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7 次 更新时间:2018-11-15 01: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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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进入专栏)  
而不是商业企业的投资(或国家的补贴)(黄宗智、高原,2013)。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小家庭农场的关键性以及中国农业的悖论实际。这一系列的悖论实际既不符合教科书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期,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预期,笔者因此在2014年完成的农业第三卷的标题中采用了“超越左右”的表述(黄宗智,2014a,第3卷)。

   拙作同时论证,今天农户其实既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主体,也是(通过打工)工业生产的主体,在那样的现实下,解决农民问题不仅需要农业方面的决策,更需要对经济整体的重新认识和思考。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小农农户长期持续的“半工半耕”悖论特征,认识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其对扩大国内市场和内需所具备的巨大潜力。

   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其所被迫承受的“二等公民”待遇乃是不经济的决策。在法律层面上,我们应该为农民和农民工提供相当于城镇市民和居民的社会福利和法律权利。对农民和农民工的公平待遇其实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最好、最快速的办法,也是扩大国内市场的关键。优先提高农民和农民工生活水平是一条“为发展而公平,为公平而发展” 的道路,特别适合中国当前的实际。它既不是集体时期那种贫穷下的公平道路,也不是近年来“发展主义”下的“先发展后公平”的道路。

   (二)《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

   中国今天的法学界的分歧主要在二元对立的西化主义(移植主义)VS. 本土(资源)主义,一方强调西方法律的普适性,一方强调中国历史与实际的特殊性。虽然如此,在全盘引进西方法律的今天,前者无疑是“主流”倾向。这个基本事实可以见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已经日趋式微,其教员、学生、课程日益减缩。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其实呈现了一种博物馆管理员的性质,偶尔可以展示其珍藏品,但与当前的实际毫无关系,在立法层面可以说几乎完全没有(或完全放弃)发言权。法理课程和研究的内容几乎全是舶来的理论,难怪法理与法史一般自行其是,基本没有关联。

   面对这样的现实,笔者的研究再次强调实践层面,而不是舶来的文本。从实际运作来看,中国当今的法律体系非常明显是一个三大传统的混合并存体,即古代法律、革命法律和从西方引进的法律。笔者在2009年出版的法律第三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黄宗智,2009b)详细梳理、论证了一系列今天的法律实践中仍然延续着的古代法律传统(如调解制度、家庭主义的赡养、继承和产权法则与制度),以及当代中国一直适用的、来自革命传统的法律(特别是婚姻和离婚法律)和革命所创建的、在法律“第三领域”(即由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中间领域)中的法庭和行政调解制度。再则是融合中西法律的方方面面(例如侵权法)。在刑法领域,传统和革命因素更加明显,尤其是一些负面的因素,例如嫌疑人权利的缺失、威权主义的政治干预等。其目的是要论证三大传统并存的经验实际。

   笔者分析了中西方法律基本思维的不同,不仅在清代如此,在民国和当代也如此。西方强烈倾向逻辑和程序,中国则仍然展示了一定程度的道德和实质倾向。固然,从实践层面来观察,双方其实都具有对方的另一面,如中国古代的法庭断案和程序化规定,和西方法律中的非形式主义的方方面面,包括人权和个人主义权利理念——我们可以质问韦伯:难道它们只是源自无可辩驳、与道德理念无关的形式主义演绎逻辑或给定“公理”?更不用说美国的法律实用主义,提倡实用性和社会改革理念,长期以来一直都与其“古典正统”的“法律形式主义”抗衡,一定程度上与之共同组成美国法律体系的实际性质(详细论述见黄宗智,2007;亦见黄宗智,2009b,2014b,第3卷)。当然,今天的中国法律已经大规模引进和偏重西方形式化法律。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的正义体系依旧带有侧重道德和实质真实的顽强倾向,仍然和西方法律很不一样。

   在更深的层面上,笔者指出,过去和今天的中国法律思维在其道德主义倾向之上,还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一面。正因为其主导思想是道德理念,是关乎“应然”的思想,它不带有形式理性逻辑那么强烈的跨时空普适主义倾向,没有把用逻辑梳理出来的抽象法则等同于实然,没有把抽象法则推向对现实的理想化那么强烈的倾向。中国长期以来的道德主义化法律相对比较能够承认自身代表的是一种理想化,不会简单地把道德理念等同于实际或给定公理,会看到理念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并接受其间需要某种媒介来连接现实。这正是笔者所提出的“实用道德主义”的核心。

   同时,中国法律,尤其是古代法律仍然可见于今天,也反映了一种从经验到理念/理论到经验的认知进路,要求寓抽象概念/理念/准则/法则于实际事例,坚决保持道德准则/法律原则与具体事实情况之间的连接,和西方现代的形式理性强烈趋向把抽象推向脱离实际的理想化普适法则或理论不同。纯粹从逻辑化角度来考虑,后者肯定更简洁和清晰,而前者则显得模糊、复杂,甚至不符合逻辑。但是,从真实世界的实际来考虑,中国法律其实更贴近实际。即便是今天的中国法律,也展示出同样的倾向。譬如,中国侵权法虽然采用了西方的必分对错法理——有过错才谈得上赔偿,却又同时认定,在造成民事损失的案件中,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案件普遍存在。它没有像西方侵权法那样基本拒绝考虑此种案件,将其排除于侵权法律涵盖范围之外,甚或认定其不可能存在。中国法律则不然,从明显可见的实际出发,规定法律也可以适当要求没有过错的一方提供补偿来协助解决问题——由此修改了从西方引进的侵权法律。

