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另两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组信是江苏省无锡郊区一个富农家庭五个儿子间的通信，从1950年代末起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数百封通信，几十万字；另一组信来自湖南省长沙郊区一个“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打成”资本家家庭的六个姐妹间的通信，从196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期，近二十万字。这两组信为我们提供了解析现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重要阶层解放以后生存与行为方式的可能性。解放以前，中国基层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支点不是大地主、资本家，也不是贫困的工人、农民，而是“小有财富，却有声望”的人，他们是地方社会秩序得以维系的中坚，地方道德得以可能的楷模。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特征正体现在他们的实践中。解放以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打倒”了，他们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方式几乎成为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特征的关键。他们至少有两种行为方式的选择：或者站在党和国家的对立面，试图改变生存状态；或者部分接受生存方式，并仍然按传统的方式行为。两种行为方式选择带来的社会影响完全不同，遗憾的是，我们过去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故事！现在，资料中心的两组书信生动、具体、完整地书写着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那个被“打倒”阶层的实践图景一幅幅在我的面前展开，真让我欣喜不已！我注意到，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选择后一种行为方式。读着那一封封时而长达数千的书信，我慢慢懂得了共产党所以可能的社会因素，更深深地思考着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

　　 接着引起我兴趣的是那些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书信。读着这个时期数万封书信，发现两类书信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一类可命名为“申诉”信，信中写着自己“受冤的经历”，或者被曲解了“参加革命”的历史，或者在某次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等等，现在强烈要求“平反”。另一类是“揭发”信，说某人在某次运动中打过人，或者做过什么坏事，现在在某个领导岗位上，要把他“拉下马”。如果曾经的革命运动有着义正辞严的理由，那么，涌动于社会中的“申诉”与“揭发”则成为对于革命、阶级斗争的批判。资料中心所存的那一封封长长的“申诉”信，特别是那些年复一年反复投寄的“申诉”信，不断地刺激着我，令我沉思，教我反省。我渐渐意识到，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正是由于无数普通干部与群众“前赴后继”的努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如此顺利！他们以大无畏的行动构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前提！

　　 或许，我从书信里读出的道理还仅仅只是个人的感性发现，离开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概括还有一段距离。我也十分清楚，包括书信在内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固然有许多其他资料难以企及的优势，但也有不少缺陷，因此，我们运用社会生活资料做研究的时候，特别需要关注方法论议题。但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使我们有机会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认识活跃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自己。最后，借助著名学者柯大卫先生的想象，我们可以把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研究中心所搜集的那海量社会生活资料看成一片文献的田野，我愿意与一切乐于探索的人们一起摸索着前行，领略那里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