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洪:权力的圣礼:宪法宣誓的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9 次 更新时间:2018-12-27 00: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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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端洪 (进入专栏)  
但如果人民本身不信仰宪法,什么样的实施机制和技术也是无效的。

   从近代引进宪法开始,国人对宪法就将信将疑。不从“信”字入手,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百多年来中国宪法一方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力量,另一方面,无论何种政权都离不开立宪言宪。不从“信”字入手,也就不能充分理解2018年修宪的进步意义。

   宪法宣誓是宪法信仰的一个仪式,它在我国的确立表明宪法开始被当作公民宗教,标志着我国宪法文化的转折。港澳基本法最先确立宣誓制度,就是要把基本法作为港澳的公民宗教。如果基本法不被信仰,港澳本地居民拿什么作为政治共识?港澳地区依靠什么与中央建立互信?

   制度选择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做出的。但凡倡行宣誓、高扬忠诚之际,必有危机在伏。那些被隐去的背景条件,可以归结为三重危机:第一,政治信仰危机。需要寻找一个替代的或者补充性的信仰对象,而宪法被当成了替代品或补充品;第二,政治忠诚危机。宪法作为一个非人格化的规范(体系),被当成一个替代的或补充性的政治忠诚对象和标准;第三。政治信任危机。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被奉为重建社会团结、重塑政治信任的法宝。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相信,或者说,我们宁愿相信,宪法宣誓可以扶正祛邪,具有两个“有利于”的神奇功效。所谓“X有利于Y”,在逻辑意义上意味着,X不是Y的充分条件,而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有利条件。换言之,Y只是X的一个可能的好结果。这也就提示我们,不能指望单纯通过宣誓就可以建立宪法信仰,确保宪法忠诚。世界范围内的实践证明,强制性的宪法实施机制是保证宪法忠诚最为有效的手段。宪法宣誓与强制性的宪法实施机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益和支持的。

   作为一项宪法文化制度,宪法宣誓能起多大的宪法伦理生发作用,对宣誓者和公众能产生多大的心理激励,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一国的风尚、习俗和公共意见,尤其是政治伦理的整体生态。客观化的宪法要想被既已“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的“真正的宪法”所吸收,从而改变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恐非一两代人的努力可以奏效。诚如卢梭所言,“立法工作之所以艰难,倒不在于那些必须建立的东西,反而更在于那些必须破坏的东西;而其成功之所以如此罕见,就正在于不可能发现自然的单纯性与社会的种种需要相结合在一起。的确,这一切条件是很难于汇合在一起的,于是我们也就很少能见到体制良好的国家了”。[60]

  

   注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成员。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宪法视野下的代表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5JJ820002)的阶段性成果。

   [1](意)吉奥乔·阿甘本:《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蓝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本文同时参考了该书英译本,Giorgio Agamben, The Sacrament of Language, An Archaeology of the Oath CHomo Sacer II,3),translated by Adam Kotsko, Polity Presss,2010.

   [2]我从阿甘本的著作中得知此书,遗憾的是,因我不懂原著语文意大利文,且未发现有英文译本,故至今无缘阅读。参见阿甘本,同上注,第3页。

   [3]参见Sanford Levinson, Constitutional Fa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该书第三章讨论忠诚誓言,第四章探讨宪法情感的内涵。

   [4]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6, pp.1181-1183.

   [5]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时,选举管理委员会要求参选人报名时签署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确认书。这遭到一些参选人的抵制,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报名表已经载有类似内容。

   [6]郝铁川:“中国宪法在香港特区的实施问题刍议”,《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3-15页。关于“小宪法”,曾任港大法学院教授的YashGhai在他那本被广泛阅读的基本法著作中说,“对基本法确立的制度有不同的描述,有说‘联邦的’,有说‘自治的’,而基本法通常被指称为‘小宪法’(序言的功能尽管模糊不清,但似乎明确地提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处于中国宪法之下)”参见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7, p.137.

   [7]参见王叔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肖蔚云:《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110页;王振民:“‘一国两制’实施中的若干宪法问题浅析”,《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第9页。

   [8]J. A. Simpson, E. S. C. Weiner,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 volumeX, p.631.

   [9]〔东汉〕马融:《忠经》,郑玄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10]〔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02页。

   [11]参见Bernard Gert, “Loyalty and Morality”, in Sanford Levinson, Joel Parker and Paul Woodruff (ed.), NOMOS, LIV, Loyal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3, pp.3-21.

   [12] Sanford Levinson, Constitutional Fa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03-104.

   [1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25页。

   [14]卢梭,见前注[13],第108页。

   [15]卢梭,见前注[13],第129页。

   [16]卢梭,见前注[13],第112页。

   [17]卢梭,见前注[13],第120页。

   [18]卢梭,见前注[13],第26页。

   [19]卢梭,见前注[13],第116页。

   [20]经典的政体分类以统治者或治理者的人数为标准,但只有当统治或治理这两个词含有代表的要素——即对政治统一体的体现——时,这种划分才是正确的。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峰译,世纪集团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页。

   [21]〔春秋〕孔子等:《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

   [22]霍布斯的代表概念等于授权(authorization),不包括责任(accountability)。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第一部分,第十六章《论人、授权人和由人代表的事物》,黎思复、黎延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2-127页。

   [23]“处死一个主权者,或臣民以任何方式对主权者加以惩罚都是不义的。因为每一个臣民既然都是主权者行为的授权人,那样就是由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去惩罚另一个人了。”——霍布斯,见前注[22],第十八章,第136页。霍布斯将主权者服从民约法列作国家致弱或解体的第四种因素:“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国家,服从国家就是服从主权者,也就是服从他自己;这就不是服从法律,而是不受法律约束了。”“这种错误的看法由于将法律置于主权者之上,便同时也将一个法官和惩办他的权力当局置于他之上,这样便造成了一个新的主权者;由于同一理由,又可将第三个人置于第二者之上来惩罚第二者,像这样一直继续下去,永无止境,使国家陷于混乱和解体。”——霍布斯,见前注[22],第二十九章,第253页。

   [24]尹韵公:“谈蜀国灭亡的原因”,《文史哲》1982年第5期,第29页。

   [25](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26]参见我国1975年宪法,以及张春桥《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27]黄敏兰:“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与非封建性制度”,《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122页。

   [28]卢梭,见前注[13],第180页。

   [29]卢梭,见前注[13],第181页,并参见该页何兆武的注释[1]。

   [30]参见(法)古耶:《卢梭与伏尔泰两面镜子里的肖像》,裴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31]卢梭,见前注[13],第182页。

   [32]卢梭,见前注[13],第180页。

   [33]卢梭,见前注[13],第181页。

   [34]卢梭,见前注[13],第181页译注。

   [35]参见2016年10月10日,北大博雅论坛记录稿《宪法忠诚与国家建构——从香港立法会宣誓事件切入》赵汀阳发言,http://www.publiclaw.cn/index.php?c=news & m=view & id=7165,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0月5日。

   [36]Richard Janko, The Iliad: acommentary, volume IV:Books13-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4.271-9.

   [37]A. H. Sommerstein, “What is an oath”, in Alan H. Sommerstein, Isabelle C. Torrance, Oaths and Swearig in Ancient Greece, Walter de Gruyter Gmbn Berlin/Boston,2014.pp.1-2.

   [38]阿甘本,见前注[1],第71页。

   [39]A. H. Sommerstein, Aeschylus: Eumenid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pp.517-25。中文是我根据英文尝试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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