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内涵与新作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6 次 更新时间:2018-11-29 0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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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梅  
简单来说,公共性指涉的是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由此实现私人向公众的转化。公共性生产的过程也是个体基于理性精神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价值取向的过程。若无公共性的持续生产,任何社会都不太可能有实质性的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但公共性的构建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同时涉及公共部门向社会领域的适度赋权和赋权后的秩序“把关”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赋权,公共性就无法形成;但赋权后缺乏把关机制又容易引发不确定风险。当前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由于这对关系不好把握,基层治理部门往往难以塑造实质性的公共性,导致多元治理缺乏持久、稳定的向心力。未来如何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解决赋权与政治风险“把关”这对关键难题、形成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安排,将是重要的战略性改革路径。

   挑战之三是社会活力的深层激发缺乏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当前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发展的问题,并通过购买服务来实现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目标。但总体来看,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并未与社区治理的结构形成深层次对接,各部门在购买服务时也常常“各自为政”,导致统一的公共服务外包市场难以成型,社会组织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此外,现阶段政府购买服务往往是以“体制内”需求为导向,这些都导致社会组织充分释放活力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仍显不足(黄晓春,2017)。在这种背景下,即使社会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其作为治理主体的活力释放仍会面临一些深层问题。这也意味着,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框架和组织孵化体系需要某种更高水平的系统设置。

   上述挑战看似都是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但背后实际上还会涉及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这些挑战所指向的改革领域都面临着一定的治理风险,同时又都涉及许多存量改革领域的攻坚难题,因此,要在这些领域中走出一条改革创新的新路子,客观上就需要改革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并承担一定的风险,由此必然会涉及社会治理领域的激励设置问题。由于当前社会治理领域尚未出现与经济发展领域相似的强激励设置,在这种背景下,这些深层次改革的推进就难免会遇到后继乏力的问题。社会治理领域的改革面临着任务艰巨的多部门协调问题,实践中改革的“控制权”分布存在碎片化格局(周雪光、练宏,2012),很难以整体思路推动协同改革。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还在继续转型,要形成新的系统改革战略,还需要更加注重以下维度的改革。

   一是全面加强党建对社会治理转型的引领与战略统筹功能。党建是保障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良性互动的一种最重要的组织机制,也是确保基层公共部门逐步向社会“赋权”的同时能够有效实施秩序“把关”作用的重要组织机制。未来的改革实践中,还需要各级党政部门进一步探索党建有效引领多元主体的实现方式与制度保障。

   二是进一步探索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与基本路径已经明确,但相应的支持机制还不清晰。在与公共服务型政府运行相配套的政绩评估与激励模式、服务型政府的财力保障机制、公众导向的意见表达机制等领域,还缺乏进一步的精准制度设计。未来还需在中观和微观维度推进一系列机制创新。

   三是推动社会组织深度融入现有社会治理结构。超越将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帮助之手”的惯常思维,注重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重要作用。运用一系列政策杠杆鼓励社会组织进一步融入社区治理结构,提高其贴近公众需求、提供公共服务、表达社会利益诉求的主动性,推动“三社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四、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呼唤中国社会学的新理论范式


   历经多年实践,国内学术界已逐步认识到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转型进程与西方国家相应进程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在西方治理转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界限且暗含张力,而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显现的是一种相互融合的关系形态(肖瑛,2014)。因此,在中国转型情境中确立政社合作的制度框架会遇到许多模糊不清的条件和约束。相较西方情境,中国地方治理中自上而下的“锦标赛”压力较大,而来自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压力有限。因此,与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相比,我国的政策执行效力更强,但公众导向的压力机制效果有限,这使我国在建设公众导向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时往往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在推动协同治理方面,西方国家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信息化技术,而中国的优势在于党的制度整合力。上述差异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所依赖的制度情境和民情与西方国度有本质的不同,要深刻洞察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就需形成能够根植于这种独特性的新型理论范式。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未来创新实践,我们认为,相应的新型理论范式构建将需要聚焦于如下的研究工作:一是对多中心治理结构得以有效衔接的制度条件和相应组织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二是对“社会”逻辑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揭示转型期社会机制与社会力量的多面向和策略性倾向。三是要更好地理解渐进式治理转型中的政府行为,就需要对“抽象国家”观念进行解构,充分重视不同条线和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在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制度执行逻辑,以及这些政府部门所面临的风险规避问题和激励设置问题等,进而不断超越“国家与社会”理论和“治理理论”等西方理论范式。

   总之,中国社会学要构建新型理论范式,就要具备对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及其独特性做出贴切理解和解释的理论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从更深的层次“从实求知”,使根植于中国本土实践经验的概念能够走向国际学界,不仅为本土知识参与世界社会学知识累积的纵深化发展做出贡献,还要为共通的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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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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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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