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夫龙:张爱玲的服饰体验和服饰书写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9 次 更新时间:2018-12-09 23: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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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夫龙  
长大后,好不容易熬到姊妹们都出嫁了,她却生病了,但仍然穿着丑陋的服饰:

   川嫦可连一件像样的睡衣都没有,穿上她母亲的白布褂子,许久没洗澡,褥单也没换过。那病人的气味……(29)

   川嫦的服饰暗示着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命运,她是家里最老实、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家庭中却没有更好的命运。她渴望穿上漂亮的衣服,但总是事与愿违,始终处于丑陋服饰的包裹之中。“服饰的匮乏正象征着她感情上的匮乏,没有爱,没有关怀,她的人生像缺乏阳光雨露的花一样,只能凋谢。”(30)而她的自责为她的家庭多了一道美丽的伪饰,但也加速了她的悲剧的到来。小说以一款已经过时且并不合身的服饰对她的悲剧命运作了象征性书写:

   她穿着一件葱白素绸长袍,白手臂与白衣服之间没有界限;戴着她大姊夫从巴黎带来的一副别致的项圈。是一双泥金的小手,尖而长的红指甲,紧紧扣在脖子上,像是要扼死人。(31)

   川嫦的这身衣服穿在她与自己理想中的丈夫章云藩见面的重要场合,她戴的饰品“别致的项圈”作为一个服饰意象,令人触目惊心,如同“扼死人”的小手,“尖而长的红指甲”早已环绕在她的脖子上,过时的白衣服宣告着生活的无望,无形中杀人的“项圈”宣布着死亡的即将到来。最后,川嫦在肺病中不断地消瘦下去,随着亲情的缺失,爱情的失去,生活的希望破灭,她丧失了生存下去的理由和依据。在病魔的折磨下,在世态炎凉的煎熬下,她的身心憔悴,逐渐变得丑陋不堪,她的身体“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32)。但事实上,“川嫦从前有过极其丰美的肉体。尤其美的是那一双华泽的白肩膀”。这个善良美丽的姑娘从一个“极其丰美的肉体”到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的巨大蜕变和强烈反差,正折射出一个年轻生命被扭曲异化的悲剧。

   张爱玲的《金锁记》从三奶奶兰仙的陪嫁丫鬟凤箫起笔,以她和伺候二奶奶七巧的丫鬟小双关于服饰的一段对话开篇。很好地把彼此主人的家境和时局以及各自主人的命运暗示了出来。曹七巧爱着小叔子姜季泽,却无法实现内心的欲望,陷入爱而不得的尴尬与绝望。作者写道:“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33)在这里“实心小金坠子”被喻为“铜钉”,取得了相同的精神内涵,这种服饰意象获得了“鲜艳而凄怆”的悲剧命运的意蕴。蝴蝶的标本是曹七巧生命状态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尽管她被种种戒律禁锢着,但她那颗年轻的心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欲望,而此时,这只曾经鲜艳的蝴蝶经过岁月的磨蚀,被“小金坠子”钉在那里,已经风干,生命枯萎,变得丑陋不堪。自然界的蝴蝶牺牲自己圆了一个美丽的梦,永远留下了昔日的美好韶华。而人世间的曹七巧却背着黄金的枷锁,在金钱的欲望中苦苦挣扎,又在肉体的欲望中迷失了自我。她为女儿长安裹脚,纵容儿子吸食鸦片,无情地摧残着儿女的身心健康和婚姻幸福,把孩子们推向了一个黑暗的陈腐的深渊。曹七巧不仅自己的命运悲惨,而且亲手制造了儿女的悲剧命运:

   七巧的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年纪到了十三四岁,只因身材瘦小,看上去才只七八岁的光景。在年下,一个穿着品蓝摹本缎棉袍,一个穿着葱绿遍地锦棉袍,衣服太厚了,直挺挺撑开了两臂,一般都是薄薄的两张白脸,并排站着,纸糊的人儿似的。(34)

   这种服饰描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死人灵前纸扎的童男童女,这预示着长安和长白这两个无辜的孩子注定要与那死去了的灵魂陪葬的命运。对于长安而言,尤其如此。可以说,善良无辜的长安,她的一生就是为了难言的自尊而不断放弃的过程。面对母亲曹七巧对她的婚姻的破坏,“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35)长安怀着一种希望和憧憬去赴宴见童世舫。为此,她做了新装,并到理发店烫了头发,“从天庭到鬓角一路密密贴着细小的发圈。耳朵上戴了二寸来长的玻璃翠宝塔坠子,又换上了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36)。到了菜馆子后,她突然矜持起来,在房间里“怯怯地褪去了苹果绿鸵鸟毛斗篷”(37)。在童世舫看来,长安确有点楚楚可怜,甚是喜欢。后来的交往,开始有了局部的变化,“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38)。两人之间有了好感,甚至心心相惜。但曹七巧的存在,成为他们幸福生活的破坏力量。曹七巧在请童世舫的鸿门宴上故意反复说及长安抽鸦片的几句话,足以摧毁了长安一生的幸福和希望。作者写道:“长安悄悄地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39)这种由黑色绣花鞋和白色丝袜构成的服饰意象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暗示了长安晦暗的悲剧命运。

   如果说曹七巧如同一个被风干的蝴蝶标本,在生命枯萎之际摧毁了儿女的幸福,那么《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则更像一只美丽的毒蜘蛛,亲手毁灭了亲侄女葛薇龙这个花季少女的一世幸福。葛薇龙这个纯情少女一步步走向堕落的罪恶的背后推手,就是她的亲姑妈梁太太。小说一开篇就为我们描写了她的黑色的装扮:

