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平:论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直接效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6 次 更新时间:2018-10-28 23: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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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平  

   根据我国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后半段、正文第5条第4款和第51条的规定,遵从文义解释方法,受基本权利约束的私主体范围是极为广泛的,涵盖了所有类型的私主体。那么可否仅仅根据文义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条款适用于私主体的范围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原初意义分析,基本权利是个体防御和抗衡国家公权力侵犯的权利。在基本权利法律关系中,基于保障人权的一般原则和国家与个体之间悬殊的实力差距对比,利益衡量的天平是倾斜的,倾向于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体的权利、约束国家权力。这是基本权利法律关系与强调平等的一般民事权利关系的本质区别。如果将这些条款解释为基本权利对任何私主体毫无区分地均具有直接效力,“无疑构成对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重大威胁,进而可能彻底破坏私自治的独立空间”。[40]此时,以目的性限制的法的续造来限缩基本权利直接效力的私主体范围便具有了必要性。所谓目的性限缩,是指对于“因字义过宽而适用范围过大的法定规则,其将被限制仅适用于——依法律规整目的或其意义脉络——宜于适用的范围”。[41]通过目的性限缩,剔除基本权利不宜直接适用的私主体,缩小直接适用的私主体范围,以避免基本权利在私人间无条件直接适用而破坏私人自治。毫无疑问,上述条款中所列举的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集体、公民等主体中,作为基本权利直接效力的对象被限定在社会公权力主体范围内才是适当的。对于不具有社会公权力的私主体,则应将其排除出基本权利条款适用的范围。

   综上所述,世界各国宪法中已经出现了确立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范例。1976年《葡萄牙宪法》、1996年《南非宪法》是世界范围内少有的明确规定基本权利对私主体具有直接效力的宪法,它为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1982年我国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私人间直接效力的规定更具典范意义,多个条款从不同层面对基本权利的私人间直接效力加以规定。借助目的性限缩的法律解释方法,将基本权利直接效力对象限定于社会公权力主体,既符合宪法目的,也为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直接效力提供了宪法依据。

  

五、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实现途径

  

   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直接效力存在宪法上的规范依据,表明其是宪法位阶的规范,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具有将其实现的义务。鉴于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直接效力体现为私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自然成为其实现的主要途径。

   (一)民事立法途径

   1.立法形式:民法一般条款和民事特别法

   尽管立法机关具有通过民事立法防止社会公权力私主体侵害其他私主体基本权利的义务,但因为社会公权力是私主体之间的事实性权力而非法定权力,更非私主体关系的常态,所以在民事一般法中设置具体社会公权力主体的基本权利尊重义务不具可行性,而只能以一般条款形式体现。此类条款在表述上可以不拘一格,但其文义范围应当涵盖“具有明显优势地位的民事主体不得侵犯基本权利”的内容。考察我国现有民事法律,我国《民法总则》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条款一定程度上已经涵盖了上述内容。该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这里的“民事主体”包括了社会公权力主体,“他人合法权益”可以解释为包含了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具有明显资源优势的私主体侵犯其他私主体的基本权利可以作为权利(力)滥用的一种情形。在具体民事关系中,当一方民事主体符合社会公权力主体要件时,即可将基本权利作为“他人合法权益”予以适用。此时,作为“他人合法权益”具体内容的基本权利条款和我国《民法总则》第132条共同构成了民事案件的裁判依据。

   实现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第二种民事立法形式,是制定专门调整特定类型社会公权力主体与其相对方关系的特别法律。这种方式适合于具有恒定性社会公权力因素的私人关系领域,如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社团与其成员的关系、互联网平台与用户的关系等。世界各国目前普遍已经制定的劳动法、消费者权利保护法、社团法等即属于此类。通过立法控制社会公权力主体滥用优势地位并保护弱势主体的基本权利,是立法机关的一项宪法义务。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社会公权力现象的日渐普遍化和多样化,保护基本权利免受社会强势主体(社会公权力主体)侵犯的专门立法将会大量涌现。

   2.约束社会公权力主体的基本权利范围:类型化处理

   社会公权力主体的身份具有双重性。相对于相对方,其属于权力主体,处于强势;相对于国家,其属于私主体,居于弱势。鉴于社会公权力仅为一项事实性权力,从公平正义的一般法理出发,社会公权力主体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范围存在一定限度,并非国家承担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全部适用于社会公权力主体。用《南非宪法》第8条的规定表达,就是应符合“权利及权利所施加的义务的本质”。具体而言,社会公权力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义务需要根据特定社会公权力关系的具体形态予以确定。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生产者、销售者承担的基本权利保障义务主要针对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知情权等;在调整雇主和雇员关系的劳动者保护法中,雇主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除了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等自由权以外,还须承担保护休息权、劳动保险等社会权利;在调整社团组织与其成员关系的立法中,作为社会公权力主体的社团组织主要承担成员在社团内部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表达自由权、知情权等政治性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在调整互联网平台与用户的立法中,互联网平台主要承担言论自由、隐私权、知情权等权利的保护义务。

