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分享经济是一种改良运动

——一个“市场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9 次 更新时间:2018-12-13 01: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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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 (进入专栏)  
则是“外部分享”(share out)(Belk,2010)。在他看来,我们今天所说的“分享经济”中的分享,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享,而是一种“伪分享”。它本质上属于租赁经济(Belk,2010;Belk,2014a)。

   既然人们只与“扩展的自我”进行分享,那么,陌生人之间的分享如何可能?依照贝尔克的分享理论,很难得出陌生人之间能够进行分享的结论。但是,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在传统社会,存在着大量的陌生人之间分享的现象。例如,对远道而来的陌生人,究竟是否免费招待(食物和住宿分享)?学者们发现,在历史上,就大部分传统社会来说,人们对陌生人采取的是好客的态度。人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人们相信“他是神力或神性的代表,是神秘宗教权力的来源,或者甚至就等同于神”(Bolchazy,1977:7)。穆浩门也发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好客与招待陌生人是受到宗教鼓励的(Muhlmann,1932)。中世纪的修道院往往会给旅行者提供食宿招待(Wood,1994:737)。希尔也发现,在早期英格兰,人们把好客分享当作是一种社会义务(Heal,1984)。在对1160~1200年法国的宫廷好客研究的基础上,布拉克勒也发觉法国宫廷社会把招待骑士旅行者和女士当作是美德和优越社会地位的体现(Bruckner,1980:117-118)。在这里,招待陌生人就是让陌生人免费分享自己的食物和住房。传统社会具有与陌生人进行分享的文化传统。可见,仅仅用“扩展的自我”并不能解释人们与陌生人之间的分享。与陌生人进行分享源于传统的文化观念,包括宗教观念。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兴起,市场交换及其自利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分享文化而取得支配地位。好客招待(如酒店和餐馆)不再是主人慷慨地让陌生人来分享自己的食品和住宿,而是一种去情感化的金钱交易。好客“分享”变成了市场行为,顾客必须为之付费才能获得。正如布拉克勒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好客是“离开即付钱”的好客(Bruckner,1980:120)。更具体地说,商业性的好客分享是在“交钱即得”的基础上获得的(Bruckner,1980:118)。虽然当代好客也体现了“高度个人化性质”(Wood,1994:741),这一类好客分享的性质却与传统好客分享不同。它是一种算计过的、以利润为驱动力的、商业化的好客。它不再是传统那种真实的、地道的、文化性的好客分享。可见,在现代社会,商品化逻辑摧毁了传统的好客文化,使得分享行为只能发生于家庭和熟人之间,而难于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陌生人之间的传统分享,被现代市场交换和金钱交易所取代了。换言之,有利于陌生人之间进行分享的(传统)社会被市场化和商品化过程所替代。这样的过程,用波兰尼的话说,就是市场的脱嵌过程(Polanyi,1957)。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社会所容许的陌生人之间的分享,在很大的程度上变得行不通了。

   但是,正如波兰尼所说的,市场的脱嵌化过程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社会就会对过度扩张的市场化进行反制,并试图在市场和社会之间划界,以防止市场的逻辑渗透到社会领域。这样的过程,就是社会针对市场所展开的反脱嵌过程(Polanyi,1957)。在反对市场的脱嵌过程中,宗教和慈善机构的作用功不可没。在一定的意义上,公益慈善事业就是社会所采取的反制市场逻辑的过度扩张的过程。与此同时,国家部门也自上而下地建立了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以再分配调节的方式,维持社会的边界不受市场逻辑的侵蚀,并用分配正义的逻辑来取代市场的逻辑。可以说,福利体系和公益慈善都属于再分配的范畴。它们均属于社会分享的实践。但这样的分享是一种制度化的陌生人之间的分享。它们对于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如贫富两极分化)具有一定的弥补功能。

