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社会科学的困境及其出路:兼论“返回韦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 次 更新时间:2018-12-05 00: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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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东  

  

   由于缺乏特定的本土社会科学哲学传统,我们需要从更大的范围内寻求思想史的资源。作为一个初步阅读的体会,我感到,马克斯·韦伯是一个最理想的出发点。

   韦伯时代的德国,其社会转型的状况和中国今天非常相似。一方面,工业化的速度非常快,国家的功能在不断地扩张,然后社会各阶层的兴起,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彼此打架,宗教信仰不断衰退,所以对学术的要求变得五花八门,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学派、思潮在社会上出现了,而且彼此很难达成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基础和功能问题哲学思考就变得非常重要。

   当时的欧洲大陆思想发生过两次非常重要的争论。第一次是所谓的德奥方法论之争,就是德国的学者和奥地利的学者围绕我们怎么才能获得社会科学的关于社会的正确认识而形成的一个争论。当时的很多知名学者都卷入了这场持续二十多年的大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认识社会,我们可否以及如何达到像自然科学认识自然这样的效果。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认为除了通过历史,通过文化,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身边的世界。这一派的学者他们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收集案例和数据,以便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有个材料上的充分把握,然后将其纳入到某一种按阶段划分的形态之中。但是,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等人则认为,社会科学有可能产生一种演绎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一个一般的假设来建构一个类似于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的知识体系。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形式化的处理来使社会科学具有近代科学共同的特点。这意味着社会科学可以而且必须大量使用数学手段来对社会研究的对象及其彼此关系进行刻画。

   第二次争论是围绕学术能够干什么,社会科学能够派什么用,研究社会科学的意义到底何在等问题展开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社会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和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社会科学和政策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派认为实际上所有正确的政治决策或政治行为都应该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甚至有不少人主张社会认识的真理应该立即的和直接地进入到政策领域,上升为政治行为;而另外一派则认为其实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政治作为一种职业和学术作为一种职业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一个是行动的领域,一个是思考的领域;或者说一个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总结和理解,一个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选择。两者具有各自不同的逻辑,不可不加思考地混为一谈。

   这两个争论,恰好是与上面我们所讲到的社会科学哲学两大问题相对应的。可以说,中国学者今天遭遇到的困境正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德国学者遭遇的困境,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正是他们早就讨论过的问题。

   韦伯亲身经历和参与了这两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收集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的论文反映了韦伯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深入思考。在我看来,这个思考无论就其针对性和深度而言都是不容中国学术界忽视的。

   以我个人阅读的经验,觉得韦伯的两篇作品,对于解决或回答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以及功能的问题是非常有启示的。第一篇重要作品1904年的《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5],这是一篇将近60页的论文,它的重要性非常显著,而且越来越重要;第二篇是1918年或者1919年(时间考据上有争论)他在慕尼黑大学发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叫做《以学术为志业》。其中第一篇侧重于回答社会理论的可能性及其方法,第二篇则是回答社会科学的功能及其限度问题。但是,两篇的问题本质上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实际上,在第一篇中韦伯也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社会理论的功能问题。

   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能简单归纳韦伯的一些重要认识。

   那么,韦伯如何回答第一个问题呢?

   在《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一文中,韦伯首先对什么是社会实在进行了讨论。

   他表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

   首先,“社会实在”是文化的或者说是历史的,因为社会实在是由形形色色的社会事件构成,而社会事件既是某种价值观的产物,也导致了某种价值观的巩固或者解体,因此是被意义呈现的或者说是文化的;

   其次,“社会实在”是混沌的,具有极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根本无法清楚地判断和断定所谓的“社会实在”是否有一个稳定的总体结构,即使有些学者宣城把握了这个结构,那也只是一家之言,表明某种智力上的高度。根本上说,人只能研究“社会实在”的某个部分、某些环节,而这些部分和环节总是由特定的问题所凸现的。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没有问题意识的导因,我们没有进入“社会实在”的入口;

   第三,“社会实在”是不确定的。社会实在中任何两个事件或者因素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决定性的、单向的因果联系,它们总是镶嵌在其他要素构成的系统之中,所以,我们不能断言自己能够彻底把握全部因果联系的链条。只有不确定性才是社会实在的明显特征。

   正因为社会实在所具有的这样一些性质,人类就难以达到关于社会实在的总体性的认识,或者基于某种确定和普适性的前提去推演关于整个社会实在的一般知识。体系化的宏大叙事往往是空洞的和无意义的。

   既然社会实在具有如此难以把握的特点,那么社会科学如何可能?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的可能性首先来自于我们自身遭遇到的问题。没有问题也就找不到捕获社会实在的入口。“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实在的所有思想认识都潜在地依据于下面的前提:每次只是这个无限实在的一个有限部分才构成科学探讨的对象,惟有它才应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性’的。”究竟哪个有限部分才成为值得进行科学探索的对象,取决于特定的个人对时代精神和时代需求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韦伯也许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作为本质上是文化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社会科学,一切问题都应该是由特定的情境激发的,因而总是具有当代意义。脱离了情境的,关于社会实在一般的考察,本质上是做不到,或者是无意义的。

