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亮:清末皇族内争与袁世凯复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5 次 更新时间:2018-12-11 00: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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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亮  
用何剿抚?至北去各军,均归荫帅统辖,兄仅有会同调遣之权,执事自应禀承荫帅办理一切。”(165)这从军事角度讲不无道理,就连汉口的日本武官也认为“让袁世凯与荫昌两立,统御困难”。(166)而且,袁世凯蛰伏几年决定复出,恐怕亦不仅仅着眼于湖广总督一职甘居人下。正如英国公使所了解:“袁世凯的儿子向我保证说,他的父亲一定不会到武昌去,除非摄政王让他直接统率一支远征军。”(167)但是,限于湖广总督的身份,袁世凯针对无兵无饷的处境似乎只能提出练兵、筹饷以及不可遥制等湖广总督应行筹划的条件,以及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之类的政策建议,而不便以书面形式直接提出与荫昌争权的条件。故而袁世凯只是向张镇芳、冯国璋等人间接抱怨此事。或者“不能尽言,馀属阮参议详达”,(168)通过清廷派来劝驾的阮中枢间接转达其意。

   10月18日,袁世凯的谢恩折以及“应预备各事宜一函”即“节略八条”进呈清廷。(169)内阁总、协理大臣当天回复称:“来函并荩筹各节所开手折已照录呈监国摄政王”,尤其提到“并交泽公阅过”,表示“均可照办,即请分别电奏,请旨遵行”。(170)说明其在节略中所提要求已得到载沣以及载泽的同意,载沣甚至还朱批表达“优加倚任之至意”。(171)

   至于“节略八条”中未便明述的“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清廷也已获知。当天给事中蔡金台奏称“军事最忌纷歧”,建议“饬将所带两镇专交袁世凯调度”;(172)监察御史齐忠甲也称“自来统帅不专最为行军所忌”,恳请“明降谕旨,饬荫昌即行回京,所带水陆援军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173)两人同时提出类似请求,恐非偶然。然而,直至10月19日,也只是谕示“袁世凯现已补授湖广总督,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174)并未完全答应袁世凯的要求。

   授予袁世凯总指挥权亦属“重大事件”,必然经过隆裕的同意。10月20日,隆裕有所表态,在发布懿旨分拨内帑赈济湖北灾民时,特别提到“由内务府发交袁世凯派委妥员”。(175)这份懿旨是由载沣面奉,(176)两人有协商的机会。隆裕太后之前一直反对袁世凯复出,现在这样表态,可以公开显示她对袁世凯复出的某种认可。盛宣怀致电袁世凯“公宜速行,大约公到陆军大臣即可调回”,(177)表明朝廷已答应袁世凯复出所提条件。盛宣怀又为载泽代拟面奏节略三条,其中反复提出“袁慰庭宜明降[旨]催其赴鄂,即以北军及各省援军均归调遣”,“一军两帅,为行军所忌,俟该督抵汉,应将新军及湘、豫各省援军悉归节制,以一事权”,(178)以催袁世凯速出。10月21日,载沣面见隆裕,(179)载泽大约也依盛宣怀所拟节略进行上奏,故而当天“阁电催项城早出以便撤回荫大臣”。(180)清廷还明确宣谕应允了袁世凯“调委人员、筹募新军”等请求。(181)至此,可以说清廷基本答应了袁世凯所提请求,尤其是“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这个关键性条件。袁世凯终于决心复出。

   10月24日,袁世凯对南征清军的将领配置提出建议,“拟请先派冯国璋充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任第二军总统。(182)10月25日,在清廷致电“催起程、进攻”的督催之下,(183)袁世凯于26日立即回复了出发的具体日期,并且要求以明谕的形式“降旨派充,以尊责成,而安军心”。(184)27日,清廷最终宣谕:“湖广总督袁世凯著授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而期迅奏成功”。(185)这也得到隆裕的同意。(186)

   袁世凯辛亥复出主要出自清廷决策,列强施加的压力非常有限。早在1911年10月14日,清廷宣布起用袁世凯时,在北京的各国公使还曾因清廷对袁世凯忽罢忽起任意处置的方式愤愤不平,“外交团会议上终日都在主张袁世凯不应该接受任命”。(187)后来,英国方面确曾有过利用清政府欲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之机提出各种苛刻要求的想法,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它使一个由包括载泽和袁世凯在内的能人领导的改革政府掌握北京政权”。(188)参照之前莫里循对第二任内阁的判断,也只是希望由载泽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担任协理,重新组阁。然而,经过与其他公使交流,朱尔典获知“美国、法国和德国的使节都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189)

