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瑞:日、美、中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与反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4 次 更新时间:2018-10-19 15: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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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瑞  
更多的关注唐宋时期社会、思想等方面的研究。

   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在1982年发表的《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可以说是美国唐宋变革论的奠基之作。郝若贝认为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五百年也就是从晚唐五代和北宋时期的人口和农业变动最为显著。郝若贝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解,是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来进行的,不只是在说唐宋之际的变化、两宋的变化,而是在讨论从750年一直到1550年发生的社会变迁。郝若贝在探讨唐宋变革时,更多的关注到了地区内部的发展,他从地域角度观察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地方社会的发展变化,认为由于区域的发展、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不仅导致区域内发展进程的变化,对全国范围内的政治社会结构也产生了综合性的影响。为了应对这种区域社会的发展,中央权威逐步下放到地方,地方便渐渐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或者自主性,这使得士大夫精英阶层由之前的关注国家、关注中央逐渐转为了关注地方建设、关注地方社会。郝若贝的唐宋变革论是基于中国内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地域的发展变化来进行探讨的,更多的是从中国历史本身出发,与日本学者刻意比附西方社会所进行的唐宋变革研究是不同的。之后,韩明士(Robert Hymes)关于唐宋转型的研究,更加着重探讨南宋士大夫精英阶层的地方性,认为地方性是南宋的新特征,士人精英阶层的关注点从以前的谋求高官转向巩固地方基地,地方主义在社会观念领域开始显现。

   包弼德(Peter K. Bol)对内藤湖南假说的传统理解进行了更新,他认为要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是要抛弃内藤把宋代和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在唐宋转型这个问题上,包弼德提出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把唐宋转型定义为士大夫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逐步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取代以往将唐宋转型定义为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兴起。这些欧美学者的研究聚焦点多在中国社会贵族官僚阶层的流动性方面,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中的精英和社会分层理论的影响。

   你提到的迪特·库恩《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可以说是第一部被介绍到中国较为全面反映西方学界对宋代历史认识的著作,这部西方学人的论著力图回到传统中国的认知上,从西方人的视角去探究宋朝历史中的“中国味”,虽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总的来说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当然,这本书也秉承了美国学界新的“唐宋变革观”,指出“宋的转型”是从唐代后期宪宗朝开始至五代贵族政治走向没落,北方士族靠着谱牒的政治优势而形成的“旧世界”,在延续了几百年后,不得不放弃他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曾经占有的统治地位,而让位给士大夫官僚阶层及其家族,贵族家族式的统治彻底走向了历史的终结。不过不同于日本学界的观点,贵族政治的没落到宋代不是走向君主独裁政治,而是由贵族政治向士大夫官僚阶层与统治者同治天下的方式转型。

   西方学者在唐宋变革论的认知上,还有一个共同的见解,他们公认从晚唐到宋末中国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城市革命相继发生在北宋的洛阳、开封和南宋长江三角洲一带,南宋时期上层阶级的中国人大概享有当时全球范围最高水平的生活。伊懋可和郝若贝正是观察到了宋朝农业和社会经济这些显著的发展,所以称宋朝这一时期为经济革命时期。

   世纪之交,美国学者以士大夫身份地位的重新定义出发来看待当时社会变革的观点,在国内史学界受到青年学者的热捧,以士人为中心的精英阶层来探讨宋代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秩序和变动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近几年也有学者对美国学者的观点提出批评,余英时先生在讲述写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动机之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正面回应美国学者的观点,提出“后王安石时代”的概念,旨在说明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虽然有不同的变化,但是在王安石时期那种重建秩序的精神到了南宋以后,理学家其实是继承这种重建社会秩序的精神的。后来黄宽重、包伟民、柳立言等都对美国学者以士人身份的界定来解释南北宋的社会变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也都是我们值得去关注、去思考的问题,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或是观点的产生、出现,不应盲目追随,要有符合历史史实、从历史发展本身出发的认知和反省,要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

  

