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作为思想对象的二十世纪中国(下)——空间革命、横向时间与置换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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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两大帝国必争之地,从而也与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遥相呼应。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俄国外交官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奉命出使浩罕、布哈拉两汗国,并在1858年10月11日完成签约任务,取得了在阿姆河上的航行权。伊格纳季耶夫完成中亚之行后,随即奔赴中国“调停”第二次鸦片战争,成功诱骗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掠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使俄国获得了在喀什噶尔的贸易特权。马克思嘲讽道:

   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34

   恩格斯的评论更清晰地揭示了克里米亚战争的亚洲意义:“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刚刚实现。”35从此,“东方问题”、中亚问题与远东问题成为无法分割的世界历史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毛泽东所说的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中国近代史纳入全球秩序变迁,尤其是两大亚洲帝国争夺地缘霸权的进程中把握,进而将作为开端的鸦片战争时代理解为从19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全球进程的中国局部。紧接着这一时代到来的,是以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为标志的新帝国主义时代。

   海洋势力的到来意味两种空间秩序的斗争。以什么标准分配土地,以什么方式组织国家,以何种技术界定边界,以哪一种规则界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势必成为这场斗争的基本内容。无论空间归属于谁,两种秩序均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的集中”却是明显的趋势。在欧洲的视野内,荷兰在17世纪初期对于澎湖(明万历三十二年,即1604年,以及天启二年,即1622年)和台湾地区(明崇祯十五年,即1642年)的攻击和占领事实上不过是新兴的西北欧势力与西班牙势力进行格斗的一部分,也是英国势力在19世纪、美国在20世纪取而代之形成全球霸权的前奏。荷属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和澎湖的要求遭到明朝官方的抵制之后,为打破僵局,不得不退至台湾以换取在中国的商业机会。361624年,通过与明朝的协议,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大员(即台南)成立商馆,“作为取得中国出口货物、截断中菲贸易的基地。”37英属东印度公司1670年在台湾地区、1696年在越南、1715年和1729年在广州都曾尝试寻求治外法权,38但据伦得尔·爱德华兹(R. Randle Edwards)的研究,清朝官方从未同意这类请求。39

   郑成功对台湾的收复(康熙元年,即1662年)发生在海权勃兴时代。他依托内陆沿海力量与新兴海洋力量展开了第一波直接斗争;事实上,他的父亲郑芝龙与荷兰殖民者的斗争已经深深地嵌入这一时代的主权关系之中。40荷兰东印度公司和郑氏势力与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现代国家形式并不相同,但其斗争却具有深刻的主权性质。康熙在平定西南三藩后对于郑氏台湾的征服则是另一轮主权斗争,即内陆力量试图将沿海纳入王朝主权范围的努力,从而以重申王朝主权的形式介入了海权时代的斗争。荷兰、郑成功势力、清朝围绕台湾地区的争夺发生在欧洲南北势力发生冲突和置换的时代,从而与海权时代的主权斗争这一时代主题发生了关联。41清朝的权力巩固也是主权建设的过程。无论在收复台湾的理由上(作为江浙闽粤四省之屏蔽,“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42还是在治理台湾的制度模式上(在福建省建制内,设台湾府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设官、驻兵、筑城,其对山地人的治理亦循西南治理旧规),清朝对于台湾治理均体现了以内陆秩序对抗海洋势力的特征。43这一过程与19世纪70年代之后针对日本犯台而展开的有关海防的讨论、安排以及牡丹社事件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外交博弈,已经是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时代围绕主权展开的斗争了。441871—1874年正是明治日本自觉地开始其帝国主义政策的开端,发生于1874年日本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的牡丹社事件(日本称之为“台湾出兵”或“征台之役”)和其后清日之间的首次近代外交博弈,因此具有了帝国主义时代主权博弈的历史含义。

   从空间革命的角度看,无论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全局性的事件,还是19世纪70年代以降日本对于琉球、台湾地区、朝鲜的攻击,均可视为内陆力量与这一新的海洋力量之间的博弈。20世纪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即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也可以理解为对抗海洋资本主义的陆地革命。这两场陆地革命由充分汲取了海洋能量的新势力所推动,不仅抵抗外来侵略或殖民统治,而且也是改变内陆秩序的革命。从根本上说,革命的持续、深入和壮大无不以广大的农民、广阔的乡村和深厚的内外地缘关系等大陆力量为依托。如果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构成了20世纪政治的主题,那么,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也必然与通过人民革命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这一时代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便是中国作为现代政治主体的诞生,从而现代中国的主权和内外关系不能一般地从连续性的角度加以论述,而必须将这一“连续性”置于抵抗帝国主义入侵与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加以探索。

