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军锋:盛世乡愁

——雅典帝国的“传统”与“现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98 次 更新时间:2018-12-20 0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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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军锋 (进入专栏)  
每天怡悦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的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我爱国的东西,正好像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去努力摆脱贫穷。[2](P148-149)

   这既是伯里克利对雅典的直接称颂,也是修昔底德对雅典人的委婉警示:国家的富强带来生活的舒适安逸的同时,也会让民众日趋陷入柔弱苟且;财富的增长和积累在带来各种享受的同时,也会使民众为追求金钱不择手段甚至违法乱纪;漫无节制的物欲经常让不法之徒铤而走险,无视公序良俗,藐视祖辈礼法,目无城邦法纪,无视宗教权威;金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俨然如神,人们将其奉为至上权威,诸如公共责任、公序良俗、道德信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日趋暗淡。对此,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做了格外生动的呈现:《云》中的父亲斯特瑞普西阿得斯为了赖掉所欠债务,不惜敦促儿子费狄庇得斯前往“思想所”学习诡辩术,在正理和歪理之间,他们毅然选择了歪理。而在“正理”与“歪理”的那场戏剧式的对驳中,“正理”一上来便自信满满、义正词严:

   我要谈谈从前年轻人的教育是什么样的:那时代

   我很成功地传授正直的德行,人人知道节制。

   首先是学校里听不到孩子们的哭喊尖叫声;

   其次甚至大雪天,同区的学生都穿着单衣

   队伍整齐地,一同穿过大街前往乐师家里。

   他们在那儿张开腿站着,学习唱歌,

   不是唱“远扬的战歌”,便是唱“毁灭城堡的可畏的雅典娜”,

   大家的声调都很和谐,这和谐原是由他们的祖先传下来的。

   我曾经用那种

   教育教出了马拉松的英雄,

   你如今却教年轻人很早就裹上了长袍。

   每当他们在雅典娜节里跳舞的时候,他们总是不敬神,

   用盾牌来遮着他们的大腿,我看了真气得要死![3](第961-989行)

   无论“正理”多么理直气壮,最终却在这场对驳中败下阵来,而“歪理”之所以能够完胜“正理”,靠的恰恰是迎合而非节制年轻人的情欲本能。“歪理”所代表的“新思想”教育年轻人说:世界上从来无所谓“正义”、天神、羞耻,只有利益和功利,这种“新理论”、“新教育”能够教会年轻人“用一些歪曲的理由,反能够战胜正直的强者,这法术值千万两黄金”,[3](前揭,第1040-1042行)只要学会那套高超的诡辩技巧,即便摊上任何坏事都能化险为夷。而“正理”所宣扬的那套前辈人的美好德行,在上述“新理论”面前,则显得守旧僵化、愚不可及。

   在雅典光鲜的外表下,却是古风时代人们刚健虔敬、庄重内敛品格的式微。在雅典有识之士眼里,雅典的所谓“黄金时代”,实际上只不过是“镀金时代”。雅典人转而在对手斯巴达身上,发现了自己久违的德行。站在曾经执希腊世界之牛耳的迈锡尼依稀可见的废墟之上,修昔底德抚今追昔,遥想当年阿伽门农王的威势,他不由叹道:

   假如斯巴达将来变为荒废了,只有神庙和建筑的地基保留下来了的话,随着年深日久,我想后来人很难相信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像它的名声那么大的势力。但是斯巴达人占有伯罗奔尼撒半岛五分之二的土地,它不但在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并且在半岛以外许多同盟国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因为斯巴达城不是有规则地设计的,城内没有壮丽的神庙或纪念物,而只是一些古老形式的村落的聚集,它的外表不如我们所料想到的。在另一方面,如果雅典有同样的遭遇的话,人们从会认为这个城市的实力两倍于它的实际情况。[2](前揭,P8)