   澎湃新闻:您在述评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宋史学界的研究热点时,也曾指出在政治史领域唐宋变革论是一个热点,国内学者往往以士人转型与唐宋变革的相结合进行研究。学界对唐宋变革的回应和探讨也很热烈,如包伟民先生提倡“唐宋转型”,认为唐宋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因革,张邦炜先生提倡中国学者自身的唐宋认知,学界对唐宋变革的讨论是多方面且是持久的。那唐宋变革论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学界产生影响的呢?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李华瑞: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虽然提出得很早,但是对国际学术界包括日本在内产生的重大影响,也是在他的弟子宫崎市定等人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展开全面论证之后,特别是二战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唐宋变革论才有了国际性的影响。但在国内来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基本上对中国的唐宋史研究几乎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因为在上世纪前半叶,国内宋史研究属于起步比较晚的,当时中国正处在积弱受侮的特殊历史时期,大多数的研究都在汉唐盛世和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上,当时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从现实问题来考察的宋代历史,着眼于民族救亡,而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说,与他为日本军国主义涂脂抹粉、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进行辩解有很深的内在联系。中日两国研究宋史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所以中国的宋史论者自然不会对宋代是中国近世说感兴趣。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唐宋变革论没有能够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原因也很简单,中国正处在与西方冷战,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国际大背景下,当时连外交关系都没有建立,更不要说进行正常的学术交流了。唐宋变革论在改革开放前没有得到国内学者的回应,更多的是人为的政治对立导致的。

   改革开放以后,与日本、美国邦交正常化,学术交流也就逐步进入正轨,唐宋变革论也开始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但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对国内宋史研究影响还是很有限的,这与八九十年代国内宋史学者还主要受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王曾瑜先生也谈到唐宋时代确实出现了不少变化,但若是与春秋战国相比,至多算是一个小变革期。先师漆侠先生也曾说到内藤湖南关于近世说的内涵是什么说不清楚,况且宋代与欧洲近代相比差距是非常大的,也很难说它有近世的涵义,唐宋的变革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内部发生的推移演化。但是因为占据宋史学界主导地位的前辈学者对日本的唐宋变革说有了这样认识的缘故,自然使内藤的学说在学界不会受到重视。即便是隋唐史学界对唐宋变革论的回应也只是从封建社会分期的理论角度来谈的。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宋史学者虽然不同意或者说不回应日本唐宋变革论对宋代社会性质的定性,但是由于宫崎等人的发展,添加了一些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内容,它所讨论的问题和范畴实际上与国内学者讨论的封建社会经济的问题和范畴是很相近的,像佃户身份、土地所有制、主客户制、货币、城市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两国在宋代社会经济史领域也是有较多的互动的。

   唐宋变革论真正对国内的宋史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实际上是从世纪之交开始的,在这个时候成为热点,我认为首先与这一时期学界对宋代历史的重新定位有很大关系。从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史学界改变了以往一提到宋代总是把它与政治上腐朽、学术上反动、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划等号的偏见,到世纪之交才开始重新认识宋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漆侠先生认为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邓广铭先生则把宋代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封建时代是空前绝后的。国际上也开始重新认识明清以来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其中美国加州学派最为突出,像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还有彭慕兰的《大分流》等等,使得讨论宋代问题的中青年学者不再满足于只把宋代的高度发展定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认识,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当时的世界历史背景下给以新的评价。这时日美欧的唐宋变革论者高度评价宋代历史地位的观点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于是像宋代经济革命说、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宋代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些观点盛行起来。换句话来说,中国的大国地位的确要求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历史的研究也从来不能脱离现实的认知。

   再者,我认为唐宋变革在世纪之交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还与没有建立完善的宋史研究的理论范式有关。大陆研究宋史的理论范式在五六十年代基础上一直没有新的发展,虽然八十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史坛占据中心地位的古史分期及相关问题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就像前面说到的宋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和骨干都秉持着这个理论,理论危机被暂时掩盖了。而到了世纪之交,前辈学者或者谢世、或者退休,旧的范式危机开始显露出来,像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态、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阶级关系等等以往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范畴大都被中青年学者刻意回避,而新的分期理论也没有产生。这是唐宋变革论在世纪之交成为热点话题的又一个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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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2017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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