   现代中国的地域、人口和其他政治-社会构造与王朝政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关于这一点,我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和其他相关论述中曾经做过探讨。如果说海洋时代以主权国家体系的扩张,瓦解了原有的朝贡关系和多元性的礼仪制度,那么,清朝为免于分裂的局面,就不得不相应地改变内部的政治结构,通过加强内部的统一性,把自身从一种“无外”的多元性王朝国家转化为内外分明的“主权国家”。由于这个“主权国家”所内含的“帝国性”,它又不可能不是一个“跨体系社会”,一个同时整合多重时间关系的政治共同体。“政治的集中”的中国形态尤其表现在将历史传承而来的混杂性(族群、宗教、信仰、语言和人口等等)纳入更加统一的政治形式、社会组织及其文化规范之下的进程。就此而言,清王朝与第一共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但是,政治集中的趋势是由多重动力推动、沿着不同的轨道发生,并在17世纪至19世纪的进程中,伴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被纳入“主权”的范畴。更为重要的是,“短二十世纪”所塑造或形成的主权和政治议程与王朝政治截然不同。在政治形式上,晚清和民初,不仅在保皇党人与革命党人之间存在着君主立宪与反满革命的冲突,而且也在保皇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革命党人与革命党人之间,分别存在着围绕“如何君宪”、“怎么共和”的冲突:是五族君宪还是十八行省独立?是采用联邦或邦联形式组成多元中心的加盟共和国,还是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采用单一制国家形式?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接受民族自决原则和单一主权框架的前提下,是采用以行省为普遍区域行政形式的共和国,还是以行省制加民族区域自治的形式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20世纪终结处回望,我们也可以追问: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在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地基上创建单一主权的共和国?为什么这一单一主权国家必须内在地包含制度的多元性?45

   中国革命试图将两种秩序(源自海洋的殖民统治与植根历史的社会关系)打碎、重构并在动态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调整。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直至社会主义革命,无不是由地缘政治的内陆力量借助于海洋能量而产生的对于旧的空间秩序的冲击,也无不包含对于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海洋力量的抵抗。在这一时代,不仅存在着沿海革命力量与内陆保守势力的斗争,而且也存在着由海洋力量所激活的内陆激进势力对于自身传统的攻击,存在着伴随殖民势力到来的反帝国际主义的运动。在革命阵营中,在保守阵营内,都存在着两种或多种秩序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俄国革命中的民粹派或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斗争,中国土地改革过程中的小农经济派与不同形式的土地革命派之间的博弈,直至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路径与城市化路径的矛盾,都可以从上述空间革命的内部关系中给予解释。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进程中,一种以农民为主体、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革命党人所组织和领导的大众运动,重塑了国家和主权的政治内涵。从人民革命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两场伟大革命之间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便不是偶然的了。46

   中国革命是对上述空间革命的回应,也是这一空间革命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的最为激烈的形式之一。从语言与政治的角度看,语词对内容的超历史寻求、概念对复杂历史运动的归纳正是上述激烈冲突的表现之一。在激烈的论辩和实践之中,新的语词和概念不但为新的政治提供了方向、为社会动员输送了能量,形成了持续的政治化过程;同时,历史运动又常常突破语词和概念的归纳,显示出自身的能量,召唤新的语词、新的概念、新的叙述和新的理论。

   不幸的是,许多历史学者对于这一时代褒贬不一,但其解释方式却遵循着同一个逻辑,姑且称之为“19世纪的逻辑”。他们将那些源自19世纪的概念和命题与实际发生的进程相对比,或者以前者为尺度否认进程本身的革命性,或者从根本上否定这些概念和命题的时代意义。我将20世纪中国的概念和命题置于“空间革命与置换的政治”的框架之下,就是要提出如下问题:在20世纪,真正有意义的国家问题不是追究国家概念的规范意义,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政治过程加以探究——这一政治过程如何在帝国的地基之上综合了主权、人民的含义,形成了复合的、未完成的,有时是自我否定的国家形式。真正有意义的政治问题也不只是调查总统、议会、省及各级机构和军队建制的形成和变化,更需要探索文化运动——语言运动、文学运动和各种艺术形式的运动——如何激活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劳工运动、政党运动,如何通过与政治的“间距”来创造新政治,为什么文化这一范畴成为贯穿整个20世纪政治的催化剂。真正值得关注的阶级问题也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结构性调查,而应该在这种调查的基础之上,追问为什么在一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均很薄弱的社会产生了激烈的阶级革命,以及阶级概念在其运用过程中如何实现“置换”。

   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想通过战争本身去理解20世纪中国的变迁,就必须追问这一时代中国的战争形态具有何种特点。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此前的战争(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有着重要的区别:这是将革命组织在战争动员中的战争,是通过战争进行革命的战争,是在战争中建设革命国家的战争,是通过战争创造新的人民主体的战争,是将民族解放战争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的战争,是通过国内革命战争达成民族解放目标并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呼应的战争。也正由于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并不只是一般意义的国防战争,而是奠基于20世纪的革命同盟与反法西斯同盟的历史地基上,或在其脉络下的国际联盟战争。47因此,需要在上述条件下追问国家、民族、主权、政党、人民、阶级等范畴的历史形成和具体内容,追问人民战争如何改造和创生了与此前的政党不同的新的政治组织(尽管名称上完全一样)和国家形态(苏维埃),如何通过组织和动员使得农民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或政治性阶级,如何在国际联盟和国际联盟战争中理解主权和主权争议。如同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不能从其成员的历史构成上直接推导出来,而应该从这一概念对于其成员的历史性的超越方面来理解。无产阶级政党也意味着一个政治过程,即它推动其阶级成员不断超越自然存在状态而适应无产阶级政治的过程。如果政党在新型国家中居于如此中心的地位,主权概念与政党及政党间矛盾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在非战争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政治传统与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如“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的关系?如何在政党和国家范畴内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与五四运动的联系与区别?

  

二、多重时间与自我否定的政治:作为异物的“20世纪”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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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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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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