   为了保持本城邦生活方式的纯粹性和城邦法律习俗的稳定性,防止异族风俗的渗入进而腐蚀本民族惯有的习尚,斯巴达人格外谨慎且警惕,不遗余力想方设法予以防范。修昔底德通过追溯国王波桑尼阿斯里通波斯案,对斯巴达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做了更为直观的呈现。波斯战争,希腊人筚路蓝缕,奇迹般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然而波斯人奢靡的生活方式,却成为战后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竞相效仿的对象。希腊人在军事上战胜了波斯人,却最终沦为波斯人生活方式的俘虏:普拉提亚战争,希腊联军大获全胜,占领玛尔多纽斯大营,波桑尼阿斯看到波斯统帅极其精美的金银镶饰的床榻、金银餐桌以及那丰盛的波斯大餐,他在纳闷如此富裕的波斯国王为何要不惜代价远征贫穷的希腊的同时,对波斯人的奢华生活也不由心生艳羡甚至激起效法的本能冲动。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以居鲁士大帝对波斯人的警告作结,据说当初有人力劝居鲁士将波斯人从崎岖的山地迁往更为肥沃的平原,居鲁士警告他们说:“一旦这样做了,就不要再指望继续做统治者,而要准备成为受别人统治的臣民——宜人的水土养育软弱的人民——但没有哪一块极其丰饶的土地上,同时也会养育出勇武的战士。”[4](IX-P122)波斯人于是改变了初衷,采纳了先贤的建言:“他们宁肯居住在崎岖的山地上担任统治者,也不愿居住在平坦的良田上充当别人的奴隶。”[4](IX-P122)

   丰裕非但未带来雅典城邦的和谐,却成为内讧党争的温床,政治权利上强调平等与财富占有上的极度分化形成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有机合谋,与贫富严重分化对应的是雅典社会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急剧分裂,雅典早已不是柏拉图理想的将许多不同部分聚合在一起的完整的单一城邦,而是相互敌对的两个城邦,“一个是穷人的,一个是富人的”。[1](前揭,423a)贫穷而得享自由,奢侈而遭受奴役。对帝国来说,其势力如日中天、富庶奢华之日,或许正是其民众走向萎靡苟且、民情日趋颓坏之时。在雅典帝国国势蒸蒸日上的当口,希罗多德向雅典人讲述波斯帝国的兴衰传奇,这是对正在“发高烧”的雅典城邦的警告?还是对雅典重蹈波斯帝国覆辙这一看似难以幸免的宿命的哀矜?抑或兼而有之?

  

二、贵族派与民主派:尼西阿斯的怨怼与民主雅典的癫狂

  

   与斯巴达战争爆发第三年,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身染疫病离世。虽属意外,但从雅典后来的一系列变故看,伯氏的去世成为雅典政坛以及帝国事业的转折性事件。在“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坛,尼西阿斯功勋卓著,其政治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他本可以利用自身雄厚的政治资本,赓续国祚,励精图治,将雅典帝国事业带上新的高度。然而令人遗憾且匪夷所思的是,正是这位“高贵的”尼西阿斯一手将雅典人的帝国事业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尼西阿斯的做派带来的后果往往都使雅典的处境急转直下、雪上加霜,有些甚至是他刻意为之。公元前413年,四万雅典远征军最终在西西里全军覆没,尼西阿斯兵败被杀,修昔底德悲叹道:“在所有的希腊人中间,他是最不该遭到这么悲惨的结局的,因为他是毕生致力于美德(arete)实践的。”[4](前揭,P632)这与其说是修昔底德对尼西阿斯的哀矜式的赞扬,还不如说是有着高度政治思考力和判断力的修昔底德对这位雅典同胞发出的一则格外辛辣的讽刺。

