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安乐哲:中国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与未来趋向——作为全球性论域的“精神人文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6 次 更新时间:2018-11-11 23: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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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 (进入专栏)   安乐哲  
这就是“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意味着“天”虽然给了“人”一个语境、文化, 但“人”也可以扩大“天”的内涵。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西方世界没有的, 而它对我们理解人、思考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中国文化的特质与未来发展


   韩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对于杜维明教授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 我觉得它是对世俗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超越。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形成的主体精神是人文精神, 它没有显著的、外化的人与神、人与自然的“二分对立”, 而是认为天、地、人是浑然一体的。不过, 在这浑然一体中又特别强调人在天地之间的主体性。所以儒家人文主义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 它从个人、家庭推扩到族群、社会、国家、天下、人类, 乃至宇宙万物, 它不仅要突破个人主义、裙带关系的家族主义、地方主义、族群意识的民族主义、狭隘的国家主义, 甚至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杜教授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包含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个维度。按照我的理解, 自我和社群相当于己和群, 天道相当于天, 自然指的是地。所以如果用传统儒家的表达就是天、地、人 (己和群) 一体, 人为主体。儒家的人文主义讲以人为本, 同时又强调尊天重地, 所以这里的人不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的人, 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 而是把个人从最小的家庭单元推衍到国、天下, 即《大学》里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明儒特讲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我认为现在我们更需要在国与天下之间把“社会”的维度彰显出来, 为此, 这几年我提出“社会儒学”。传统儒家在社会领域做得不是很充分, 在今天有更大的空间需要我们去努力。因此“社会儒学”的提出就是试图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 为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 提供一种方向性的思路。

   安乐哲教授刚才的演讲涉及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西学背景与术语西化问题, 并提出了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的确, 近代以来, 在中国文化丧失主体性、中国学术传统被割断的同时, 中国哲学自觉不自觉地被西化思潮主宰, 引进、移植西方学术分类和研究范式, 并使之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20世纪初, 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 引进西方哲学研究范式, 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梳理中国的文献典籍, 形成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此后, 中国哲学史研究就走上了“以西释中”的西化误区, 至今难以回归。今天, 我们在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基础上深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虽然要吸收西方诠释学的模式、方法和经验, 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用西方现成的东西来削足适履地把中国的东西硬塞进去, 而要在确立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 立足中国传统, 以经学作为中国哲学建构的主体, 以子学、玄学、道学、佛学作为多元辅助, 借鉴西方哲学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 使西方哲学的术语和概念服务于揭示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精神, 使中国哲学史虽具有西方哲学的外貌, 而其实质仍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 以实现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的非断裂性转换, 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很多人曾经把现代化误解为西方化, 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 现代化也应该有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既要讲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也要特别警惕中国中心主义。这方面杜教授也讲过, 他认为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 这种文化主体性与所谓的“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而是一种自我意识。因此, 在中华民族与世界多元文明交流融会的过程中, 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就要强调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同时在确立了自己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 以我为主, 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参与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融合。

   李景林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刚才杜维明教授讲到“精神人文主义”的资源, 主要是来自中国传统儒家的。安乐哲教授则讲到了儒家既具有宗教感, 但又不是宗教的特色。那么, 为什么儒家有这么多资源可以贡献给这个世界, 但是安乐哲教授所讲的不对称现象仍然存在呢?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尽到“弘道”的责任, 我们没有把这个“道”在当下弘扬起来, 使它内在地属于我们自己。

   我并不赞同现在有“儒学热”的说法。我认为, 儒学在当下并没有达到高潮, 相反, 它恰恰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低潮, 我们不能光看浮在表面的泡沫。孔子的道, 并不是现成摆在那里可以任我们取用的东西。每一个时代都要有一种因任时变的重建, 而中国当代为什么没有能够重建起这个“道”?这就涉及方法问题。因此我一直在思考, 我们怎样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属于中国当代的儒学系统。从民国初年开始, 我们就在拿西方的方法来整理中国的资料:中国思想文化被当成一种无系统的历史资料, 要用西方的概念方法来整理, 使之形成系统。中国当代学术因此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所以我们要想建立起当代中国思想学术的主体性, 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更进一步讲, 儒家的“道”要想在社会生活中成为我们当下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内心的信念, 我们就要思考, 它的实现路径和方法是什么, 我们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弘扬这个“道”。

   李祥俊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杜维明教授阐释了“精神人文主义”的四个层面, 我认为个人层面和天道层面关于精神性的内涵更多一些;而在个人与他者、社群、自然的关系层面, 则很多还是世俗人文主义的内容。那么这两边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另外我认为, 在儒家的思想里, 对人的理解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圆圈, 是一个人文化成的家园, 在它里面可以建立一个纵向向上的超越性和一个横向的世俗人文性。那么, 要建立“精神人文主义”的话, 到底应从哪一方面切入呢?

