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知常:生命美学:归来仍旧少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6 次 更新时间:2018-12-17 1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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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知常 (进入专栏)  
其实,对于生命美学,也可以称之为“贫乏时代的美学”。因为,任何一种成熟的美学思考,一定是来自对于时代问题的思考,而且,这一思考又一定会被提升为美学的思考,一定会以美学的方表现出来。生命美学也是如此!相对于时代危机的问题始终没有被实践美学所积极回应,相对于实践美学的为能够“吃饭”而愉悦,生命美学的问世与对于时代危机的回应与反思密切相关

  

   具体来说,其中存在着世界的一般背景与中国的特殊背景。

  

   就世界的一般背景而言,生命美学起源于“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技术文明与虚无主义。在西方世界,伴随着“上帝之死”,历史悠久的“教堂”已经不复发挥作用。大众传媒、艾滋病、信用卡作为特定标志的时代期待着全新的审美生存与全新的美学阐释。结论是严酷的:人类文化经过20世纪的艰辛努力,一方面消解了“非如此不可”的“沉重”,另一方面却又面对着“非如此不可”的“轻松”;一方面消解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2]另一方面却又面对着“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3]于是,当今之世,竟然令人瞠目结舌地从 “神”的生存走向了 “虫”的生存。

  

   与此相应,这个时代所面对的也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贫困的疾病”,而是“富足的疾病”。人们对于技术文明和虚无主义的青睐已经不遗余力,“沉与物,溺于德”,业已成为常态。伽达默尔称之为:科学与哲学的紧张关系。正如汤因比发现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进步’,始终不过是技术和科学的提高。这跟道德上(伦理上)的提高,不能相提并论”。“人类道德行为的平均水平,至今没有提高”,而且“跟过去旧石器时代前期的社会相比,跟至今仍完全保持着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相比,也没有任何提高”。[4]还正如贝塔朗菲发现的:“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是却在征途中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5]

  

   也因此,人类亟待在《安魂曲》还没有响起的时刻就意识到灵魂的充盈像物质的丰富一样值得珍惜,意识到审美同样是这个世界上不可须臾缺少的无价之宝,犹如阳光、空气和 水分。为此,美国哈佛大学长期作家赖德勒断言:“当代社会的生存之战通常是情感的生存之战。”奈斯比特则在《大趋势》中大声疾呼着“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正如茨威格指出的:“自从我们的世界外表上变得越来越单调,生活变得越来越机械的时候起,(文学)就应当在灵魂深处发掘截然相反的东西。”[6]

  

   无疑,“在灵魂深处发掘截然相反的东西”,就正是生命美学的使命。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这种对人的观点已经不允许把人看得一钱不值,不允许把人看作替别人建造幸福的材料;同时,这种观点也会助长人对自己的工作的不满意情绪。生活将常常是不够完满的,这样,人对于更美好的生活的愿望才不至于消失。”[7] “你就是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塑形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你偏爱的形式。”[8]

  

   就中国的特殊背景而言,生命美学起源于“把人不当作人”的人权与尊严的空场。在中国,所谓时代的危机,不但有着普世的特征,而且还有其自身的特征,这就是:对于封建愚昧时代的反省与抗争。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特殊道路,使得中国的生命美学不得不把自己的目光集中于自由意志以及自由权利的获得。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也可以称之为在启蒙方面的“补课”。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其最大特征,就在于它是一个“权力社会”。有权力,无权利,有保障权力的制度,无保障权利的制度,就是古代中国的现状。因此,在古代中国,权力被公然转化为权利,可是强力本身却并不具备任何的正当性。无疑,传统中国的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从这里去解读。自由意志的匮乏、自由权利的缺席,因而也就成为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之际生命美学应运而生的温床。

  

   由此,就中国美学而言,它更多关注的是虚“物”的问题,而生命美学却要进而去关注虚“无”的问题。类似于“上帝死了”之后的“教堂”的退出主流舞台,“父亲死了”之后,中国的“祠堂”与“中堂”也不复存在。生命美学则正是缘此而生。“审美形而上学”、“审美救赎”也因此而成为生命美学的主题词

  

   再就西方美学而言,相对于西方的侧重于理性的丰富性,以便给予自我感觉以充分的形而上的根据,在中国,生命美学侧重的是自由意志与自由权利。在西方,是期望从窒息理性的使人不成其为人的“铁笼”中破“笼”而出,在中国,却应当是从窒息人性的不把人当人的“铁屋”中破“屋”而出。自由意志与自由权利的成长,因此而成为生命美学所关注的根本困惑,更成为生命美学提出中国特色“审美救赎”的中国方案的特定背景。

  

   由此不难看出,生命美学之所以在起步之初就要与实践美学背道而驰,其实就正是因为实践美学是为了论证所有人都有权利“吃饭”,审美愉悦则是“吃饭”之后的快乐。生命美学不同,它强调的是:人的审美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审美权利是人的生命权利、人的自由权利、人的私有财产权利的集中体现。要把人当人看,不要把人当工具,不要把人不当人看。人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目的,这一切,就是人为自己所立的法,也是人所必需遵循的法。因为,自由权利是一个基本的权利。物质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人的尊严也主要不在物质,而在精神。当然,这也是生命美学为自己所立的法,也是生命美学所必需遵循的法。

  

