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江永: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 次 更新时间:2018-12-16 23: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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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  
而是要摆脱战后初期美国为实现日本的民主化改革、防止军国主义复活而与日本共同缔造的和平宪法制约,以利在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的幌子下,为安倍认定的所谓“国益”服务。

   1.安倍推行的是利用、诱导美国的战略,而非简单的追随或自立

   二战后70多年来,日本领导人在对美关系方面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追随并利用美国的“反共亲美派”,如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等人;二是在坚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谋求自立派”,如鸠山一郎、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等人;三是利用并诱导美国的“日本优先派”,即安倍晋三。安倍这一派在本质上与“反共亲美派”并无多少区别,但伴随日美两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变动引起的对外政策调整,造成日本不愿或难以完全追随美国的局面,而只能根据日本决策层对“国益”的判断行事,并通过特殊的“人脉”关系,从下到上地诱导美国按日本的意志行事。

   安倍在日美政策协调方面,有三大问题的处理颇具代表性:第一,竭力诱导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直至美国总统,就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问题逐级表态。尽管奥巴马总统已两次公开就此表态,但安倍还利用访美等日美首脑会晤之机,促使特朗普总统做同样表态。第二,在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并未追随美国,而是积极活动,在推进TPP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第三,特朗普政府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提法后,日本继续同越南等国加强所谓南海安全合作,欲做领头羊,并强化日本同印度的关系,推行所谓“印太战略”。很显然,安倍这些做法并非谋求脱离美国,而是要利用和诱使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继续牵制和威慑中国。

   2.安倍要巩固政权,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如果安倍修宪目的真为谋求独立于美国,为何还在压冲绳继续接受美军基地的“县内搬迁计划”?为何在修宪草案中反而制定了更有利于实施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规定?为何美国政府不仅不明确反对日本修宪,反而支持安倍政权?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安倍推动修宪是为冲破和平宪法的藩篱,解除阻碍日本配合美军作战的枷锁,进一步加强和利用日美同盟威慑中国,并恢复交战权。

   与此相关的更深层次问题是自民党内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派系的不同命运:对华友好的田中角荣派的要员无论多有实力,最终却纷纷由于“金权政治”丑闻等黯然下台,大权旁落甚至锒铛入狱。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亲美的岸信介派政治传人,从岸信介、佐藤荣作到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都实现了长期执政。难道他们就真的是出淤泥而不染、两袖清风吗?未必如此。其中的缘由,在日本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安倍内心并不愿看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为建立与美国新政府特别是与特朗普个人的紧密关系,安倍首相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但尚未正式就职前便迫不及待地登门拜访。安倍首相在2017年1月20日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重申:“无论是以往、现在还是未来,日美同盟才是我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基轴。这是不变的原则……希望进一步加强同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关系。”(36)同年11月上旬,安倍内阁邀请特朗普总统访日,旨在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

   (四)安倍的修宪政治目标并非要成为所谓“正常国家”

   所谓“正常国家”一词的语源,出自1993年时任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日语原文为“普通の国”,即“普通国家”,主张日本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但并不包括全面修宪及参拜靖国神社等内容。其核心思想是,日本也可以像其他国家一样向联合国派遣自卫队,作为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发挥作用,这与日本国宪法精神相一致。“普通の国”当年被翻译为英语的“normal country”,然后又被翻译为中文“正常国家”。

   那么,日本究竟有没有所谓旨在修宪的“国家正常化”战略?在笔者查阅的范围内,日本政府从未使用所谓“普通国家”或“正常国家”来描述日本的国家战略。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日本领导人和官方文献也未提及所谓“正常国家”或“国家正常化”战略,甚至连“普通国家”首倡者小泽一郎本人也早已不再使用这个语义不清的概念。

   对于中、韩两国某些研究者和媒体评论经常把日本国家战略概括为“正常国家”,日本国际政治学者、庆应大学教授添谷芳秀曾多次提出异议。他指出,小泽一郎1993年提出的“普通国家”并不是作为外交战略提出的,并没有主张日本走向军事化道路或参与国际权力政治角逐。日本几乎没有人明确提出那种主张。实际上,日本已经终止了“普通国家”或“正常国家”的议论,而周边国家的“正常国家论”意味着日本的军事化,这与日本人的想法完全不同。“周边国家所意识到的那种正常国家论,大多数日本人从来就没有提出过。”(37)这种提示值得重视和参考。

   2006年,小泽一郎作为日本民主党干事长出版《小泽主义》一书。该书虽然提及13年前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但并未重提“普通国家”论。小泽在书中主要是强调,当下日本“更要遵守日本国宪法精神”,反对修改《教育基本法》,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和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反对日本追随美国参与伊拉克战争;坚持日中友好等。(38)这完全是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人的政策思想唱反调。

   因此,如果把安倍修宪说成是为实现小泽当年提出的“普通国家”目标,或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战略,那的确是一大误解。其实,安倍等“亲美修宪派”绝不是要使日本成为一个所谓“正常国家”,而是要废除战后宪法并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堪称是一条右倾化大国路线,而非正常国家应走的道路。

  

三、自民党修宪草案的六个要点

  

