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军 冯钢 仇立平 周怡 张乐天 :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 次 更新时间:2018-12-22 1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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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是村庄人依赖地缘上的亲近、土地和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村际合作关系而打造的一场地缘共同体行动:村与村携手共进的发展实践。

   “选择回村”:华西第三代人的村内凝聚

   改革以来,大多数乡村的农业人口纷纷向城市流动,表面上是趋同西方城市化道路,但暗里却呈现一个奇妙的过程,一种“候鸟式”生活方式悄悄展开,他们的流动已经再也不是以定居为目的。其道理在,乡土依然有他们无法割裂的东西,包括土地利益、情感以及熟悉的生活方式等。类似地,今天许多家长都希望看到孩子接受教育,但又担心孩子外出学习不再依恋自己家的生活方式。显然,在与土地联系更为紧密的乡村,这类担心更为普遍。

   可是,华西村不存在上述情况。因为其一,华西的第一代人从不外出打工,惟有外村人为华西打工;其二,华西的孩子们,不管第二代还是第三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念书,完成学业后都会选择回村工作。2002年调查时,一位厂长夫妇的女儿在南京著名高校读书,对孩子“毕业后是否回华西”之问,这对夫妇表示会尊重孩子的选择,孩子自己的选择第一重要。后来得知他们的女儿毕业后回到华西,工作和生活都相当圆满。相隔15年重回华西时,最令人欣慰的发现是:华西的第三代孩子们,99%学成后毅然回村。被问及“为啥回村”,他们的表情里会自然流露出对此提问的反诘即“我们为啥不回村”。在他们那里,华西村有自己成熟的产业,“在由父辈搭建好的平台中完成自己的事业,远比自己创业要容易”,同时“家在这边,也有一种责任”。富足的生活环境,自由“放养”而不失前辈楷模力量的家教和村风,使这群年轻人相比其他同侪人来说,既有坦率、单纯和务实一面,也有对事业投注满腔热忱、勤奋工作、谦逊低调的宝贵特质。尽管华西一直是荣誉簇拥下的中国名村,面对粉丝经济的商业市场,他们深知自己的首要身份是“华西人”:爱护华西品牌就如同爱护自己的荣誉一般,这点思想共识体现在他们的村民大会发言、提交的企业建言以及积极参与的“智慧论坛”中。华西第三代回村的事实充分说明,华西村内部的凝聚并没有随时间、随代际的更替而消失;相反,村庄共同体意识早已被植入到华西所有人的精髓,转变为他们伦理行动的道德罗盘。

   在外出打工、地域流动成为常态的中国乡村,“不外出、外出读书后依然回村工作”的华西现象成了另类。我不相信对于一个集体抑或组织的热切投入是可以“制造”出来的,纵然其中可能有利益、规则和美好环境的诱惑。但日积月累的族群荣誉、族群共同体意识,却是能够在华西人身上寻到的实在。

   总之,40年来华西村尽管可能存在诸多其他瞩目的改革实践,但村与国、村与村、内村百姓三种不同关系层面发展或保持的共同体实践,是村庄转型及其发展始终处于良性运行的基本保证。换句话说,正是共同体意识所催发的“携手同行”关系,以及在各类关系中由关系双方相互从事于意义、理性和价值的创造,才有了华西村既存的且持续饱有的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实践形态。而“一路走红”的集体经济形态又会进一步强化村庄人的共同体意识,付诸于又一轮崭新的共同行动实践。任凭转型及其风险,共同体力量基本上就像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世界一样,给这个村庄注入了非同寻常的活力。


于无声处:从社会生活资料中探索大历史

张乐天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18年9月下旬,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在图书馆办一个资料展,布展基本完成后,中心让我给展览取名,我琢磨着,脑海里跳出四个字“于无声处”。

   社会生活资料及其特点

   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中国民间有许多资料,它们没有被纳入国家档案收藏的目录,却极其详细、非常鲜活地记录着人们工作与日常生活的故事。我把这些资料统称为社会生活资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资料正在大量流失。

   社会生活资料是“无声者”的记录,是人民大众社会实践的描述,有极其重要的价值。2010年,我向复旦大学领导建议“抢救资料”:在全国各地搜集基层社会资料,建设一个观察、了解中国的资料平台,使中国的年轻人有机会看到他们的父辈们如何想、如何说、如何做,使国外的专家学者、友好人士有条件读到真实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从而可能更准确地了解中国。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复旦大学校领导的认可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的支持。经过七年多的努力,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近五十万封个人书信,四千多种个人日记与工作笔记,一百多万份社会基层单位的文书资料与数据资料。从2017年下半年起,复旦大学图书馆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资料的整理、编目、扫描以及数据库工作,第一期数据库工作已告一段落,今年年底将对大学生与研究人员开放。

   社会生活资料区别于其他文字资料,尤其是书信资料的特点值得关注。

   其一,细节丰富。在缺乏其他任何信息交流渠道的情况下,身处两地的恋人、夫妻、亲戚或者朋友以书信为唯一的沟通方式,这种“唯一性”促成了书信资料中充满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远方的丈夫为了让城里的妻子安心、放心,会在信里详细描述自己日常的工作与生活;更有丈夫在信中如此地关心妻子,以至于会叮嘱油盐酱醋之类的“小事”。前线的战士会在信中把军旅生活描述得充满活力,而家中父亲的来信也总是反复叮嘱那些“小事”。岁月冲淡了人们的记忆,书信中留下的社会生活细节难能可贵!