   张曙光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我向杜维明教授提两个问题:如果我们今日的哲学学者要弥合当年庄子所批评的“百家往而不返”“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 那么, 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问题, 可不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思考的立足点或基本框架?我们没必要急于去重复“天人合一”, 而是要把天人关系作为一个根本性、总体性的问题重新提出来, 看看这个问题经过近代以来西学的冲击和中国自身的社会转型后, 如何“接着讲”。另外, 对“精神人文主义”, 我想能否把它理解为一个更为深广的“自然主义”?就是说, 它不是一味地向上、向外超越, 而是它里面还有向下的植根层面, 比如对大自然中各类构成物的关怀, 因为它们也是人类永恒的生存条件。因而, “精神人文主义”是不是既“形而上”, 也“形而下”?它是不是既批判了现代性的世俗化, 同时也扬弃了西方的外在超越?

   安乐哲:各位的评论使问题的视界更为宽阔。我们人类的生命是很复杂的, 需要彼此进行批评, 因此既要有庄子的幽默, 也要有孔子的严肃。我最后谈一下“弘道”概念。现在有很多美国人, 觉得美国是一个最好的超级国家, 而中国的崛起就是要代替美国作一个唯一的超级国家,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从西方宗教来看的话, 西方人有一个唯一的上帝、唯一的目的, 所以总有一种排他性的理解。可是, 在中国没有排他性的目的论, 在中国是以一切为和谐的。所以今天来谈“弘道”的话, 我认为“弘道”的意义就是通过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 来把人类的生活与思想予以扩大, 并给予它更深层次的深度。

   杜维明:刚才几位学者提出的问题, 对我的观点是非常严肃的挑战。我现在的思路集中在人的自我了解的问题上, 即一个人应该对自己有所认识。儒家从孔子开始, 就有了“为己之学”的概念, 学是为了自己、为自己人格的培养、为自己的发展, 而并不是为了他人、为了社会、为了国家, 更不是为了什么抽象的理念。所以对儒家来说, 为己之学中的建立自我就成为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我的这个看法可能和目前很多研究儒家的学者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有很多人认为, 不能够只从个人来了解儒家, 而必须把儒家当作关系网络中的一个关系链来理解。对这种观点, 我也接受。但是, 我现在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从儒家的角度来考虑主体性的建立。这个视角当然有西方哲学的影响。安乐哲教授一直在研究怎样突破西方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个人主义, 而桑德尔也基本接受角色伦理, 认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每个个人都是一个处在开放的、发展的过程中的人。但是, 我还是有所担心: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到底如何建立?这个问题可以提给每一个人:我的认同是什么;我要做什么;为什么我是人;我的人生的意义何在。这些并不是抽象的、理念的问题, 而是和我们切身相关的真实而具体的问题。由此, 可以关联到主体性、互为主体等哲学思考。这更牵涉儒家的“仁”, 即在关系中来了解人。不过, 为己之学的“己”是否就可以完全归约到各种不同的关系网络之中呢?其实, 儒家的“己”既是主体性, 又是主体间性。因此孔子提出的问题和观念, 并不是特殊时代、特殊人群的问题, 而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 并且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哲学问题。

   从儒家的角度来看人, 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视角, 就是从每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在日常生活中的、在当下的角度来看待人。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会发现, 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对这个世界有意义的, 由此我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人的信念。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就是“学以成人”, 这个“学”相当关键。所以, 不仅不同思想、文明间要碰撞, 一个思想中的不同流派间也需要不断交锋, 以产生新的可能性。对儒家来说, 不仅要和西方思想交流, 要和佛教、道家道教交流, 更要让自己内部的诸多思想派别沟通、碰撞。比如荀子和孟子, 一个注重认识心, 一个注重恻隐之善端, 这两种思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否有发生交流、对话的可能。这种思想的内部碰撞应如何进行, 又能给思想自身带来什么新的面貌, 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对西方的精神世界是不是有了相当好的掌握。我觉得其实还不够, 我们还应去进行更好的理解。同时, 我们中国人是在自己的语境中面对西方的, 所以要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作更加深入的思考。因为, 只有我们对自己的问题和传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们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才不会简单化, 对待各种思想和文化的方式才不会肤浅。

   (原載《哲学动态 》2018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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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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