑他人,要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当然,和上面两句古典儒家的表述相比,不同于古典儒家之重视“礼”,宋明理学家更注重“理”,其实质是认为:只要合乎“理”,就不会有因私而伤害他人的举动。这就能成就“道心”。

   “人心”与“道心”的差别,与人的“性”之善恶这一命题也有关联。如上文所述,朱子曾谈到“心”之本源的问题。“心”发自于“性”,而既然“性”本就是善的、是理、是太极,那么“心”之本源就是合乎“道”的,或者说,“人心”的本源就是“道心”,其自以“道”为主;只是在成为已发之“人心”,其就有了偏离公心、受欲念蒙蔽的可能。因此,“道心”就是“人心”的本然。如果人在活动中带有本体之“善”,那么在正常的日常活动中,“人心”就是“道心”。因此,在《朱子语类》第78卷里,朱子强调了“道心”对“人心”的重要作用。对于“道心”当下的位置,朱子没有给出明确的论断。但是,《大禹谟》里的“道心惟微”,实则已回答了这个问题:“道心”究竟还是一直存在的,不止是在人明觉了道德规范后才有“道心”。这就又回到了朱子对“心”之主宰性的重视之处。毕竟,“惟精惟一”,即对于“心”的问题要掌握其原始点与整体性,本就合于朱子对“心统性情”的认识。可见,在某种意义上,心具有“主宰性”这一命题,本就是在承认人之具备“道心”的前提下所能提出的。

   人只有一个“心”,可以成为“人心”,也可以成为“道心”。故而,一定要强调从未发到已发中的审查,才能达致“道心”的实践。“人心”成为“道心”,是一种道德教化、道德转化的问题。同时,只有“允执厥中”,高度自觉,才能将行善之本加以充实,开发为用,实践为行。

   朱子的相关论述,可被归纳为两个方向,即“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11]188。“致知”一方面在于了解外在的事物,另一方面也在于启发内心的价值反思;“用敬”则在于保持原始状态,不至于失去内在的平衡与统合能力,这样才能在面对各种情况时作出相应的判断。只有在两者的内外合一之中心才能诚、正,进而合于“道”。这个诚、正之心,就是“道心”。

  

   注释:

   ①而佛学中的“五蕴”也是在说明“心”的知觉或感觉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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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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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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