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力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促高难度改革”

——纪念对外开放4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2 次 更新时间:2018-10-14 09: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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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正位  
富与强尚不充分。我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不等于综合实力、国际地位第二,我国国力尚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软硬实力差距应在30年左右,到“双百”之路还要走30多年。

  

   (五)从问题导向看,现在开放的关键是自信与学习的有机统一,是否需要继续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自信与谦虚辩证统一,自信与学习并不矛盾,关键是把握好二者的度。一方面,如果没有自信,没有独立自主,我们可能早就与拉美或苏联一样,基本照搬照抄,付出巨大代价未必有好效果;而我们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市场决定作用跟着政府更好作用,中外特点的黄金结合才让我们有今天的成就。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学习的心态,没有对发展差距的深刻认知,没有对标国际的孜孜追求,没有创造仿真国际环境的具体目标,没有借鉴世界经验的宽广胸怀,绝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现在,我们经济、制造、贸易、外汇等总体规模确实今非昔比,科技水平也出现了跟跑为主、跟跑并跑领跑并行的情况,中华文明的软实力正在逐步发力,国民对文明复兴深信不疑,现在重视主动作为,但这并不是我们不要继续学习、勇于借鉴、戒骄戒躁的理由。我们还要继续看到技术的差距、创新的差距、发展的差距、现代化的差距、文明程度的差距、综合国力的差距。“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建设学习型政党”“形成学习型社会”。我们应坚守学习先进的心态,坚守海纳百川的胸怀,不为已有的成就沾沾自喜、不为过去的成绩固步自封。

   正当有人对近年不少夜郎自大现象深感忧虑之际,恰逢中兴事件发生。作为中国人,我们应坚决反对美国制裁中兴,相信其背后不乏政治考量。但另一方面,此事又是一副很好的清凉剂,让更多国人清醒看到:原来我们与美国技术水平还相差甚远,已经超过美国的说法原来不靠谱。这客观上能更好地刺激中国芯片产业发愤图强,加大投入、加快追赶,早日摆脱对外依赖;增强国人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信用意识,减少“耍小聪明”及逆淘汰现象。

   “比世界还大的,是心胸”,“开放了,心胸就大了”。对外开放首先是人的开放,只有思想上、眼界上、知识上、技术上持久开放,不断学习世界先进知识、技术和规则,才会真正走向富强。如果思想禁锢、心胸封闭,就难以真正、全面开放。“出于崖涘,观于大海。”开放才会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退一步讲,即使我们已经世界第一了,按照先人教诲,“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满招损,谦受益”,还应虚怀若谷,学人之长、容人之短,争取以德服人、德化外邦,弘扬“和”的文明。历史教训是,谁先犯错谁出局。德国曾因改变俾斯麦的政策走向冒进而带来灾祸,近代以来我国因外敌入侵而两次中断现代化进程,当前亦应尽力避免外部因素第三次打断我现代化进程,确保不犯“颠覆性错误”。

  

以开放破解“囚徒困境”,将经贸摩擦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以大开放促大改革”的内在动力

  

   冷静分析“我之所需”与“外之所压”,树立“最大公约数”思维,借机掀起新一轮的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全面深化改革。

  

   (一)历史地看,每一次“外部压力”都会变成“内部动力”,助推了我国竞争力提高和市场体系完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我有五次301调查(1991年4月、1991年10月、1994年6月、1996年4月、2010 年9月),事后客观地看,我国处于体制转轨期,各方面制度不够完善,如法治意识不够强、市场不够规范、产权保护不够到位等,最终皆以我国改进工作、合理退让结尾。去年美欧日一致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非难,也值得自我反思。这些经贸纠纷既给我国带来调整压力与某些负面影响,但客观上促进了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助推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国外也有先例,日本当年汽车受到美国高压,由于善于变外部压力为前进动力,不断提升制造技术及整体竞争力,诞生了丰田、铃木、本田等全球品牌,最终成了赢家。一位入世谈判的同志说,“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靠部门自身觉悟、部门间协调很难推进,每个部门都有考量、都不愿主动放权。但在外部压力下,许多改革难题迎刃而解”“今后越开放,对体制触动越大,中国得到的红利越大”“中国通过开放获得的不仅是开放本身的红利,还有改革的红利”,可谓一语中的。

  