   3.边界划定:比例原则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双重衡量

   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立法涉及三方主体:立法机关;社会公权力私主体;一般私主体。相对于一般私主体,社会公权力私主体属于强势一方,承担一定限度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相对于立法机关,社会公权力主体属于弱势一方,立法机关应保护其基本权利。立法设定社会公权力私主体对另一方私主体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同时也构成立法机关对社会公权力主体基本权利的限制。以调整雇主和雇员关系的劳动法为例,确定雇员的最低工资和最长工时,同时也是限制雇主的经营自由和财产自由权。在平衡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时,立法者固然具有一定的形成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限制社会公权力私主体的权利,也不意味着对一般私主体的权利保护没有限度,而是立法者在设定社会公权力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义务时,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双重约束。既禁止侵害过度,也禁止保护不足,不仅要检验权利是否受到国家侵害,还要检验国家是否提供了足够的保护。[42]

   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适用对象是与社会公权力主体对应的、处于弱势的私主体。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意指立法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必须达到最低要求。“如果宪法所要求保护的最低限度未能达到,那么就存在一个违宪的保护规定。”至于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具体内容难以一概而论,“它主要取决于所涉法益的种类和私法自治的自我保护可能性”,[43] “法律拥有广泛的规制和具体化的裁量余地”。比例原则适用于对社会公权力主体承担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即限制其基本权利)的限制。比例原则是立法限制基本权利应遵循的准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子原则。“比例原则的内核在于强调干预的适度性,反对过度干预,其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适度、均衡的理念和思想。其以特有的‘目的—手段’之关联性作为分析框架,旨在达成‘禁止过度’之效果,以维护法律的实质正义。”[44]在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立法中,比例原则发挥着防止立法过度限制社会公权力主体基本权利的作用,使其保持在必要限度之内。

   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立法受比例原则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双重约束,意味着制定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直接效力的立法必须综合考量对相对方保护的底线与限制社会公权力的界限,实现两者利益保护的平衡。首先,对社会公权力主体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符合保护相对方权利的目的。如果限制社会公权力主体的权利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则该限制既违反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也与比例原则抵触,不具有正当性。其次,在确定相对方最低保护限度而对社会公权力主体的权利进行限制时,须考虑限制社会公权力主体的权利的必要性。在多种可供选择的侵害手段中,应当选择对社会公权力主体侵害最小或者较小的方式为之,不能给社会公权力主体构成过重负担。最后,要对限制社会公权力主体权利获得的利益和相对方获得的利益进行衡量,确保权利的限制合理化。

   (二)民事司法途径

   1.民法的优先适用

   司法保护原则上仅能在法律所设定的框架之中。[45]就法效力而言,宪法优于法律,但就法律适用的次序而言,法律优先于宪法。一方面,审判案件的法官具有识别社会公权力因素的义务。另一方面,如果从私人关系中识别出社会公权力因素,民法规范就具有优先适用性,不能越过民法而直接援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对于已经具有明确民事法律依据的民事案件,法官不得直接引用宪法基本权利条款解决民事争议。当然,优先适用民法并不意味着必然适用民法。如果调整社会公权力关系的民法规范违反基本权利对社会公权力直接效力规范,例如违反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或者比例原则,此时便涉及民法规范的宪法审查问题。依照我国宪法规定,法院没有宪法审查权,无权宣告该项法律因违宪而无效,但法院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宪法审查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宪法审查请求,并暂停案件审理,待宪法审查机关作出结论后再进行审判。

   2.法无明文规定的司法处理:民法概括条款和基本权利规范共同作为裁判依据

   当私人关系中存在社会公权力因素且缺乏法律明文规定时,从保障民法体系自足性出发,通过民法概括条款的转介引入基本权利具有合理性。民法概括条款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充当引入基本权利的“通道”,而基本权利发挥的作用却是实质性的,绝非“说理”所能概括。以民法概括条款和基本权利规范共同作为裁判依据更符合实际情况。从这一意义分析,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6月28日印发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关于民事“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但其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可以在说理部分予以阐述”的规定尚待改进。

   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相伴而生,以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作为民事案件裁判依据意味着法院行使了宪法解释权。对此,我国学界历来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歧。比较而言,肯定说更具合理意义,理由如下。第一,法院作为司法裁判机关,解释法律是其不言自明的工作。宪法也是法律,法院解释宪法符合法理。第二,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的“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批权”中的“法律”应作包含宪法的广义解释,这符合司法的本质。第三,法院解释宪法和宪法明文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矛盾,两者既存在解释分工上的区别,也存在解释效力上的不同。法院的宪法解释仅限于个案中如何适用的解释,不具有普遍性效力,也不得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般性解释相抵触,对于法院违法及不适当的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加以纠正。

   3.契约因素的影响:法律行为与侵权行为的区别适用

在判断基本权利是否适用于私主体时,应当区分法律行为和侵权行为。[46]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是民法的基础,当事人通过自我权利限制换取利益是意思自治的体现。因此,当私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法律行为形成的关系时,即使私主体所牺牲的权利与所换得的利益,在他人看来不合比例,原则上仍然应予以尊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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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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