   基于此,《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一书论析并提倡我们要从法律实践出发,从中找出连接社会实际和法律条文的实例——笔者把这样的研究进路称作“实践历史”。该书论证,这些实例之中既有明智的抉择,也有错误的抉择。笔者在探索出反映“实践智慧”的具体立法经验以及错误的立法经验基础上,指出朝向应然改变的方向,其中包括如何适当地到实践经验中去探寻综合中西方法则的方法,借此来探寻更贴近中国实际的立法进路。

   在2014年出版的法律第三卷的增订版中,笔者纳入了另外三篇新的文章(作为附录)。《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黄宗智,2010a;亦见2014b,第3卷:附录一)明确提出了融合三者的框架性设想和具体实例,并把这样的分析延伸到刑事法律领域。《历史社会法学:以继承法中的历史延续与法理创新为例》再次提出了“历史社会法学”③——这是笔者与 “实践历史”法学交替使用的词——新学科的初步设想,并以传统的家庭主义和引进的个人主义并存和拉锯于继承/赡养法律为实例,提出协调中西法学与法律的具体方式(黄宗智,2014b,第3卷:附录二;亦见黄宗智、尤陈俊[主编],2009:1-16, 3-31;黄宗智、尤陈俊[主编],2014:1-24)。再则是《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质疑近年来越来越强烈的脱离这方面的中国革命法则的倾向,并直接联结了笔者的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农民工研究和历史社会法学研究,指出法律和社会改革的必要。

  

四、 为“实践历史”加上前瞻性的道德理念


   (一) 布迪厄的“实践逻辑”

   如上所述,对现实的关怀不可避免地使笔者进入了前瞻性的思考,而笔者主要受布迪厄和韦伯的理论的启发,并对其进行反思。布迪厄特别突出的是实践,而不是现有二元对立的意志主义或结构主义的任何一方,探索的是他的所谓“实践逻辑”而不是韦伯的形式理性理想类型或马克思的阶级关系结构。首先,布迪厄批评了过去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想,并试图提出超越如此对立的理论概念。譬如,提出“习性”(habitus)概念: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偏重客观生产关系不同,也与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偏重主观抉择不同,争论人们的实践同时受到两者的影响。通过一生的生活习惯(地位、举止、衣着、言辞等)而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意识和倾向,从而影响(但不是完全决定)他们的实践。同时,人们在一定时空中的实践也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其行为同时也受到主观抉择的影响。这样,他试图超越结构主义和意志主义的相互排除二元对立(Bourdieu, 1977,1990)。

   他的“象征资本”概念则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析拓展到非物质的象征领域,论析那样的象征资本(譬如,教育背景、特长、地位和声誉等)可以转化为物质/经济资本,而后又再转化为象征资本(从如今的世界来理解,我们还可以加上诸如企业品牌的实例),如此往复。他试图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物主义)的二元对立。他更针对阶级关系而提出了“象征暴力”的概念,指出强势方会对弱势方采用掩盖实际关系的“礼品”行为来进一步巩固其权力,相当于一种“暴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定程度上的马克思主义内核(Bourdieu, 1977,1990)。

   布迪厄的“实践逻辑”对以往的主观主义理论和客观主义理论,以及意志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无疑是一种超越。这样的理论也许没有韦伯型的形式理性理论那么清晰,但明显比其单一面的“理想类型”,更贴近真实世界的实际情况。

   但是,布迪厄的实践逻辑也带有一定的弱点。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缺乏长时段变迁的历史感和缺乏对表达与实践背离问题的关注之外,他没有系统分析主观抉择的性质。“习性”说明的是某一种客观条件所导致的主观倾向。但在这种倾向以上的主观抉择呢?人们在实然层面上做出抉择的时候,到底是怎样受到主观意志的影响的?更有进者,从应然的角度来考虑,人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出如此的抉择?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不带有如此的前瞻维度。

   (二) 康德的“实用理性”

   这里,我们可以借助康德而做出以下的概括:人们的主观抉择可能来自某种主观终极目标(例如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信仰),也可以是纯功利性的(为了自己或某些人的利益),更可以是仅仅出于某一种特殊客观情况下的特殊行为。康德集中论析的则是源自其所谓的“实用理性”(practical reason)—— 介于“纯理性”(pure reason) 和行动之间——而作出的抉择:在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们之中,可以凭借实用理性做出在众多繁杂的道德准则之中的理性抉择,由此来指导行为。此中的关键是他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更详细的论析见黄宗智,2015b;亦见黄宗智,2014b,第1卷:总序)

   康德这里的贡献在于树立怎样在多种多样的特殊道德准则中做出抉择的标准。这是他实用理性的核心。他的论析可以为布迪厄的实践逻辑提供其所没有的道德价值维度,提供借此来从众多实践逻辑中作出抉择的方法,由此可以为其加上其所缺乏的前瞻性。布迪厄则因为罔顾“善”“恶”问题,只关心(已经呈现的)实践行为,而使其“实践逻辑”最终只可能成为一种回顾性的,或旁观的(人类学)学者所观察出来的实践逻辑,不带有改变现实的前瞻性导向。也就是说,布迪厄的实践逻辑理论最终并不足以指导行为或决策的选择。布迪厄本人固然是位进步的、真诚地关心劳动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学者(此点尤其可见于他晚年的政治活动),但他并没有试图把自己的进步价值观和感情加以系统梳理。正因为布迪厄的理论缺乏前瞻性的道德辨析,它不足以指导我们关心的立法进路、公共政策或经济战略抉择等问题。

至于韦伯,康德的实践理性则提供了强有力的逻辑化论析,足够说明韦伯对“理性”的理解只局限于理论理性,完全没有考虑到“实用理性”或道德理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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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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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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