   与日本是否修宪相比,更重要的是日本将如何修宪。在自民党推动下,2005年,日本众议院设立了以前外务大臣中山太郎任委员长的“关于日本国宪法的调查特别委员会”。同年10月,该委员会提出所谓新宪法草案,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拥有“自卫军”。2009年,日本自民党设立了“修改宪法推进本部”(39),前文部大臣保利耕辅任本部长;2011年末又成立“日本修改宪法推进本部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是前防卫大臣中谷元(40)。该委员会在2005年新宪法草案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于2012年4月27日完成了《日本国宪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修宪草案)。

   该草案公布后,立即遭到日本共产党、社民党及“九条会”等护宪势力的反对和批判。尽管日本政府正式提交国会审议的修宪法案可能有所调整,但从现有的这份修宪草案已可看出安倍修宪政治目标的端倪。为保持研究的客观性,笔者尽量避免受到日本国内左右两方面观点的影响,对该草案内容做出独立的判断,发现该宪法草案中至少有以下六个要点值得关注。

   (一)阐明立法理念和宗旨的宪法前言明显不同

   宪法前言是个纲,是整个宪法的基调,就像一部乐曲的第一个音符。和平宪法的基调是:“日本国民决心,通过正式选出的国会中的代表而行动,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确保与各国人民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和自由带给我们全国的恩惠,消除因政府行为而再次发生战祸,兹宣布主权属于国民,并制定本宪法。国政源于国民的严肃信托,其权威来自国民,其权力由国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国民享受。这是人类普遍的原理,本宪法即以此原理为根据。凡与此相反的一切宪法、法律、法令和诏敕,我们均将排除之。”宪法前言是这部结束日本侵略历史的国家大法之开篇。这部宪法开启了日本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然而,安倍晋三则主张全面重新改写。因为他认为,和平宪法的前文“只是作为战败国向盟军道歉的文字承诺……好似为政者宣布放弃责任的内容”。结果,是在宪法全文被修改后重写了宪法前言,使其与新宪法全文保持一致。(41)全面改写的宪法前言侧重强调:“日本是有悠久历史和固有文化、拥戴国民统一象征天皇的国家,在国民主权下,根据立法、行政及司法三权分立进行统治”,“日本国民为继承优良传统和我们国家的永续,兹制定本宪法”。(42)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在提及天皇时并未对日本战前与战后加以历史阶段的切割,而只是笼统地提及拥戴天皇的概念,并与“悠久历史”联系在一起。其中只写入日本是“拥戴国民统一象征天皇的国家”,意在强调日本国体的历史一贯性与国家向心力。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宣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43)这两者在思想体系上是一致的。

   尽管战后以来根据和平宪法,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和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但在1868年至1945年之间的明治天皇、大正天皇、昭和天皇则并非日本国民的象征,而是日本最高统治者,甚至被奉为“神”而非人。如何解释这一事实,正视不同历史时期天皇制的本质区别,以及日本国民对天皇的认知差异,在修宪草案中找不到答案,似乎被刻意地模糊化了。

   修宪草案的前言显然弱化了和平宪法中主权在民的宗旨,而突出了明治宪法中“天皇万世一系”这一日本国歌《君之代》的中心思想。其无形中肯定了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至1945年之间给日本国民和亚洲邻国带来灾难的天皇制,间接地使历代天皇都成为值得日本国民拥戴和敬仰的对象而“神圣不可侵犯”。

   修宪草案起草者们辩称,现行宪法的前文好像是翻译的译文,听上去不太自然。另外,现行宪法前文称,日本国民信任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维护我们的安全与生存,而现实并非如此,例如朝鲜导弹试射等冒险行为等,所以“必须正视风险,面对现实,重写宪法前文”。(44)

   这听上去似有道理,但实际上日本一些人一直对和平宪法中自我约束的和平宗旨感到压抑而耿耿于怀,必欲除之而后快。很显然,修宪草案中前言的重点不再是接受历史教训,防止重走战争老路,而是对所谓日本历史传统的眷恋与传承,其中当然包括明治维新至1945年的这段历史。如斯,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历史观和战争观就可能被巧妙而隐晦地镶嵌到修宪草案的前言之中。

   (二)关于天皇定位和对国旗国歌的规定不同

   和平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有关国事的一切行为,必须有内阁的建议和承认,由内阁负其责任”,“天皇只能行使本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而对战前传承至今的国旗国歌未作规定。

   明治宪法赋予日本天皇的地位是世袭的实质国家元首,而根据和平宪法规定,战后的昭和天皇、明仁天皇处于政治学意义上的虚位元首地位。世界上类似的虚位元首,还包括英国女王、荷兰女王、挪威国王、丹麦国王等,而绝非日本一国之特例。一般情况下,虚位元首大多为世袭,只具有代表国家与国民的象征意义,而不掌握和行使国家大权。这出现于议会君主立宪制而非民主共和制国家。

   明仁天皇对和平宪法欣然接受,秉持坚守立场。面对安倍首相强势推动修宪,大有推出“平成宪法”之势,明仁天皇以身体原因表达退位意愿。2017年6月9日,日本参议院通过《关于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作为特例允许明仁天皇生前退位。这是自光格天皇(1771-1840年)1817年禅位给皇太子以来约200年的第一次。明仁天皇最迟在2020年6月前退位,届时皇太子德仁亲王将正式继位,日本将采用新年号。

关于未来天皇的法律定位,根据2012年自民党修宪草案,将恢复明治宪法有关“天皇是日本国之元首”的规定,同时保留天皇“是日本国和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的提法,而没有完全恢复明治宪法关于天皇“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统率陆海军”等规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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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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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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