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宏年:九世班禅到内地后的舆情与北京民国政府政策论析(1923-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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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年  
现“感于环境之旨趣不同,毅然来京,携手商榷”,在我国外交政策有重大意义。因此,他们希望各界“共襄盛会”,欢迎班禅。(28)

   2月25日11时,班禅的专车抵达北京,各部、院官员和各社会团体和佛教、道教等各教派人士等数万人早已在车站迎候,一些人打着“欢迎西藏之教师”“欢迎活佛”的旗帜,而负责护卫的军警林立,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场面极为严肃、壮观。专车进站后,班禅尚未下车,内务总长龚心湛,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和副总裁洪学范、祺诚武,新任外交总长沈瑞麟,京师警察总监朱深和警备司令鹿钟麟等中央官员登车迎接,接着“以丈余之黄布铺地”,班禅在“许多喇嘛扶持而下,行于黄布之上”,他一下火车“军乐大作”,坐上一辆用装饰精致、坐垫也用黄绫制成的纯黄色汽车出站。(29)随后,他被安排到瀛台住锡,作为他的行辕。26日上午,班禅觐见临时执政段祺瑞,27日上午段氏进行回访,3月2日段氏又在陆军部“演剧邀班禅参观”。3月11日上午,班禅谒见段氏,班禅向他陈述有关外蒙、西藏问题的建议,表示愿意诵经“祈祷外蒙和平,并愿以宗教法力,感格外蒙青年,俾诚心归向”,而段氏“极为嘉纳”。(30)

   4月,班禅派代表参加了善后会议,公开发表意见书,主张“消弥战祸”、实行真正的“五族共和”。(31)他还为内外蒙古王公、信徒膜顶,前后有数万之多,由于“远来顶礼者人数繁颐”,蒙藏院招待班禅办事处为维持秩序,免费制作了“顶礼入门券”,请持券者从西苑进门。(32)4月11日,中外各教联合会召开,各教代表和中外名流1500多人拜谒班禅,“颇集一时之盛”。班禅发表演说,主要阐发了佛教的因果,强调“佛教之要,在乎劝善戒恶”。(33)班禅受到中外各宗教团体、教派代表的参谒,既是世界宗教史上的盛事,又反映了中外宗教界人士对班禅的尊敬。

   4月下旬,应浙江地方长官孙传芳邀请,班禅南下上海、浙江,蒙藏院和江苏、浙江及沿途地方官员、各界积极筹备,确定交通保障、欢迎礼仪等具体事宜。24日,班禅到执政府向段祺瑞辞行,班禅报告了南行安排,段氏则设宴为他饯行。(34)班禅定于27日离京南下,大堪布罗桑、翻译数名和随从等20余人随行,临时执政派达寿、翊卫使熙钰护送,蒙藏院派祺诚武、李铣、方燕庚陪同。28日晨,班禅乘坐的专车经过济南时,车站上已经用黄缎扎起彩棚,中搭牌坊,坊上交叉国旗,并悬“景教东来”匾额和“欢迎”大字,山东军政长官和各界到站迎接。(35)是日下午,班禅专车驶抵浦口站,江苏省和南京地方在浦口车站和下关码头准备用松柏高搭牌楼,“特备黄缎大轿一乘,黄缎伞一柄,黄缦汽车、马车各十辆”,举行隆重的欢迎会,并布置好宅院让班禅休息。(36)29日,班禅经过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站,车站上都高搭黄彩牌楼进行欢迎;下午到达上海,中华佛教会长清海前往拜会。30日,上海绅商在圣母院路举行宴会欢迎班禅。(37)

   5月1日,班禅从上海到杭州,浙江军政官员、僧众、社会各界隆重欢迎。(38)8日,班禅从杭州返回上海,9日上午中华佛教总会上海分会在静安寺举行欢迎大会,下午乘船前往普陀进香,而到达普陀后又受到僧俗各界的热烈欢迎,各寺庙还做好迎接他的准备。(39)班禅从普陀返回上海后,17日下午各界又在总商会议事厅宴请班禅,军政绅商、各社会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代表500多人参加。商会、上海佛教会和各界人士先后致辞,班禅发表演说,表示“现在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尽属一家”,提出“共和不仅在种族政治,宗教上亦宜尚共和”,各教派都应“为公众祈祷和平”,“不但求中国之和平,即对世界各国,均当以和平相待”。(40)20日,班禅离沪北上,25日回到北京,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和各方代表到站迎接,彩棚高搭,黄土铺地,军警林立,气氛隆重、热情。班禅此次在浙江、上海期间,湖北、江西军政长官到沪迎请,湖北督办萧耀南派代表到沪,“敦请班禅蒞鄂”,因天气炎热,他未能前往。(41)班禅回北京后,因天气炎热,7月去五台山避暑。7月6日,他赴五台山避暑前,请蒙藏院向临时执政“代陈感谢”。(42)