   简而言之,生命美学认为:真正的美学,必须以自由为经。以爱为纬,必须以守护“自由存在”并追问“自由存在”作为自身的美学使命。然而,实践美学的“实践存在”却是一个历史大倒退。它从人的“自由关系”退到了“角色关系”。可是,从康德美学开始,西方美学的精华就在:“自由存在”。我们在关注康德的人为自然界立法的时候,不应该只关注到他的颠倒了主客关系,而应该进而去关注他的对于自由关系的绝对肯定,所谓“让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所谓“惟自由与爱与美不能辜负”。绝对不可让渡的自由存在,才是人的第一身份、天然身份。至于“主体性”等功利身份,则都是后来的。因此,追问和确立人的“自由存在”,这当然不是形而上学,但是却是形上之思。这,正是生命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行伟大之思者,必入伟大之迷途。”(海德格尔)正是由此,生命美学才得以开始了自己的“伟大之思”!

  

   第二, 生命美学:完成了从“知识论美学范式”向“人文学美学范式”的转向。

  

   我多次说过,对于美学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美学的问题,而是美学问题。美学的问题是指的美学之为美学的具体研究。美学问题则是指美学之为美学的根本假设。而且,就后者而言,美学还是永恒的提问。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因此,美学的追问就永远要重新开始。不过,无论如何,对于美学而言,一切从人以外的存在开始的追问都是“假问题”,只有那些始终从人自身生命出发的追问才是真问题。事实证明:但凡那些从外在根据出发的,哪怕是从“实践”,都无非是在做甜蜜之梦,而只有从人自身生命出发,才预示着人之梦醒。反之,不同的美学又只能提出自己力所能及的问题。因此问题的深度就是提问者的深度、某种美学主张的深度。何况,以何种方式提问题,提问者就是何种人,提问者的美学也就是何种美学。因此,选择哪一种美学,又取决于他是哪一种人。

  

   具体来说,在生命美学看来,对于审美问题的思考,势必有其不可或缺的生命前提,可是传统的知识论的美学范式恰恰丢失了这一生命前提,因此,知识论的美学范式的陷入困境无疑也就是必然的。遗憾的是,在生命美学出现之前,却一直没有出现对于知识论的美学范式的深刻反省。曾几何时,国内关注的都是“美学何谓”“什么是美学”,这就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的哲学。”[9]美学界也是如此,尽管希望有所突破,但是却从来未能对于知识论传统的美学范式“进行全面的批判”。

  

   例如,每每出现的错误表现为:把“美学之为美学”首先理解为对于“美学是什么”的追问,而不是首先理解为对于“美学何为”的追问。“美学是什么”,是一种知识型的追问方式。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提示,知识型的追问方式来源于一种日常语言的知识型追问:“这是什么?”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种认识关系。而被追问的对象则必然以实体的、本质的、认识的,与追问者毫不相关的面目出现。“美学是什么”的追问也如此。作为一种知识型的追问方式,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旧是一种认识关系。它关注的是已经作为现成的对象存在的“美学”,而并非与追问者息息相关的“美学”。而美学一旦以认识论的名义出现,对于“美是什么”、“美感是什么”?6?8?6?8的追问,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显然,这就是知识论的美学范式的失误。以理解物的方式去理解美学,以与物对话的方式去与美学对话话。其实质,却是以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的遮蔽和消解为代价。在这里,执着地去思考美学背后的终极根据其实并没有错,错的仅仅是,竟然误以为这个终极根据就是:“本质”。结果,在古代,追问的是“美的本质(理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图美学;在近代,追问的是“美感的本质(判断力)”,最有代表性的是康德的美学;或者,追问的是“艺术的本质(理念)”,最有代表性的是黑格尔的美学。结果,美学本身也就隐身而去了。从古到今,学人们纷纷感叹“美是难的”、“美学是难的”,原因就在这里。

  

   不过,又必须强调,美学也毕竟并非无路可行!因为,倘若离开认识论的美学范式,倘若不再为审美活动追求一种知识论的存在根据,不再在认识论的美学靴子内打转,不再去从事“本质”层面的“有底”的追问,不再去做概念木乃伊的制作者、概念偶像的侍从先生,美学就可以走出困境。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或者从直觉论、表现论、精神分析论入手去讨论,例如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或者从形式论入手去他论。例如苏珊朗格的《感受与形式》,就代表着这一努力。在中国,生命美学的宣布开始全新的美学思考——从爱知识转向爱生命的美学思考,以及以人文学的美学范式取代知识论的美学范式,也代表着这一努力。

  

   人作为“在世之在”,首先是生存着的。人与世界的关系,第一位的不可能是一种抽象的求知的关系,而只能是一种意义关系。在世之初,人只会去关注与自己的生存休戚与共的东西。尼采说:艺术比真理更宝贵,[10]他其实也就是说:生命比真理更宝贵。在进入科学活动之前,生命已在;在进入实践活动之前,生命也已在。因此,人的生存是无法简单概括为认识德,因为人首先在一个意义的世界、价值的世界。也因此,作为意义因素、价值因素的“支援系统”“猜想”乃至“假设”才会对“集中意识”等认识的解释与结论产生不可避免的积极影响。归根结底,人是首先生活在意义的世界的。在知识世界之下,还存在着一个意义世界,这就是结论!于是,从知识世界走向意义世界,从知识论美学范式走向人文学美学范式,也就成为必须与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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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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