   公元前425年,雅典围攻派娄斯,战局一度陷入胶着,尼西阿斯在公民大会上一反常态,“爽快地”将指挥权移交给政敌克里昂。然而,对尼西阿斯来说,移交兵权是假,趁机剪除政敌是真,谁料克里昂有如神助,不仅大获全胜,而且将120名斯巴达军官解回雅典,这成为雅典扭转战局赢得之后谈判筹码的关键。作为读者,我们不难想见,当尼西阿斯得知派娄斯大捷的消息,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一番五味杂陈!公元前415年,雅典公民大会讨论是否远征西西里,尼西阿斯与“政治新星”亚西比德唇枪舌剑,各抒己见,眼见自己的主张无法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尼西阿斯极力夸大远征本身所需兵力,本想借以阻止出征,然而,雅典人却将尼西阿斯的这一消极阻挠策略一厢情愿地误会成他力图一举拿下西西里的战略决心,于是大幅增加远征兵力和物资储备,致使雅典几乎倾巢出动,导致后防空虚。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为首席将军,初到西西里的尼西阿斯非但不去兑现他出征前向雅典索要兵力时的承诺,积极出战,利用敌人的畏惧心理,速战速决,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转而主张在促成盟国厄基斯泰与栖来那斯达成和解之后,环绕西西里沿海航行一周,炫耀一下雅典的实力后即航行回国,“除非他们可以迅速地、出其不意地援助林地尼或争取其他城市到他们这一边来。他认为他们不应该耗费国家的资源,使国家陷入危险中”。[2](前揭,P513)

   雅典远征军劳师袭远,志在必得,然而尼西阿斯却消极应对,贻误战机,这使一度准备放弃抵抗的西西里人重拾信心。眼见斯巴达的援军陆续到达、远征军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尼西阿斯亲自修书一封,因为“他担心使者们由于缺乏说话的能力,或者由于记忆力不好,或者由于想说些讨好群众舆论的话,因而不说出真实情况来”。[4](前揭,P567)在这封公文中,尼西阿斯要求增派与第一次出征同样规模的兵力,否则要么允许他尽快撤军,要么派新的将军取代他的军职。修昔底德全文照录,而从这封求援信的内容看,尼西阿斯作为职业军人,非但不如实通报军情,反而反其道而行,只报忧,不报喜,重演出征前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故伎,夸大远征军的不利处境,同时极力推卸自己作为将军的责任,俨然一个事不关己的“局外人”姿态:

   我从经验中知道雅典人的性格:你们喜欢人家告诉你们一些悦耳的消息;但是如果事情的发展不如你们所预料的话,那么,你们后来就会责难那些告诉你们的人。……以这次远征的原定计划而论,你们不能说你们的士兵或将军有什么错误。但是现在整个西西里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了;伯罗奔尼撒将增派新的援兵来,这是意料中的事;而你们在这里的军队,连目前的敌人也已经不能应付了。因此,这时候你们要决定,不是召回我们,就是另派一支和第一次远征军一样大的军队来,包括海军和陆军,并携带巨额的金钱来,同时另派一位将军来指挥军队,以免除我的职务,因为我患肾脏病,不宜于军事了,我想我可以请求你们照顾,因为当我身体健康的时候,我历次指挥军队,对于你们曾经有过很多的贡献。[2](前揭,P570-571)

   厄庇波利战役失败,德谟斯提尼主张即刻从陆上撤军,保存有生力量,维持海上优势,再另做谋划。但尼西阿斯却拒绝撤军,修昔底德对其心理活动做了如下细致入微的揭示:

   他(尼西阿斯)说,如果雅典民众会议没有表决要他们撤退的话,他确信雅典人是不会赞成他们撤退的。他们自己亲眼看见了事实的真相,因此不必依靠别人的敌对批评而作出关于他们的决议来;但是雅典的选民就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判断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见的狡猾演说家的影响的。他又说,事实上在西西里的士兵中,现在大多数人正在叫嚣,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地位;但是他们一旦回到了雅典的时候,有许多人就会完全改变他们的口气,说是将军们受到了贿赂,把他们出卖了而回来的。因此,在他的一方面,因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与其被一个不公平的判决,在一个丢脸的罪名之下处死,还不如在此碰碰运气;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他宁愿死在敌人手中。[2](前揭,P598)

   就这样,在敌人和同胞之间,尼西阿斯宁肯选择信任敌人。在这位杰出将军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雅典人的疑窦和怨怼,进而转化为他对待雅典帝国事业上的漫不经心,甚至落井下石。尼西阿斯一次次辜负雅典人的信任和重托,波斯战后几代雅典人开创的帝国基业就这样在他的手里葬送净尽,这不能不令人为之哀矜扼腕,唏嘘悲叹。

针对尼西阿斯上述种种做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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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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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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