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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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设想需要根据后人的实践而改变和发展,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但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又阻碍了这一点,而这种的政治模式,又恰恰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和设计。

   纵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论述,他们终其一生始终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受剥削的经济根源,而国家机器则是人们受压迫的政治根源。因此,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国家,是无产阶级并行的两个历史使命。马克思在经典名著《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过去“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摒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有了两个多月的无产阶级实际掌握政权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论断已经过时, 这也是他们生前提出的对《共产党宣言》的唯一重大修改,这就是“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而是要打碎它,摧毁它,这是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国家机器本身都是压迫性的,不可信赖和使用,必须打碎。那用什么替代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让他们找到了这种替代,这就是工人阶级不通过国家机器的全民自我武装和直接自治。仅有如此,才能“防止国家从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而这是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马克思认为,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工人阶级这一新替代的政治模式包括几个必不可少的内容:1、用武装全体工人阶级及国民去替代常备军和警察,这样使国家失去压迫工具而无法有压迫性质。2、用普选制替代等级授职制,各级政权按自治原则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并随时可以撤换。这样,“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3、废除官员的一切特权,所有官员只领取普通熟练工人的工资。这样,通过取消常备军、警察和官吏及其厚禄与特权,公社实现了有史以来真正廉价政府的口号。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统治就是直接靠工人阶级和人民自己,而不必也绝对不能借助于任何国家机器。恩格斯晚年在为《法兰西内战》写导言时指出,巴黎公社其实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废除国家的第一也是关键一步。因为国家最好不过是无产阶级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无产阶级将与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清除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把这个国家废物全部抛掉。他形象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巴黎公社。它清除了国家的最坏方面。记得我那时只十几岁,在农村田埂上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当时拍腿叫绝,觉得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太好的。当然,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设想也有空想的成份,但其精神实质,无疑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剥削、又反对压迫,从而追求人类真正解放的不变初衷。不言而喻,苏联东欧的政治模式更像旧国家机器的翻版,而与马克思主义相差太远。

   这样回看历史就很明显,苏联模式照搬和僵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设想,遇到问题和挑战也不知改革创新,在政治模式上又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工人阶级直接管理、防止国家从公仆变主人的关键性制度,抛至九霄云外,自己享受特权当主人。这样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缓慢,经济缺乏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人们失去了私人财产权的遮护和市场的经济自由选择,又面临着保留下来的国家权力的空前扩张,这样从普通人到最高层的官员都难以避免地受到权利侵害,乃至随意被作为敌人迫害致死。这样当然就严重脱离了人民,也极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影响力,最终为人民所抛弃,造成曾经感召无数人为之浴血奋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

   正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逐步瓦解崩溃的过程之中和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东方崛起。在短短40年内,中国从世界上最穷之列、多少亿人吃不饱穿不暖,当时八亿多总人口中绝大部分还处于贫困状态的国家,到今天仅仅农村人口就有七亿多人脱贫,一跃进入中等以上收入行列,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当中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变,中国文化没有变,唯一的实质改变就是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搞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从而大大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社会主义几百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新跨越。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当年邓小平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而作出的划时代判断。中国改革开放40年奇迹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搞了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从而给了十几亿人创业择业移居等经济自由,造成社会财富的涌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八亿农民可以种粮,可以种经济作物,可以发展农副产业及加工业,可以不当农民去务工,可以进城镇打工乃至创业,这带来了从农副产品、工业品、建筑品直到电商品的极大丰富;城市改革使无业待业以至刑满释放人员可以做买卖、干个体户活跃经济,方便生活;计划和价格改革使企业经营人员可以自由采购,自由销售,自由定价;所有制公司制改革,使社会各阶层的人可以自由自主创业,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席地而起;对外开放带来了具有先进技术、管理和理念的境外企业、资本和信息,各类经济特区开放区蓬勃发展,中国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大潮,大大缩短了我们和世界上发达国家原本惊人的落差。所以这些,皆拜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之功。