   10月24日,四国银行团讨论向清政府贷款问题。据莫里循所言,“四国银行考虑借款申请的唯一条件是:赋予袁世凯同革命党人议和的全权,并进行革命党人所要求的不论多大程度的改革”,(190)其中所称的“唯一条件”显然有夸张的成分。因为莫里循也向日本人透露过会议讨论的内容,其中第三条才是“尽快重用有望救济时局的人物(暗指袁世凯)并授予全权,清政府应尽量谋求与革命团体和平解决之途”。而且,日本公使直接从美国消息人士得来的情报与莫里循透露的“大有不同”。(191)另有消息称,四国银行团中的法国代表贾思纳同意美国人司戴德的意见,认为“如果清朝请一个强有力的人(象袁世凯)出来协助它,并同意一些宪法改革,则叛乱将失去它的矛头而不久被粉碎”,但他们同时认可“载泽和盛宣怀已经肯定地引导政府走上改革的道路”,(192)很可能主张的仍然只是载泽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担任协理的内阁模式。

   因此,英国公使等人希望起用袁世凯,主要是为了改组清政府,这与清政府最初起用袁世凯用于镇压革命的目的并不一致,也就称不上在同意袁世凯“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这个关键性条件时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不论四国银行团讨论的具体内容如何,以及是否向清政府施压,都是清政府10月21日已经基本答应袁世凯复出条件之后的事了。

   宣统时期,隆裕太后虽然不能像慈禧太后一样垂帘听政,但仍然拥有很大权力,可以间接参与朝政。作为满族皇室,她与载沣都忌惮汉族重臣袁世凯擅权,都有罢袁动机。而且,袁世凯在立帝一事上曾有损她的利益,更是加深了她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纵观袁世凯复出的整个历程,最大阻力实际是隆裕。由此可知,隆裕在罢免袁世凯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载沣出于现实政治考虑,早在载涛力推军机更迭时就对袁世凯的态度有所松动。皇族内阁出台之后,面对舆论压力,以及第二任内阁总理人选难以确定,载沣更加倾向于起复袁世凯。这也是武昌起义之后,在清廷危机尚未达到“非袁不可”的地步时,载沣努力说服隆裕同意袁世凯复出的前提。因此,与其说是载沣被迫同意袁世凯出山,倒不如说是隆裕被迫同意更为合适。

   袁世凯复出时提出的条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以湖广总督身份通过奏陈直接提出的“节略八条”,二是通过他人间接提出的“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哈汉章所述“四个条件”反映了这些条件的部分内容,与李剑农著作中所提“六个条件”的相关内容基本一致,可见“六个条件”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但“取得讨伐军总指挥权”无疑是最为关键性的条件,由于有载泽的奏陈,10月21日该条件即已得到清廷应允,只是在10月27日公开宣谕而已。

   列强在袁世凯辛亥复出时所起的直接作用非常有限,袁世凯之所以复出主要得益于皇族各派的支持与默许。慈禧临终遗命衍生出宣统朝隆裕、载沣互为牵制的权力格局,进而演化为载泽、载涛之间的激烈争斗。皇族内争使得各方皆有拉拢袁世凯的必要,这是袁世凯在武昌起义之后顺利复出的重要背景。

   注释:

   ①中国近代通史类著作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计秋枫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等等。研究袁世凯的专著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陈志让:《乱世奸雄袁世凯》,傅志明、鲜于浩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等等。

   ②尹全海:《袁世凯被黜考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③刘路生:《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侯宜杰:《辛亥革命爆发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骆宝善、刘路生:《袁世凯与辛亥革命》,《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

   ④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⑤《宣统政纪》卷1,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清实录》第6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7页。

   ⑥胡思敬:《国闻备乘》,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3页。

   ⑦《宣统政纪》卷1,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清实录》第60册,第4页。

   ⑧《鹿传霖日记(五)》,《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

   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6,北平:天华印书馆,1939年,第15页。

   ⑩参见《宣统政纪》卷1,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清实录》第60册,第9页。

   (11)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19页。

   (12)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年,第301页。

   (13)《谕旨》,《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2页;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07页。

   (14)恽宝惠:《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64页。

   (15)《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電報第310号)》(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Ref:B03050093800。本文所引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及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档案源自“亚洲历史资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网站,网址:http://jacar.go.jp.

   (16)胡思敬:《国闻备乘》,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284页。

   (17)《宣统政纪》卷1,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清实录》第60册,第17页;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02页。

   (18)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81页。

   (19)《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機密第68号)》(明治四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JACAR:B03050009200。

   (20)爱新觉罗·载沣:《醇亲王载沣日记》,第305页。

   (21)《内阁各部院衙门会奏监国摄政王礼节折》,《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8页。

   (22)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9页。

   (23)参见《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電報第5号)》(明治四十二年一月三日),JACAR:B03050094900。

(24)《在清国伊集院公使ヨリ小村務大臣宛(電報第6号)》(明治四十二年一月四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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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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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上半月刊)》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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