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雷:人口分化:理解转型期农民分化的一个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 次 更新时间:2018-11-25 21: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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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雷  
在当前农民家庭普遍以耗费劳动力换取务工收入的情况下,务工者多多少少都患有些疾病,只是有的尚不严重。因而,第二种情况的贫困户介于绝对贫困农户和中等收入农户之间,属于相对困难农户。在溪水镇农村,贫困农户约占农村总人口比例的15%。其中,绝对贫困人口约5%,相对贫困人口约10%。

   因此,总体来看,在当前溪水镇农村,富裕农民和贫困农民都仅占极小的比例,中等收入农民是村庄社会的主体,构成当前农村社会最大多数的中间阶层。

  

三、农村中间阶层的分化路径


   那么,当前农村中这一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否具有稳定性?其具体的分化形态是如何呈现的?下文将根据影响农户收入和地位的关键性经济社会指标,对其微观分化状态进行考察。鉴于中间阶层农户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两个部分: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而住房则是农民家庭中最重要的固定资产。因此,笔者分别选取了土地、劳动力和住房情况,作为观察中间阶层农户分化的具体指标。

  

   (一)土地分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土地占有状况是认识农村阶级分化的重要依据。不过,新中国土地改革之后,土地对农民分化的影响不再显著(陈柏峰,2006)。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普遍形成了“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安排,农民家庭的土地差异主要同家庭人口数量有关。虽然,在1997年土地二轮延包之后,国家规定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农村定期调整土地的情况逐渐减少,不同农民家庭中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形成了差异。但是,整体上看,在当前以务工收入为主的农民家庭经济结构下,土地占有的差异并不能在农户之间真正拉开差距,如案例1所示:

   案例1:船村徐庄生产队,共有20户105人,分田人口100人,土地160亩,人均1.6亩。生产队自1997年二轮承包之后就没有再调整过土地,目前生产队中人少地多的农户有5户,人多地少的农户有6户,人地平衡的农户9户。根据徐庄生产队人均1.6亩的土地格局,农民家庭之间由于人口的变动而产生的土地占有差异,一般情况下,会相差1或2口人的田即1.6或3.2亩。因此,大多数农户之间在土地占有上的差异便会形成农民家庭在年收入上约2000元—4000元的差异。

   然而,随着近些年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口的增长,农村土地流转的加速,不同农户在土地经营面积上的差异迅速增加,这似乎使得土地对农民分化的重要影响重新凸显出来。如下表所示,目前溪水镇已有1253户(20.9%)农户将土地流转了出去;有4337户(72.5%)以耕种自己的家庭承包地为主,经营规模在15亩以下;有356户(6.0%)中等规模经营的农户(即“中农”),通过小规模流转外出务工亲友土地,其经营规模扩大到15-50亩;有38户(0.6%)经营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通过大规模土地流转,经营规模达到100亩以上。

   显然,溪水镇不同农户之间在土地经营规模上形成了较显著的分化,一方面,20.9%的农户不再经营土地;另一方面,0.6%的规模经营农户所经营的总耕地面积占全镇的24.6%。不过,根据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这些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他们仍享有极为稳定的土地承包权。他们多是基于追求更多的务工时间和机会,以及相对较高的土地租金的考虑,而暂时放弃了土地经营。目前,溪水镇的土地流转租金维持在每亩450斤稻谷/年,约相当于当地稻谷亩产的50%,扣除生产和劳动成本后,这一租金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因此,对于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而言,通过暂时放弃农业经营,他们将获得更多的外出务工时间以及土地租金收入,从而可以获得同“半工半耕”农户相差不多的收入水平。

   而规模农业经营者虽然可以获得土地规模收益,但他们也必须退出务工市场,以将其家庭劳动力全部投入到农业经营活动之中。并且,整体上看,在土地流转较高的租金水平制约下,农业规模经营的收入水平也并未同其它农户拉开差距。此外,从规模经营的发展过程来看,溪水镇的规模经营者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从“中农”发展形成,这体现了“中农”土地流转面积逐渐扩大的过程;二是原“半工半耕”农户,由于家庭消费压力的增大,为寻求更多的增加家庭收入的机会,放弃外出务工,回村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三是外出务工的农民返乡创业,投资农业发展规模经营。因此,农户之间在农业经营规模上的分化,其实质在于农民家庭劳动力安排方式的差异,是不同农民家庭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资源,以获得村庄中等收入水平的结果。

   总体上看,在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下,不同农民家庭之间在土地承包面积和土地经营面积的分化,更与农民家庭人口数量和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有关。

  

   (二)劳动力分化

  

   在土地分化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劳动力分化便成为影响农民分化的关键变量。对于农民而言,无论是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还是外出务工经商,劳动力资源都是其家庭中最宝贵的资源,并且,这也是大多数农民家庭中除土地外几乎唯一可以用来创造收入的资源(林毅夫,2004:237)。因此,在当前以务工收入为主的农民家庭收入结构中,农户的收入差异主要是由其家庭的务工劳动力所决定的。具体而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的技术能力;二是家庭中务工劳动力的数量。根据这两个方面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将农村中这一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为中上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中下收入阶层三个不同的收入层次。