   其二,相对集中。解放以后,扫盲运动、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书信写作的大量增加,但每封信只有薄薄几页纸,极易流失。只有少数人会认真保留书信,而这些被保留的书信流入到社会上,并最终被我们搜集,更充满着偶然性。正是这一系列“偶然性”使得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搜集的书信具有“相对集中”的特征,这就是说,书信不是分散、杂乱的,而是相对集中在收信人手中。我们统计了已经扫描的53581封书信,共涉及收信人516人,人均收信84封,其中收信最多的是一对上海夫妻,两人从小青梅竹马,1971年男的下放到安徽农村插队,女的到上海大厦做服务员,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通信。两人共收信789封,全部信件文字超过80万字。

   其三,情感、道德与价值观的表达。在很多情况下,书信是恋人、夫妻、亲子、亲戚、朋友之间交流情感的最重要方式,这成就了书信资料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极其丰富的人际情感记录!我们从其他任何资料中都很难看到这种文字。此外,书信资料中还有较多的道德表达与价值观陈述。

   当然,书信资料的“不足”也是明显的,例如,资料的碎片性,难以验证性。书信是两个熟人间的互动,他们有着许多共享的知识,读者可能读不懂基于“共享知识”上的文字。

   书信与研究方法

   社会生活资料都是人们日常工作与生活的记录,丰富却十分琐碎,生动却无法验证,如何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准确理解大历史?我们需要进行研究方法的思考。

   (一)“多样性回归”

   读书信,给人最大的冲击在于:原来中国人那么多样,中国社会那样复杂!这就是说,读者可能从书信中看到此前从未想象过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智慧圆滑的中国人,看到此前难以置信的许多社会行为与社会现象。这些知识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宏观历史有意义吗?回答是肯定的。格尔茨曾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谈到怀特海的自然科学研究准则:“寻找简单并怀疑之”。多少年来,意识形态把当代中国历史极大地“简单”化了,却一直没有对此提出质疑,从而可能把曲解历史的“简单”当作历史的“真理”。社会生活资料正是怀特海笔下的对于“简单”的怀疑,进而实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实践真实存在的“多样性回归”。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特别是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大历史而言,这种“多样性回归”有助于研究人员从真实的社会实践出发重新理解中国社会与中国道路!

   我们的“重新理解”可以借助于两种重要方法。一是个案与拓展的个案。由于书信资料本身具有“集中性”,特别对于那些集中程度比较高的书信组,我们可以把这些书信组看成是当年写信人在长期通信过程中记录下来的个人与家庭生活史资料。二是从特殊-普遍角度看,每一组信件作为一个特殊收信人的收藏,都潜藏着普遍性。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从来都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以群的方式存在;而此群区别于他群,就是因为每一个群都有一些普遍的、共性的东西。进一步反思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不同的群,每一个群都有“所属的道理”。因此,我们可以把每一组信件都看成“作为群存在的个案”。我们认真阅读分析某组书信,就可以对收信人或者写信人所属的某个“群”有更好的理解。当然,为了更好地把握某一类人群的普遍性,我们可以选取几组甚至几十组同一类人群的书信。例如,我们想研究知识青年,可以选取几组不同知识青年的书信,通过阅读与比较发现有关知识青年的“普遍道理”。

   (二)“自然选择性抽样”

   我们可以把随机留下的信件资料看成“自然选择性样本”。从20世纪中期到2000年,由于民众文化程度的提高、政治运动、户口政策等因素,中国的人通信频率大大提高,信件数量极大地增加了。信件不易保存,绝大多数信件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只有极小一部分个人信件被我们搜集起来,收藏于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或许,每一组信件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但是,那些迷人的情节早已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无影无踪;最终留下的只有一封封信件。这些信件都不是研究人员根据某种规则选择的,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自然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是“自然选择”,并因此提出“自然选择性样本”的概念。假如同一个类别的书信达到一定数量,我们就可以进行类似定量研究的工作。目前,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近五十万封书信,我们有机会根据“抽样”原理展开研究。

   大历史探微

   我曾经觉得自己对中国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是随着资料搜集工作的展开,却惊讶地“从旧纸堆里发现了新世界”!这是我从“文献田野”里发现的大历史,从无声者的言说、底层人的书写中体察到的中国道路。

1978年,我从浙江海宁农村走进复旦大学。浙江农村的生活是清贫的,但决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大多数人包括本人,很难想象人民公社会消亡。30多年后做研究,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盘旋:中国改革的政治、社会、历史前提在哪里?仔细研读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书信,有两类特殊的信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一类信称为“申诉”信,亲友之间讨论申诉的策略,朋友之间证明申诉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向有关部门要求“平反”。这类信都指向某一场运动,都强调运动中“搞错了”,因而至少要求“恢复名誉”或者要求“恢复职级”。有趣的是,我还看到了大量各级领导在“申诉”信上的批示,说明他们的申诉得到了正式处理。另一类信称为“揭发”信,这类信通常都是写给各级组织部门的,说某某人现在担任某一类党政职务,该人在某次运动中是积极分子,犯有什么样的事,应该把这个人“拉下马”。我在大量调查中发现,革命运动中靠着“造反”上台的人,1980年前后确实大多“下台”了。两类信情况不同,却都是指向历次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最终,随着绝大多数人被“解放”,阶级斗争也实际上被彻底否定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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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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