   (二)“我之所需”与“外之所压”的交集是我国开放重点,应对得当就会双赢,缠斗不止只会双输。我国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早已确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对外开放新体制”,有一系列开放要求。客观地看,不少改革方案并未落到实处,“口头上喊开放、行动上反开放”现象不少,人民的开放获得感不太高。十九大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更是成为共识,最需要一个契机与抓手,打破对待开放“总体上支持、落实上反对,抽象地赞成、具体地否定”现象。多年研究对外开放,有一个重要感受:谈判讲究对等开放,但事实上有时候主动开放,不需要外国对等,不需要外部压我们,我们也需要扩大开放,比如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所以,转变开放观念尤其重要。换个角度看,外方要求的一些内容,比如降低消费品关税、开放服务业、保护产权、改善外商的营商环境等,大少内容不正是我之亟需吗?做好了就是改善民生福利的好事善事,也是提升长期竞争力之事。比如,抗癌药艾瑞莎,美国10.5美元,中国500元,贵7倍多,汽车贵1-2倍、红酒高8-10倍、奶粉、水果、服装等不少都比美国高不少,每年中国人的海外旅游消费1153亿美元,颇能说明问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办得很及时、很必要,如果辅以大幅降低关税及相关税收,进口更加便利化,人民的福利改善就更大。又如国企改革,发达国家讲“竞争中立”而非“所有制中立”,主要是促进扩大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反对不合理的垄断,这也是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还比如民间投资第三方评估中,看到那么多“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一些地方后任不理前账、地方政府当老赖等,民资与外资对营商环境的诉求相似。所以,一些外企报怨也是中国企业与民众的抱怨,有的外方责难所指,恰恰是我改革所向,二者基本没有冲突。如果我们树立“最大公约数”思维,以更高水平开放来应对,则压力可化为动力,可谓一箭双雕!

   ——理性对待西方要我“对等”的诉求,主动选择“以开放促改革”,更能彰显我国赢家风范。事实上,中西之间有一个重大误解:欧美多次强调应与中国“对等”(reciprocal),主要是针对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偏低、责任不足及开放度不高等问题,但我们常把reciprocal理解为“相互”或“共赢”(mutual)。如拉米认为,中国成功地让自己受WTO纪律约束远低于老成员,特别是在制造业、服务业、政府采购、国企补贴、投资对等领域有开放空间,“中国关税需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增长如此之快、如此之大,不该假装还是与印度、塞内加尔、博茨瓦纳一样”“贸易尚可‘区别对待’,但投资只应‘对等’”。客观地看,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大国,又是发展很快的国家、全球化的赢家之一。如何在四者之间寻找平衡点、找准自身定位,确实需要兼顾各方,外方要求的“对等”并非全无道理。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持续以开放促改革,无论有无外部压力都是我自身发展所需。我国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受益者,更应彰显赢家风范,敞开赢家胸怀,认真倾听他国的抱怨,承担更大的开放责任,争取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中,为复兴大业赢得更精彩。

  

主动作为,力推新一轮以大开放促大改革

  

   当前,我国宜立足长远战略需要,从复兴大业出发,从“四个全面”需要出发,主动“以高水平开放促高难度改革”,高扬在达沃斯、博鳌的庄重宣示,打好经济全球化、开放型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这一我之所需、世界所需的大旗,主动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主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让这轮经贸冲突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契机,成为以开放促改革的新起点。

  

   (一)增强高水平开放自信。按照入世承诺标准来衡量,我国履约是很到位的;但按第一出口大国、全球化主要受益者、负责任大国、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引领者等尺度衡量,我国开放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一些开放短板,也是国民心声、民企呼声。针对行业准入的旋转门、玻璃门、弹簧门,让更多的跨国公司进来冲一冲,当“鲶鱼”而非“鲨鱼”,可以促进中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当前提高开放水平既必要也可行,一些担心站不住脚,比如,当年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没有中方占大股的限制,开始都是外资占很大优势,然而外资水土不服,最后还是竞争不过中资企业。其他如轨道交通、光伏产品、风机、发电设备、程控交换机均是如此。吉利、比亚迪、奇瑞等汽车企业反映,扩大开放后对中国更有利。因为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世界一流,应增强文化自信。只要做好自己,就可在开放竞争中“我自巍然不动”。

  

   (二)建立开放与改革联动机制。及早拿出高水平开放方案,密切结合啃“硬骨头”所需,增强以开放促改革的动力与活力。制订高水平开放的各个子方案,一要有分行业开放方案,在扩大制造业开放的同时,服务业、社会事业要拿出高水平开放方案。要以缩小中外价差为问题导向,推动进口自由化便利化。重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的外资准入限制。二要与改革密切结合,以开放倒逼改革,倒逼产业升级与企业自强。如有对外承诺,必须要干,因为有外国监督、还会当被告,改革就好推了。以医疗为例,没有体制改革,“看病难、看病贵、看病险”不好解决;没有开放,没有外资民资进入,改革很难自己推动。三要加强开放联动,商品、服务、投资的开放要统筹推进,多方面参与开放谈判,保证开放的协同性、配套性,增强开放的整体效果。四要对标国际争取开放的“高水平”,如对标CPTPP、TISA、GPA、BIT等高水平协定中的开放要求。因为一般的低水平协定,无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也无法推动高质量发展。

  

   (三)强化开放的内外与上下联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此话切中要害,当前开放中有一个现象:中外联动上,外方参与不够;上下联动上,基层创造性不够,群众首创性不够、整体活力不足。下一步的高水平开放,就是要让更多外资进来,就是要保护和激发民间的无穷创造力。“高手在民间”,华为、腾讯、阿里、小米、联想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都是民营企业自发生长出来,岀乎政府规划的预料。只要内外、上下互动起来,开放的压力释放出来,就会焕发社会整体活力。

  

(四)汇聚成全球自由开放的正能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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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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