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5 次 更新时间:2018-10-08 21: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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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道德教化导民向善为要务。具体就是通过兴学校,用“五经”“六艺”来对人们施行教化,以做到“正上下之仪,明父子之礼、君臣之义,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弃贪鄙之心,兴清洁之行”(《新语•道基》),造就一个美好的社会。

   《韩诗外传》卷3引孔子的话:“昔者、先王使民以礼,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犹无辔衔而鞭策以御也,欲马之进,则策其后,欲马之退,则策其前,御者以劳,而马亦多伤矣。今犹此也,上忧劳而民多罹刑。”这里,把礼比作辔衔,刑比作鞭策。认为二者像御马一样,同是治国必须采取的手段,应结合使用,不可偏废。

   董仲舒认为《春秋》王道有其精神实质,这就是仁义之道,或叫德治精神。他在《王道》中描绘了理想的王道政治图景,具体地阐述了王道的内涵,其中包括爱民、教民、富民、修文德来远和尊祖祭祀等多方面内容。根据“阴兼于阳”的原理,董仲舒强调以德治为主,刑罚为辅。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董仲舒传》)在《天人三策》的第一次对策时说:“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他在分析当时社会犯罪情况后董仲舒强调,无论是对于高高在上的“大人”、“富者”,还是处于底层的“小人”、“贫者”都需要进行道德教化,因为,“凡百乱之源,皆出嫌疑纤微,以渐寝稍长至于大。”所以,圣人治国,就要“章其疑者,别其微者,绝其纤者,不得嫌以蚤(早)防之。”(《春秋繁露·度制》) 教化作为政治之本,是与刑罚相对而言的。“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春秋繁露·精华》)教化侧重于道德感化和影响,是对人的内心的改变;而刑罚则诉诸威权,对人只能起到阻恶的作用,不能产生徙恶迁善的效果。这样,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以后,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就发展到了“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并且长期影响着中国的封建政治。

   (三)礼教与刑罚

   《辞源》释“礼教”为“礼仪教化”。实际上,礼教不只局限于教导人们礼仪,礼教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社会、宗族、家庭等各种教育手段,以礼义来指导人们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言行。

   礼与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西周的周公制礼。礼与刑是西周社会控制的两种手段。周公制礼,强调明德慎罚,把礼的教化功能与刑的强制效果,巧妙地结合起来。礼通过教化“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渺,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礼记•礼运》),在潜移默化中遵行礼教所要求的一切,而刑是礼的必要补充,是惩治“已然”犯罪的必要手段。

   礼乐教化是前提和目的,法律刑罚则为礼乐教化创造条件,是其实施的保障。二者有着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在地位上,礼乐教化是“经”,是治国的常道,而法律刑罚是“权”,是礼乐教化的辅助,是作为一种临时的局部的手段而起作用的。在运用上,二者存在先后顺序之别。治国必先之以礼乐教化,待其不行,则继之以法律刑罚,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在治国理民中,礼乐教化得以很好的实行,社会就能保持良好的秩序,也就用不着刑法了,这是最理想的。如果礼乐还不足以治理好国家,就得刑法配合,也还是可以保持社会稳定的,这是治国的中策。不言而喻,不讲礼乐,单凭刑法控制和压制,是治国的最下策。

   在礼乐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孔子提出了“刑中”思想。“中”的概念早在《尚书》里就已经出现,到了周代则把“中”与“罚”连用,作为刑罚原则而提出来。孔子正是承周公“中罚”思想而来,并作为其中庸之道的延伸。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礼乐与刑罚,与爱民有着逻辑关系。“中”即适当、公允、中正。从孔子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兴礼乐”是“刑罚中”的前提。不言而喻,孔子是以“礼乐”作为判断“中”的标准。荀子进一步把“中”说成是合乎礼的规定:“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效儒》)《礼记·仲尼燕居》还说:“礼所以制中也。”《礼记·大传》也说“爱百姓故刑罚中, 刑罚中故庶民安”。这样的解释,是符乎孔子的思想实际的。

   孔子认为注重礼乐教化是为政治国的根本,他反对不教而杀,《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尧曰》 记孔子之言曰:“不教而杀谓之虐”。先教而后杀的思想在《孔丛子·刑论》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孔丛子·刑论》记孔子的弟子冉雍向他询问古今“刑教”的差别,孔子说:“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为教,古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刑是以繁。”该篇所记孔子在与卫文子的交谈中,也说上古时期“先王盛于礼而薄于刑,故民从命;今也废礼而尚刑,故民弥暴。”“古之于盗,恶之而不杀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杀之,是以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审故也,况乎为政。与其贤者而废其不贤,以化民乎?知审此二者,则上盗先息。”孔子认为,统治者首先应当为政以礼,对民众进行礼乐教化。如果不对民众教化,民众不明礼仪,是非不分,作奸犯科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而统治者却只靠高压政策,滥用刑罚,结果只会徒增刑罚。在该篇,孔子还解释《尚书·吕刑》中“伯夷降典,折民维刑”的话,认为这是说为政者应当先用礼义教化而劝善,然后用法律刑政以惩恶,因为“无礼则民无耻,而正之以刑,则民苟免”。