   从1月至7月,班禅一行受到临时执政的隆重接待,各地军政部门、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但这一过程中经费始终是困扰蒙藏院的突出问题,而社会舆论中总有质疑的声音,核心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界花费巨大财力、物力、人力接待班禅,是否对巩固西藏有效?对于接待经费,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曾专门与财政部总长李思浩会商,双方都认为“招待事项理应周致,惟以中央财力所限,不得不格外从俭”。2月21日,蒙藏院致函财政部,表示“办理招待班禅事宜,所有开办经费”从财政部领款25000元,经过“通盘筹划、诸事节省”,总计不到40000元。班禅在25日就要到京,每天经费需拨400元,“此外应行供给之煤火、车马杂费等项,及招待处办公经费伙食,约计每日需要洋六百元”,每天总计需要拨款1000元。该院还强调,这个预算“已属减无不减”,考虑到“库款支绌”,“煤火、车马杂费等项,及招待处办公经费伙食”等项再减少200元,每天应拨给800元,每月需要24000元。(43)临时执政府秘书厅也为此致函财政部,称董士恩与贡桑诺尔布商量过接待经费问题,即“山西每日折价洋三百元”,发到2月24日,25日班禅到京后“仍将支应折价”,段瑞瑞谕令“该项支应每日折给四百元,由财政部速即筹给应用”。2月27日,财政部通知蒙藏院:“贵院函开每月需要二万四千元,本部正在查核”;根据执政谕令,“按日折给四百元”,自“班禅到京之日起按月陆续筹拨”。(44)班禅到京后,很快进入夏天,5月12日蒙藏院呈报临时执政,强调班禅来京时“适值初春,天气尚寒”,所住灜台涵元殿、香扆殿等处的“床、幛、窗帘、铺垫各项物品多系棉裌”,现在天气渐热,要求拨款购买凉棚、竹帘、葛布垫套、凉席、透孔罗纱幛、冰箱、电扇及裱糊物品,总计6220元。段祺瑞要求财政部拨款2000元,由蒙藏院负责购置“班禅行馆夏季物品”。(45)

   蒙藏院关心的经费问题得到暂时解决,当时有人却提出质疑。班禅进京后,3月10日《东方杂志》评论:“喧传一时的西藏班禅喇嘛额尔德尼于二月二十五到京了。抵京时,欢迎礼仪的隆重,沿途保护的周密,可谓民国十四年来罕见的盛事”。北京政府“因欢迎班禅已耗去十几万元,而主事者”还说“办事困难”“深感拮据”,“实则北京的蒙藏院积欠了半年的经费,而此刻能有这许多的闲钱,化在班禅一人身上,政府的手段似乎算要阔绰了”。政府“所以如此竭诚的招待”班禅,因为现在“全藏的政治,已陷于无人管辖之境,表面上总算是中国的屏藩,总算是五族共和主体之一,骨子里却早已入外人手掌之中”,乘班禅进京之机,“竭政府之所能,先予以隆重的礼节,优美的生活,博其欢心,然后与他诚意讨论,以为解决历来各项问题的准备”。总之,“政府的意思,无非想利用班禅,以为应付藏民之用”。最后,作者提出疑问:“班禅个人的意志,究竟足以代表全部藏民吗”;班禅“的势力果足以笼罩全藏、支配全藏的政治吗”;“单单联络班禅的力量,究竟足以解决历年来悬而未决的西藏外交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肯定的,“我们只可以说政府此番举动,徒顷添了一些影戏上的材料罢了。要说到‘实效’两字,恐怕不是这样容易”。(46)班禅在上海期间,5月12日余龙华在《申报》撰文“反对欢迎班禅意见书”,强调在“国内多事之秋、无暇西顾”之时,段执政特派大员优礼接待,“诚为怀远之举”,但他表示反对:一是尽管“班禅为后藏领袖,且不远千里而来,自当以客礼接待”,可“班禅不过一藏族代表耳,何必铺张扬厉、麇赀国帑”?二是前藏的达赖与后藏的班禅有矛盾,现在“厚后藏是薄前藏,结班禅是绝达赖,使两藏如水火,启两藏之争怨”。(47)