   市场经济是不同产权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因此单一公有制基础上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设想的单一公有制,本来就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计划经济的废弃,必然要放弃单一公有制,而要实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各种所有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首先将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样也就消灭了无产阶级及一切阶级及阶级差别,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因为实行公有制既是国家真正作为社会的代表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也是国家最后一个独立行动。由于对人的统治让位于对物和生产过程的管理,国家职能就会在各个领域先后停止,国家成为多余而自行消亡(《反杜林论》)。

   我们现在从实践知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还根本不可能消灭或消亡国家,即便硬性消灭私有制,消灭市场经济,也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有人说,共产主义肯定要消灭私有制,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其实,所有制和经济模式都是形式和工具。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马克思定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特权,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可说是人类有史以来各种大同理想的共同目标。试想,除了就是想要高人一等的资本或权力狂人,谁不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呢?

   今天,科学进步使得各种宗教信条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资本主义自己带来的全球化造成了全球人口结构扭曲,相对于发达国家,落后国家人口急剧膨胀,造成贫富两极化的国内外对立和相互激化,导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全球化的移民、难民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冲击威胁,无力给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人以理想社会前景。而随着马克思预见的生产社会化、自动化、全球化发展的深化,以及今天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的发展,人类既不断从自然界获得更多自由、也越来越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地球村上,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性越来越强。因此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没有贫困、歧视和特权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不是越来越渺茫而是越来越为人们所渴望。

   有人问我是否相信共产主义,我说我真诚地愿意相信,因为相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待。只是应当看到,在当今科学革命不断、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不仅在每天更新颠覆着人类的各种既定的见解和主义,而且甚至挑战人类中心的人文主义本身的时候,我们甚至无法想象30年50年后,更不用说一百年和几百年、几千年后的社会发展和人类变化,除了对人类未来的信心和美好社会的期待之外,我们今天去规定未来社会有什么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是不自量力和极为愚蠢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解放现有社会已经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将来仍然可能会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消灭私有制、消灭政党、消灭国家,但我们今天真是无法想象具体会如何实现。因此,有人今天三天两头用要消灭私有制吓唬民营企业,其实是很可笑的。就像共产主义也要消灭政党、消灭国家,你能拿这个每天去吓唬党、吓唬政府吗?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确立私有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的平等地位,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倒退,而是在计划经济之上的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不断发展自由人联合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计划经济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人们按统一的指令工作生活,那样只会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给人们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权,是向理想社会过渡的现实和可靠的途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国营企业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营企业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造。正如市场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国营也并非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就有盐铁官营,西方国家的国有国营也很有历史,故而恩格斯曾无情嘲讽把国有国营混同于社会主义的言论。

   公有制要能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必须突破国营形式,发展政企分开的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随着现代专业化分工和委托代理关系的普遍发展,世界上众多跨国公司都已经是以激励企业家精神为中心的经营者主导、所有者监督的模式,西方很多公共性质的国家主权基金、行业性退休养老基金或事业性的如大学公共基金,都借助于现代企业制度取得了不逊于私人投资的回报。企业家以非大股东身份主导企业、接受所有股东监督已经是现代大型企业中的普遍现象。因此,公有制改革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没有路,而是路很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松开行政权力给公有制套上的绳索,真正做到政资政企分开。这是确保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灵魂,也是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前提。因为政企不分,企业就无法真正独立核算,无法自负盈亏,无法成为真正的企业。政企不分,企业无法公平竞争,政府无法公平执法,也就无法造就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改革长期以来徘徊和反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就经济改革而言,现在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国几千年来长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缺乏对任何独立于国家的产权保护传统,后来又学了苏联模式的国家计划经济。因此,斯大林的国营企业可以不讲盈亏,要讲整体“超级盈利”的计划经济思想仍然有潜在影响,结果给公有制企业附加了太多的非经济功能绳索和不自负盈亏的借口。

   其实,公有制经济要成为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是要为增进和增厚这个基础发挥作用、作出贡献。所有在市场中长期不能盈利,不能存活要靠输血的僵尸企业,无论挂多少个国有国营的牌子,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消耗和掏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反服从社会主义法律法规指引,为国家贡献税收,为职工解决工薪社保的民营企业,无论包括何种经济成分,都增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

   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消灭私有制与消灭国家必须基本同步,否则必然是灾难性的,导致马克思所说的梦魇成真。

当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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