   郭店楚简论教化也强调礼乐与威刑并重。《六德》篇指出“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尔,使之有向也”,《语丛一》也提出“德生礼,礼生乐,由乐知刑”、“知礼然后知刑”。以“礼乐”,“刑法”为教民向善的工具,是引导与强制并施的方法,这也是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

   《礼记•坊记》一开始就记载孔子之言:“君子之道,譬则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这里的“坊”就是防范,是说治理国家就像河堤防范洪水那样,防范民众德行不足可能引起的犯罪。防范的手段有礼乐、刑罚和政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礼以坊德”,即以礼教来防止人们道德堕落。

   贾谊强调礼法结合。他在《治安策》中讲,“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积礼义而民和亲”,“今或言礼谊之如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观之也”?显然,礼优于法,应该重视礼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治理国家须以礼义为先。但他绝不否认法的作用,而是认为礼法必须结合。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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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汉书·贾谊传》)

   在这里,贾谊认为礼法性质不同,功能有异,然可以相通相济,可以把礼法作为治国安邦的两大基本方法来运用,认为礼与法作用的时间不同,功用也不同,礼重于教化,促人向善,防患于未然。法重在惩治,令人畏缩,罪人于已然。礼与法相辅相成,各有各的功用,二者缺一不可,在治国过程中只有二者结合,其政便能“坚如金石”。并进而逻辑地延伸到德教和法令,比较导之以德教和驱之以法令的不同效果。总体上看,贾谊是强调先礼后法,德主刑(法)辅的。他的这一观点,经过《大戴礼记》的收录和传播,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礼法社会”的主要内容之一。

   《礼记•乐记》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又说:“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是对于综合为治最早的系统阐述,也是统治经验的高度总结,在实践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一直为后世统治者所继承。

   六、儒家寓治于教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意义

   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转型,它引起了社会其他方面的深刻变化,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不容否认的是,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国内治理危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法制建设危机重重、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党群关系日益紧张等等。治理危机的出现给我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侵蚀了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有可能把中国带入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甚至有可能导致中国现代化的中断。”[25]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应该有忧患意识,正视中国目前在治道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一),道或者价值的缺位。当代中国的治道是有法有术而无善治之道,没有传统的道统对政统的统摄,即价值制约与思想指导。(二),即使治法治术也未能形成系统,不同层面未能互相融通、协调和配合,这大概与条块分割的体制有关。(三),有治无教。延续惯性的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同时在以法治国的思路下加强了法律的制约和惩罚,但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会教化。(四),政府机能僵化,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各层面竞争失衡,发展失序,缺乏自治功能,一方面消极被动应对政府,另一方面积极主动谋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造成失衡不公,无序、内耗、浪费、破坏严重。(五),民间非政府组织未能充分发育,未能发挥社会自组织功能,事事都要官方体制自上而下,层层下达,而下面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效率底下,腐败严重且不可制约。

   如何解决?结合当今现实,笔者认为:

   首先,应该重视儒家治道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整理,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的教化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儒家德、礼、政、刑一套综合治理的途径与方法今天仍然有其价值,当然也有必要吸收西方治道的思想和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推进社会的民主、自由、文明、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确立文化主体意识。“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并对此历史传统不断做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也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予以认识,从而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惟有确立文化主体意识,立大根大本于传统,才有真正的文化自由可言。另一方面,一旦具有文化主体意识,我们才能够以一独立自主的文化系统,与西方文明展开平等而积极的互动与对话。对于古代和近代以来的传统,我们既不轻忽,也不夸大;对于西方,我们既不盲从,也不漠视。一切都应透过具体的了解和理性的分析,如实地评估西方的各种思想与制度,进而有方向、有步骤、有重点地吸纳,而非囫囵吞枣、人云亦云地跟进。[26]只有在确立文化主体意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吸纳西方的治道思想和经验,构建中国现代治道体系。

其次,复兴儒家礼治治国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礼在古代是普遍适用的社会规范体系,是一个道德与法律、道德与信仰、道德与哲学、道德与政治等交错重叠的网络状结构体,礼治在中国传统治道当中起着巨大的而全面的社会整合作用。众所周知,我们前几年一度掀起了德治与法治结合的讨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深入下去,更没有得到落实,这里可能有许多原因,但是我觉得从理论上说,没有提及礼治与德治和法治配合,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西方文化当中,社会治道体系是以宗教与法律为主体,辅之以世俗道德教育,是形而上之谓道和形而下之谓器的二元分立。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社会治道体系是道统、礼乐和法律的三位一体,是形而上之谓道,形而中之谓人,形而下之谓器的三元和合,其思想根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合。所以,由礼乐文化推演出来的礼治在德治与法治中起着上通下贯、中道制衡的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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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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