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松涛 程美东:形态·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变迁的历史性透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0 次 更新时间:2018-12-05 01: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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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松涛   程美东 (进入专栏)  
农业占70%,工业只占30%,而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工业布局极不合理,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内地只有不到30%的份额[10]。毛泽东曾经在1950年总结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1]这段话典型反映了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业化现状的清醒认知和忧患意识。在195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大体形成了先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搞工业化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识。简而言之,这种理想规划的思路就是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但是,在中国,现实总是比理想规划要复杂得多。在理想中,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必定能够解决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一直期许的“平均地权”问题,必定能够给中国的农民带来翻身解放后的富裕和幸福,但在现实中,土地改革之后的中国农村,又面临着新的问题:贫困农民生产资料的困难、单个农户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弱、生产技术落后等等;在理想中,工业化是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长远大计,农民自然会全心全意地积极支持,但在现实中,一些农民打下粮食还是更愿意自己留着好好享受或卖给出价更高的私商,当城市生活好于农村,农民还是更愿意到城市谋生路而不是在家种地把粮食献给国家支援工业化,因种植棉花等工业原料比种植粮食作物更辛苦,农民更愿意选择后者;在理想中,我们允许私营工商业的存在,然后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方式进行公私合作,从而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并为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打下基础,但在现实中,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工商业者唯利是图,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甚至有资本家将主意打到了抗美援朝相关物资方面,给国家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如此种种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东方大国,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全盘规划,没有政府对民众价值观的整合从而形成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中国的工业化将会遥遥无期。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选择计划经济模式的内在原因。

   因此,以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决定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也由此开启了计划经济模式。这种高度集中、整齐划一的行政指令式经济模式由一系列制度体系构成,其中最为核心的便是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紧密联系,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战略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中国的工业化不会也不可能复制世界上曾经通行的如英国的“圈地运动”一般的原始资本积累方式。经过综合性考虑,中国参考了社会主义苏联“剪刀差”式的内部积累方式,决定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以“工占农利”的方式进行新中国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一开始并未封闭自由市场,当时政府获取粮食的主要渠道不仅有征收公粮也有市场收购。但随着工业化建设规模的铺开,国家所能够掌控的粮食数量与必须负担的城乡粮食供应量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缺口。一些私人粮商则趁此机会囤积居奇牟取私利,从而使粮食供销矛盾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统购统销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担当了极为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角色:一方面,国家对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的统购统销,使轻工业有了一个稳定的、成本低廉的原材料来源,从而获得了保护性发展;另一方面,国家从轻工业中获得的大量利税又被投入到重工业当中,从而保障了重工业的发展。

   同样,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形成的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也是根据中国工业化赶超战略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行政体制,起着让农村支撑城市、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功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口的城乡迁移是处于自由流动状态。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开启之后,由于是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以“工占农利”的方式进行新中国工业化的原始性资本积累,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最大的特点便是资金投入需求量大但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则较弱。因此,尤其是在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之后,工农业剪刀差骤然拉大,城乡生活的差距也明显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本能式的利益驱动,农村劳动力自然会大量向城市涌入,这将使城市粮食等资源短缺的问题更加严重,因此,为保证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逐渐形成。其主体思路是:在城市,以社会高福利制度,保持城市居民低工资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在农村,则以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绑定在土地上。当时的户籍制度与统购统销制度、社会主义改造交相呼应共同作用。通过严格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以此缓解工业化过程和加快城市化给国家带来的压力,保证农业能够稳定地为工业提供支持。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工业化模式的选择,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各种模式选择实际上都是双刃剑,需要历史视角下的综合考察与辩证分析,而非抛弃历史情境将当时的制度模式孤立地挑拣出来,再以当下的标准进行简单化地是非评判。这些制度确实也存在着弊端,但客观而言,这些制度的形成对保障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完成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工业化思路的实施,时至今日是否又会有人指责中共执政三十年未完成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历史无法假设,但理论上的指责与批判永远比身在其中的实际情境简单轻松得多。