  

三、临时执政加封九世班禅名号


   1925年8月1日,临时执政段祺瑞颁布命令,称“班禅额尔德尼远道来京,赞筹统一,精忠翊国,嘉慰良深,著加给‘宣诚济世’封号,用示优异”,“加封仪节”由内务部、蒙藏院会同议定,“以重令典”。内务部、蒙藏院24日即呈报临时执政,认为“加给封号应须颁给册、印”,参照册封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成案”,制成金册、金印,印文为“宣诚济世班禅额尔德呢之印”,文字用汉、藏两种,“其册版之大小、页数及尺寸、钮式”均参照哲布尊丹巴“册印成样办理”;册封时派“专使正、副各一人赍送祗领,应行礼节届时开单呈览”;班禅现在五台山避暑,“遣使往封转多周折”,应待他回京后“再行派使赍封”。临时执政批示“俟回京策封”,并通知铨叙局、印铸局制作金册、金印。(48)11月27日,内务总长龚心湛、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拟定册封班禅日期,请派册封正、副使各一人”,呈报册封“应行礼节缮单”,段氏即任命龚心湛为册封正使,总裁贡桑诺尔布为副使。(49)11月30日,蒙藏院对册封工作做了部署:12月1日“册封班禅,本院参、司各员均著前往瀛台”,吴燕绍、萧飏曾、汪睿昌、李振族“帮同照料”;“此次册封班禅,派司长李诜为捧印官”,佥事彭清嘉、王郁骙“帮同将事”。(50)

   12月1日,中央政府举行隆重仪式,册封九世班禅,加“宣诚济世”封号,《申报》详细报道了这一盛事,“本月一日,为册封班禅之期”,段祺瑞特派龚心湛、贡桑诺尔布为“正、副专使”,内务部、蒙藏院“各派荐任官各一名、委任官各两名为捧册印官”。早上10点10分,“两专使及捧册印官等齐集执政府”,按照法制院规定的典礼,“先将册封、金印置于香案上,正、副专使行一鞠躬礼,即由捧印官、捧册(官)置于彩亭内,前导以军乐队,向瀛台出发”。到达新华门后,两大堪布“预候迎驾,引导入内,车抵瀛台筵次”,班禅本人“亲身出接,同入涵元殿”。该殿中央已设置礼案,两专使进殿后,班禅先向他们“行一鞠躬礼,从官捧册、印入,置案上,礼官读册文竣,两专使及从官以次向班一鞠躬,班对礼案行三鞠躬后,复向正、副专使一鞠躬致谢,并依藏礼分递各官之哈达毕,始收受册、印,并以交内务堪布桑商坚赞保管”。至11点30分,典礼告成,班禅邀请“两专使及从官至香绮殿进用茶点,表示感谢之意”。班禅又“亲递金佛一座、哈达一方,请专使代向执政道达谢意”。下午两点,各地的“蒙古王公、满洲王公、西藏办事长官”和孙传芳代表等“均向班禅道贺”,班禅则致电各省军民长官道谢。(51)

   中央政府加封班禅的同时,批准设立班禅驻京办事处,在福佑寺办公。(52)直奉战争后,北京政治形势恶化,1926年10月九世班禅离开北京,此后至1928年都在东北、内蒙古活动。这期间,瀛台仍为班禅保留了近一年时间,直至1927年夏天。这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把瀛台作为办公地点,8月4日大元帅府庶务司致函蒙藏院,称奉大元帅谕令,现住瀛台的班禅留京人员应一律迁往福佑寺,瀛台楼房作为宴会厅,至于迁移、修缮等费用由蒙藏院“会同庶务司核实、估定,呈候核夺”。(53)在东北、内蒙古期间,班禅一直受到各盟旗王公和民众的尊敬、欢迎,与一些王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如锡林郭勒盟的德王就与班禅联系紧密,他甚至还以班禅的名义在王府内创办了一所修机厂,这个工厂到1932年前后仍“名义上系属班禅所有”。(54)

   1923-1927年,九世班禅从西藏到内地活动,国内各界、社会舆论做出不同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与北京民国政府的西藏治理政策相互影响:

首先,北京民国政府是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各派军阀控制、争夺中几度更迭,但历届中央政府始终“优礼”九世班禅。1923年后,马麒、刘镇华、阎锡山等势力割据一方,直系、奉系、皖系和冯玉祥所率国民军仍然战争不断,北京政府则经历直系军阀曹锟时期、段祺瑞主持的临时执政府时期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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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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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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