   就国家福利制度来说,它所促成的陌生人之间的匿名性分享是一种通过制度而强制实行的分享,显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陌生人之间的基于文化和宗教观念的分享。就公益慈善制度来说,它所促成的陌生人之间的匿名性分享源于人们的自发行为和文化观念。但它所满足的分享对象,仅仅限于底层阶层和困难群体,无法覆盖到其他阶层和群体。而真正意义上的分享,应该是全社会范围内的陌生人之间的相互的自发性分享。因此,国家福利制度所实行的陌生人之间的分享是制度化强制的分享,缺乏自发性和自愿性。而公益慈善制度所实行的陌生人之间的分享虽然是基于人们的自觉自愿的动机,但它却是小范围分享,覆盖范围有限。同时,二者均面临边际增长的瓶颈问题。这样的制度化再分配(分享)到了一定的水平以后,要继续增长就面临困难。如何突破陌生人社会的分享的增长瓶颈,并使得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分享具有自愿性(即文化性)和广覆盖的特征呢?

   突破口之一,就是使用权分享。就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所促成的陌生人社会的分享来说,它的维系是建立在公民纳税的基础上。然而,纳税的边际增长是有瓶颈限制的。就公益慈善来说,由于捐赠品是货币转让或物品产权转让,同样面临边际增长受到瓶颈约束的问题。但是,使用权分享就不受这种边际增长瓶颈的约束。当然,这里所说的使用权分享,是那些冗余闲置资源的对外分享,而不是自己需要频繁使用的、没有闲置状态的资源的对外分享。

   使用权的分享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方面,物品拥有者只是把物品的使用权转让给陌生人,但并没有把其所有权转让出去。例如,沙发客主把多余的房间转让给陌生人住几天,在自己开车上班途中搭乘几个陌生人,并没有损害到房主或车主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对于物品所有者来说,一些物品的使用价值是有特定的时段限制的。例如,当小学生升入初中以后,对他们来说,小学课本就不再具有使用价值了。在这个时候,由于小学课本对自己没有使用价值,小学课本的所有权也显得没有意义了。尽管转让小学课本意味着转让所有权,但这种所有权乃是可放弃的所有权(或不具占有价值的所有权)。这样的物品如同垃圾。把多余无用物品当垃圾丢掉,会增加社区处理垃圾的成本。把这些物品转让给陌生人使用,不但可以减少社区在垃圾处理上的成本,而且有助于增进社区福祉,因为社区成员相互转让冗余闲置的物品降低了彼此的生活成本。

   使用权分享,尤其是那种免费转让的分享,其实也是一种再分配模式。但这种再分配与福利制度和公益慈善制度的再分配不同,它不是一种损益性再分配,而是非损益性再分配。所谓损益性再分配意味着,物品转让给他人了就意味着自己的利益损失(尽管是出于自愿),如:缴纳了税收意味着自己的可自由支配的收入的减少;金钱或物品的捐赠意味着自己的具有使用价值资源的减少(当然,这种损益是捐赠者自愿接受的)。所谓非损益性再分配意味着,个人把自己的冗余、闲置或无效用的资源让陌生人来分享,并没有给自己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一方面,资源的对外分享并没有造成所有权的损失。另一方面,所分享出去的资源,往往是冗余闲置的资源,或对自己而言失去了效用的资源(如小学课本之于初中生)。这样的非损益性再分配意味着其边际增长的空间,远远大于国家福利分享和公益捐赠品的分享的边际增长空间。可以说,使用权分享是福利体系和公益慈善之后的一种新的再分配模式(表1)。这样的再分配与其他两种再分配一样,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分配正义。与此同时,它还有助于实现可持续消费的目标。通过使用权的分享,本来可能被当作垃圾丢弃的物品,被延长了使用寿命。同时,那些拥有一些低使用率产品的人,通过让陌生人来分享该物品的使用,不但提高了该物品的社会使用率,减少其使用价值的浪费,而且也导致他人因为可以分享这些物品而无须额外购买这些产品,从而遏制超消费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后果。