   其次,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在于我们能够发展起一种关于特定的行为动机和手段之间“逻辑”关系的考察技术。在被情境激发的有限问题的前提下,社会科学家必须先固定目的的一端,然后考察一切合乎这个目的的备选手段,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形成关于事件之间作用机理的认识。只要我们认同了研究的出发点和假定,那么对于作为逻辑推演结果的理论就一定会是共识性。“一切关于人类有意义行动的基本成分的思考首先是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直接联系在一起”。手段对于既定目的的适用性一开始就可以通过科学研究而无条件地获知。因为我们能够有效地确定,哪些手段适宜于或不适宜于达致先定的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凭借这个方法权衡利用某些可支配的手段最终达到某一目的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又可以根据当时的历史状况间接地把目的设立本身评判为实际有意义的,或者相反评判为对于既定的各种情形而言是无意义的。目的和手段这种内在联系为我们实际考察一个实际的或者备选的行动方案将会达到的结果提供了可能。可以说,每一种手段都会导向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否符合既定的目标是完全可以比较的,不同的目标、手段和结果之间的权衡,虽然最终涉及到价值判断,但是赖以作出合理选择的还是彼此之间的技术分析带来的结论。所以,对于目的与手段之间联系进行技术考察的经验科学就必不可少,离开它的工作,我们无法权衡。

   简言之,关于目的与手段之间联系的经验科学为我们把握社会实在提供了可能,韦伯甚至暗示,经验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的核心。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来处理那种作为一种专门分析前提而接受下来的关于意义的前提“假定”。韦伯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是他的全部理论中最具有价值也是最难理解的。在这里韦伯建构了自己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它由关于“价值关联”、“价值无涉(中立)”、“理想类型”、“概念体系”等若干重要的论述构成。限于篇幅,我这里不做具体的展开,建议社会科学家认真地去阅读原作。简单地说,尤其是他关于理想类型的分析,最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社会科学范式的演变都是与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相关。

   韦伯又是如何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呢?

   社会理论到底能够派什么用场?很显然,韦伯强烈反对把科学问题和伦理问题,或者说把实然问题和应然问题混为一谈。他完全不同意历史学派否认“存在的”和“应该存在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论点,一种是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受到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的支配;第二种意见则认为,有一种明确的原则支配着经济事件。就是说应该存在的或者与无可变更的存在或者与无可避免地生成恰好结合。这样做的结果是,出现了泛伦理主义科学的兴起。历史学派试图把伦理规范的形式特点剥去,通过把整个文化价值置入“道德”范围内的关系之中来从内容上规定文化价值,这样便把国民经济学抬上以经验为基础的“伦理科学”的崇高地位。韦伯认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可以是获取揉合在一起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推演出可用于实践的处方。

   经验科学能够做的也只是为权衡提供依据,至于从权衡中作出决定,当然不再是科学力所能及的任务,而是实践者的任务。政治家和民众按照自己的良知和他个人的世界观在各种相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斟酌和选择。科学帮助他意识到,所有的行动,自然也包括视情况而定的不行动,都意味着在结果中赞成某种价值,因而也总是意味着反对另外一些价值。经验科学无法向任何人说明他应该做什么,而只是说明他能够做什么——和在某些情况下——他想要做什么。对各种方案进行选择,作出判断和决定始终是个人的事情,是由个人的欲望、偏好和良知决定的。虽然科学能够研究这些东西的具体内容的形成,但是,评价这种价值的有效性,是信仰的事情,科学家不能代替当事人进行决定。

   价值始终是个人的事情,是最具个性化的问题,是根本无法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去论证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无数的价值问题和个别问题,这些问题之间必然是有差异乃至矛盾和冲突的。而经验科学确实无法就这些彼此冲突的价值问题作出比较和判断,它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肯定”各自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切实的考核,比较各种实现价值的手段、途径、方式之间的成本和收益。所以,经验科学是在逻辑这个一般原则下的具体的科学,它不能也不应该为解决一切价值冲突提供原则、规范和指导。

   韦伯说“以为能够首先为实际的社会科学提出‘一条原则’并证明它在科学上是有效的,然后便可以从中明确地推出用于解决实际的个别问题的规范,纯属天真,尽管一些专家仍然不时提出这样的见解。……以普遍有效性的最终理想的形式创造一个于我们的问题实际通用的标准,确实,既不是它的任务,也毕竟不是任何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的做法不仅是实际上行不通的,而且其本身也是荒谬的。”[6] 在我看来,韦伯这段话基本上回答了社会科学何为的问题。

   在后于《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十五年发表的《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中,韦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更为集中和具冲击力。这个演讲的中心思想在于阐明这样一个观点:学术活动在理性主义时代已经不再承载信仰的目的,而是成为一种技术性的生产活动,一种职业。学术价值既不可以根据它能够证明某种价值观来确定,也不可以根据学术解决人生目标的可能性来确定。

近代以来,价值多元成为常态,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理由,而这些逻辑和理由再也无法统一和整合到一起。当代的学术工作就是像知识生产,像经济生活中的企业制造产品一样。所以,韦伯心目当中的纯学术只是了解这个事情的逻辑,比如社会学只是了解这个社会是怎么运作的,社会各个阶层是怎么形成的,形成之后的结果如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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