   中上收入阶层农户的务工能力较强,主要包括一些小包工头、技术水平较高的木匠、瓦匠、外出经商农户和部分农业规模经营者,他们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这些农户除劳动能力强之外,多还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商业意识,因而,相对于纯粹的务工劳动者,他们往往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案例2:马化强,今年50岁,1990年代到南京打工,在建筑工地做木匠,做的时间长了以后,就开始自己带工人接业务,年收入8万元左右。马化强家有5口人8亩田,妻子在家务农,儿媳妇带孙子读书,儿子在县城搞装修,年收入4万元左右。加上儿子的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马化强的家庭年收入在13万元左右。

   中等收入阶层农户以普通务工者为主,包括技术水平较一般的木匠、瓦匠、钢筋工、杂工、工厂工人、服务员等,加上农业收入,其家庭年收入为6-10万元。不过,若是务工的家庭劳动力较多,则其家庭年收入也能达到10万元以上,如案例3所示:

   案例3:杨开放,今年46岁,家有4口人6亩田,杨开放一直在南京的建筑工地上做钢筋工,农忙时回家种田,年收入4万元左右,杨开放的妻子在镇上的玩具厂做玩具,年收入2万元。儿子和儿媳妇在南京的服装厂打工,两人年收入约7万元。因而,杨开放家仅务工收入就达到了13万元。不过,杨开放的妻子说,家里也就这两年挣钱的人多。以前小孩在县城读高中,需要人照顾,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做工,儿子毕业后,自己才有时间到玩具厂打工。但是,明年儿媳妇要生小孩,未来两年内,她和儿媳妇都不能务工,家里又将少了两个劳动力挣钱。

   中下收入阶层农户的家庭收入相对较低,为3-5万元,这主要是由于遭遇疾病或工伤事故等,使得家庭劳动力的务工能力减弱或务工人口减少,进而导致家庭收入减少。当前我国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常年的劳累极大地增加了农民家庭遭遇疾病和事故的风险,而一旦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不幸遭遇疾病或工伤事故,则不但家庭中少了一份重要的收入来源,而且,这也会给农民家庭的生活带来较大负担。

   案例4:丁春明,今年47岁,家有3口人4亩田。丁春明有一辆中型卡车,在建筑工地拖运沙石、水泥等,年收入四、五万元。丁春明的妻子刘氏今年45岁,此前一直在镇上的玩具厂打工,由于工作经常加班,常年劳累,刘氏得了颈椎病,3年前病情开始加重,刘氏也无法再打工了,每年还要花2000-3000元治疗。现在,家里全靠丈夫丁春明一个人挣钱,儿子在合肥读大专,每年学费和生活费就要两万元左右,家里也没钱盖新房子。

   对于丁某这类农户而言,可支配收入的减少无疑会构成其家庭生活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在家庭任务尚未顺利完成的情况下,更是会使得其产生地位下降,生活落后于人的深切焦虑和担忧。不过,他们也并非会一直陷于这样的困难处境,随着他们子女的成长成人,家庭中劳动力少的问题便可以有效地得到解决。因而,这些处于中下收入阶层的农户,大多是暂时处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地位,随着家庭劳动力结构的改善,他们将顺利地追赶上中等阶层或中上阶层的收入水平。

   因此,中间阶层农户的收入差异变动,主要同农民家庭的务工劳动力数量和结构有关,是农民家庭中人口因素周期性变动的结果。

  

   (三)住房分化

  

   许多学者都将住房视为衡量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认为居住的空间位置、房屋质量、装修情况等能够反映出居住者的权力、身位与收入状况,是不同阶层社会地位的体现(边燕杰、刘勇利,2005;李强,2009;刘锐、刘小峰,2014)。在当前农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民的居住形式亦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下表所示,当前溪水镇农民的住房形式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在大城市购房(4.7%)、在县城购房(10%)、在乡镇购房(42%)、在农村建房(14.6%)、居住旧房(28.7%),不同层次的住房形式反映了不同农民家庭的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平。

   在上述几种不同的住房消费类型中,到大城市买房需花费百万元以上,对于溪水镇的大多数农民而言,这远在他们的经济能力之外,除极少数有着丰厚资金积累的“老板”外,很少有普通农民能支付起在大城市买房的成本。若是到县城购房的话,一套10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价值约35万元,装修费用另需10—15万元,总计约需花费50万元。大多数农户可以通过银行按揭贷款,在支付首付(约15万元)后每月需偿付2000元左右。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普通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基本在其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到乡镇购房约需18万元,若再加上装修成本10万元,则总费用大约需30万元,略低于到县城购房的花费。在村建房的费用和到乡镇买房相差不大,当前溪水镇农民的自建房屋普遍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楼房,同样是按照现代城市的公寓房结构设计,加上装修费用,总花费亦在20-30万元。

当前农村中尚未建房及买房的农户,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绝对贫困农户,他们基本不具备建房或买房的经济能力,部分贫困户由于所居住的旧房过于破败,基层组织大多通过危房改造项目对其进行了修缮或重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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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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