   汽车门开了,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更像一粒青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拂拂。

   ……毕竟上了几岁年纪,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拟的“桑子红”。薇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美人老去了,眼睛却没老。(40)

   梁太太一身黑的服饰暗示了她和曹七巧的处境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她们都经历过并不幸福的婚姻和丧夫的孤寂。只不过在现实的生存中,她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复杂的世道。曹七巧在黄金的枷锁中极力压抑情欲,在有意无意中用黄金的枷角劈杀无辜的亲人;而梁太太则尽情地放纵情欲,游戏人生,以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的快乐。在这段服饰书写中,黑色是梁太太服饰的基调,也象征着她的阴鸷狠毒、放荡不羁的人格心理。尤其是面网上的那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更暗示了梁太太的阴毒和葛薇龙的悲剧命运。梁太太就是一只美丽的毒蜘蛛,给人一种凄冷恐怖的感觉。蜘蛛吐丝结网,猎取食物,用来果腹。此时的葛薇龙就成为送上门的猎物。葛薇龙最终也成为她姑妈勾引那些对她不再感兴趣或她已感兴趣的男人的诱饵,逐渐沦为姑姑的俘虏,在清醒的自我批判和真情相依中反成了现世的俘虏。姑妈的家就是一个高级妓院,风月场所,但葛薇龙无法抗拒物质的诱惑,只能一步步堕入罪恶的深渊。她爱上了花花公子乔琪乔,但在乔琪乔的眼里,她不过是一个妓女。他在利用葛薇龙的身体一方面满足自己的肉欲,一方面利用她的身体帮他弄钱。等待着葛薇龙的只能是无边荒凉和恐怖的命运。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同一种服饰在作品内部重复出现,也在不同作品之间重复出现,成为一种繁复的意象,这些被不断重复的服饰意象寄寓着作者的情思,呈现为作者审视人生、观照生命、揭示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命运的独特视角和手段。可以说,“张爱玲以缤纷的服饰建构了一个斑斓的艺术世界,服饰重复的策略更成了她塑造人物、结构篇章、透视人性的有力武器”(41)。绣花鞋、手套、旗袍、绒线衫、戒指、团扇、蓝布罩衫等日常见到的服饰都在张爱玲的笔下活灵活现。如在《十八春》中“红绒线手套”,在出现——丢失——寻找——归还——收藏之间不断重复了五次,便很好地传达了曼桢和世钧之间的深沉含蓄的爱慕心理,凸显出他们腼腆、内敛的性格特征。“绣花鞋”这种过去时代女性的日常服饰在张爱玲的多篇小说中反复出现,形成了一种服饰意象。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男主人公佟振保半夜里起来开灯,发现“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42)。《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惨遭娘家人的排挤后,紧紧地将绣花鞋的鞋帮子按在心口上,手被戳在鞋上的针扎了也不觉得疼;《十八春》中翠芝脚上穿着一双簇新的藕色缎子夹金钱绣花鞋;《多少恨》中的家茵在拖床底下的箱子时,顺带露出床底的一只天青平金绣花鞋的鞋尖;《花凋》中郑夫人为早已病入膏肓而无法下床的女儿川嫦置了两双绣花鞋。绣花鞋是千百年来在男权话语规约下的产物,女性的脚被束缚在这种鞋里,是女性被压抑的生命形态和命运象征。这些绣花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不断被提及并重复出现,自然意蕴深刻,暗示着与这些绣花鞋有关的太太、小姐们不幸的命运和苍凉的人生。她们或在婚姻中过着并不幸福的生活,或在自私的父母压迫下过着不堪的日子。这些繁复的绣花鞋意象揭示了女性凄惨的生存处境和惨淡的命运结局。

   张爱玲是一位自觉追求象征性的现代作家,她的小说中人物的服饰有时虚拟化和抽象化,服饰意象也在写实中注入现代性元素,这使她的服饰书写不仅具有写实的特征,而且具有象征的意义。她善于运用服饰的隐喻和象征意义来传达自己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独特体验,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命运。通过张爱玲的服饰话语,我们既能够感受到她不随波逐流也不迎合世人的意趣,还可以洞察她丰富而独特的人生经验和生命体验以及生存之思。可以说,张爱玲的服饰书写,立足于服饰,立意在文化,不仅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认同和传承,还表现为对现代西方服饰文化的借鉴和汲取,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服饰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的想像,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工夫”(43)。虽然张爱玲所熟悉的那个时代已经挥着“美丽的苍凉的手势”渐行渐远,但她的服饰书写却寄寓着太多的民族的和家族的记忆,从她的服饰话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审视那个时代的面影和人生百态,在阴阳相隔的边界处,感受历史隧道中时代苍凉的气息和人物悲戚的命运,

   张爱玲对服饰曾有过精辟的论定:“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44)当然,这种论述得益于她独特的生命体验。而这种体验因服饰元素的介入而显得与众不同,这既成就了她独立不倚的个性,也使她笔下的服饰话语隐含着历史文化的底蕴,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精神和现代特征。一袭袭素朴抑或华美的服饰,在张爱玲笔下成为展示真实世界的表意符号,升华为演绎人生命运纠结的悲剧意象,成为她的小说荒寒苍凉意境的独特注脚。

   *收稿日期:2017-12-10

   注释:

   ①[美]卢里:《解读服装》,李长青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任湘云:《服饰话语与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页。

   ③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491页。

   ④李宗刚:《鲁迅影像及他者想象性建构》,《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⑤张爱玲:《更衣记》,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⑥张爱玲:《更衣记》,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2页。

   ⑦翟瑞青:《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0页。

⑧张爱玲:《天才梦》,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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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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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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