   (二)一元化:工业化模式选择之下价值观形态的必然与应然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实际上当时就有不同的认识,最典型的便是“九天九地之争”。1953年,民主人士梁漱溟就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12]这一意见引发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争执。在此后不久,毛泽东论证了大小仁政的辩证关系:“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发展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13]据学者的研究,实际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统购统销等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其态度经历了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毛泽东曾经是中共领导人中最重视农民作用,也最关心农民状况的人。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3年开始,他却支持了让农民过得较苦的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促成其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以“一五”计划的实施为起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需要[14]。因此,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认知中,关于大仁政与小仁政,其实就是“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问题。见惯了革命中的流血牺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认知中,眼前利益固然重要,但为了实现革命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往往必须牺牲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特别是个人利益,这是一种天经地义。因此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自然本能地更看重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而在工业化进行过程中,自然要把这种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灌输和培育视为理所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复强调“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要“公私兼顾”,“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15]并提出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16],要“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17]。而以计划经济为中心的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配套制度,客观上又为这种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灌输与培育提供了有效保障。以这种高度同质化的一元化价值观为基础所形成的强力式整合,为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工业化的完成提供了上层建筑的有效支撑;反之,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价值观形态的一元化特征与工业化模式的选择有着必然和应然的逻辑关系。

  

三、散化—整合:价值观“一盘散沙”形态的矫正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价值观变迁,典型体现了一个历史悠久但命运多舛的东方大国精神家园重建的艰难历程和曲折轨迹,同时也体现着对1949年之前近代以来中国人价值观“一盘散沙”形态的矫正。

   (一)散化:新中国成立之前国人价值观的基本形态特征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救亡图存,成为决定中国国运民生的历史时代主题。于此背景下,诸多仁人志士秉承救国救民的责任担当,一方面开始对传统价值观体系进行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开眼看世界”,开始吸纳与接受西方文明中的相关要素。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在激烈的争执与论战中,各种文化思潮的价值取向虽大有不同,但其目标取向却具有共通之处,那就是直指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在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前,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自强自然而然是第一要务,这一目标取向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顽固守旧、中庸调和也好,激进革命也罢,多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国命家运的担忧和对国富民强的向往,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之奋斗不息、孜孜以求的中国梦的重要体现。自此,传统中国进入东西方文化激荡、冲突与融合的风云变幻时代,封闭的单一式价值观体系开始衰微与走向崩溃。伴随这一过程的,就是国民劣根性的显露无遗,如学者的总结:民族奴性,缺乏个性尊严;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知识;私人本位,缺乏集体观念,等等[18]。在价值观的散化形态下,国人的精神家园一直无所归从,从而形成近代中国国民价值观的“一盘散沙”状态。这种状态确实值得国人反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以主导型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整合,如果国民有茁壮的躯体而无健全的头脑,对国强民富肯定毫无益处。中国人民的价值观体系如何重新建构?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如何重新开拓?从梁启超到鲁迅,许多仁人志士对近代国人的价值观形态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如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的政治参与训练说、陈独秀的思想文化阶级革命论、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思想、鲁迅的立人以建立人国思想,等等。但在国破家残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并无一党一派能够提供理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思路。因此,如学者所言,直到1949年之前,整个中国从经济、社会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都处在变动无序的状态之中。传统支离破碎,但新的、富于生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模式却并未形成[19]。

   (二)整合:中国共产党对价值观“一盘散沙”形态的矫正

纵观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参与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程,实际上一直伴随着一个政党重塑和整合国人价值观的探索和努力。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曾经提出过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认为中华民族几遭沦亡惨境,根子在民智暗愚;改造社会、救国图存的首要前提,是人心民心的改造[20]。那么如何进行人心民心的改造以形成国民价值观的整合?如何形成国民全新的价值观重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实践中,一个全新的中国式民族文化的建构思路逐渐形成,即1940年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它是民族的,所以它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自强与独立;它是科学的,所以它主张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都要持辩证的态度,剔除其糟粕而吸收其精华;它是大众的,所以它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会成为他们的文化。以上述的文化建设思路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重塑和整合国民价值观的核心理念,那就是团结精神。在1939年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没有团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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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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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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