   如果说,福利制度是一种制度化再分配,慈善活动是一种志愿性再分配,那么,使用权分享乃是一种生活风格化再分配(表1)。制度性再分配是自上而下而实行的强制性再分配,志愿性再分配是一种基于慈善组织的中介作用的自愿性再分配。生活风格化再分配则是一种基于点对点合作而实现的风格化再分配。这样的再分配是通过线上分享平台而实现的。数字分享平台的出现,导致了再分配的革命。它既不是基于国家的强制,也不是基于第三部门的中介作用,而是基于分享平台而实现的无中介的、一对一的再分配性协作消费。

   驱使人们把冗余闲置资源转让给陌生人分享的动力机制,与志愿性再分配的动力机制类似,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源于公民精神。而公民精神乃是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但是,这两种再分配的对象不同。志愿性再分配的主体是中产阶层,而再分配对象是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体;而生活风格化再分配的主体和对象均可以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前者的覆盖范围小。后者的覆盖范围大。

   正是出于公民精神的驱动,一些具有环境主义和社群主义价值情怀的草根群体,利用数字技术的发展成果,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线上分享平台,如发源于英国的Freecycle和Freegle。这种分享平台把线下的公益慈善事业搬到网上来做,从而扩大了资源动员的效率和规模。这些平台动员人们把冗余闲置或对自己而言失去使用价值的物品捐赠出来,并借助分享平台与需求者实现一对一的捐赠。由于是在网上合作,捐赠者和受捐者的覆盖面都扩大了。把本来要当作垃圾而丢弃的物品转让给(线上的)陌生人,不但满足了他人的需要,而且有助于减轻环境压力。这种分享对自己没有利益的损失,对他人有正面的功用,对环境的改善也有益处。因此,这样的分享就是一种多赢、共赢的分享(再分配)。

   可见,就冗余、闲置或不再有主观效用的物品来说,陌生人之间的分享是不存在阻力的。那些本来要当作垃圾丢弃的物品(占有价值为零),转手送给陌生人,对自己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利益损失。这种分享模式就突破了传统的福利体系和线下公益慈善所面临的边际增长空间的瓶颈问题。分享作为一种使用价值的再分配,具有无限的空间,因为大部分人始终都会有一些失去主观效用或冗余闲置的物品。这些物品如果要当作垃圾处理,不但可能增加个人的利益损失(交垃圾处理费),而且也给社区环境造成负面后果。而环境问题从一个侧面促成了公民精神的发展。带着公民精神和价值情怀的居民,具有主动参与转让冗余与主观效用终结的物品的动机。许多人把这样的转让和分享活动,当作表达这种情怀的生活风格。这样的分享实质上是一种生活风格化的再分配。

   但是,这样的分享依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就那些具有冗余、闲置或主观效用终结的物品的居民来说,把这些物品转让给陌生人,存在时间成本。如果没有足够的公民精神和环保意识,他们或许就会选择用时间成本最低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物品——直接把它们当作垃圾丢弃,以便省时省力。这意味着,这样的公益性的分享,对居民的参与提出了较高的道德要求。他们必须要有公民精神和环保意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这种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就分享平台来说,平台的运作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平台不能从居民的分享活动中获得收益,那么,谁来承担平台的运作成本?这对于公益分享平台来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对于大的平台来说,它们可以从收费性的平台那里拿出一部分收益,来资助自己在大平台下面所建立的小的公益分享平台(如京东公益)。但是,对于那些规模不大的专业性公益分享平台来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生存压力。

因此,要使得冗余闲置的物品在陌生人之间的社会分享成为可能,坚持公益目标的分享平台是其中的关键。而分享平台要能够存在,仅仅靠理想和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自身的运营成本的问题。换言之,它必须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如果这些分享平台缺乏一定的创收能力或融资能力,它就很难维持下去。史密斯(Smith,2000)通过对草根联合会的生命周期的研究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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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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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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