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5 次 更新时间:2018-10-08 21: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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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

   在官学的一统天下里,所学者,不外修齐治平之道,教化即政治;所师者,皆为守官典法之人,官吏即师傅。政教官师一体。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也说:“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

   及至春秋,王官失于野,学术下私人,道术为天下裂,私学勃兴,诸子蜂出,百家争鸣,三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局面在春秋又被打破了,于是出现了《庄子·天下》篇中所谓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道术之分裂,乃是道统、政统、学统、教统的分裂。,各家各派皆“思以其道易天下”,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于是,“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上》)随着道术散乱、学术下移,文化系统从政治系统中分离出来,政府的官吏不再承担师的职能,这一职能被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士(知识分子)阶层所取代,王权与教权、政统与道统发生了分裂。但这种分裂只是暂时的。战国之世,各国君主尊师礼贤,目的显然是想获得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道义力量的支持;而诸子奔走列国、游说王侯,也无非是期望借重王侯的政治力量以推行其道。比及秦统一六国,焚禁《诗》《书》,坑杀儒生,“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也是想重建官师治教合一的格局,但因其否定了独立的师儒而以官吏为师,否定了广泛的学术思想而以狭隘的法家为教,导致反文化,思想专制,舆论一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秦汉以后,政教结合及其内在冲突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汉代独尊儒术。以师为吏,王权把持教权,实现了官师政教的统一,但是由于政统和道统的价值关怀并不完全一致,王权压制道统权威,打击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知识分子则以道统权威抗衡王权,两者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儒家教化以启发天下所有人的理性为鹄的,这一向普世设教的特性决定了它要向全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进军以图改变那里的状况,从而实现其“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人文理想,这也就决定了它要向政统、治统进军并与其正面接触的文化宿命、政治宿命,这是道家所不欲做的天下事业[12]。

   中国社会造就了士大夫阶层,他们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 “夫古人为学者以自治其身心而以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13],由“教”与“治”共同托举“政”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体。治的承担主体“君”与教的承担主体“师”与“士”,在命名上存在内在关联[14],使教化与社会治理形成了复杂错综的关系。

  

三、儒家教化对政治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



   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的,它弥散于人们生活的每一个场域,在家庭、在朝廷、在地方等等任何一个处所,都有前制度性的教化活动在发生,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

   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王道为目标,以教化为途径的社会、政治思想。《周礼·天官·大宰》云:“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可见,儒本为一种教职。《地官·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郑注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 郑玄的解释应当是可信的。师儒联称,可见儒与师密切相关。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第十章“治道与治世”中说:“教化所以必要,则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这就是士人之事了。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因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

   儒家寓治于教,以教化政、教以导政、政依教立的传统可以说肇始于孔子。孔子夙志是“天下有道”,而实现天下有道的途径就是教化。钱穆说:“孔子一生主在教”[15],可谓深契孔子心意。《论语•子路》云:“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如何闻其政?《礼记•经解》记载孔子之言:“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挈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各国之政不过是各国之教而已。孔子以《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为教材教导弟子,而六经是教民之方、化民之术。儒家以六艺为教,其重点不在理论知识而在社会实践,是以六艺中所蕴涵的精神来进行社会教化,以达到人变化气质、好德慕义、群体和谐、风俗美善的社会效果,这也就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王道理想。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孔子的看法,为学虽要涵泳于知识技艺,但却必须以道德仁义之成就为其本。儒学六艺尽管包涵丰富的知识技艺,然其要旨则在于对学生德性的教养和敦民化俗的功能。孔子以六艺教人划时代的意义就是宫廷之师儒成了社会民间之师儒,使儒家的教化扎根于社会民间并在此一阵地上培植人之理性从而影响社会政治,在儒家的一般观念中,只要社会民间人人拥抱价值理性,那么它无疑对朝廷政治形成一个压力场,并因此纠正无道的政治而使天下归于和谐,其思路是典型的用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范式,因此儒家特重教化,特重在社会民间的经营[16]。

   《孟子·尽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善教得民心”一语道出教化的功效和儒学宗师们选择教化作为基本国策的缘由。

   荀子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性恶论观点出发,认为善得益于后天之教化,“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荀子重视对人“礼义”教化,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

   先秦儒学宗师对教化的重视被后世继承下来,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通识。

   贾谊提出以“六艺”即《诗》、《书》、《易》、《春秋》、《礼》、《乐》以教百姓。他说:“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强调为政之本在于以儒家之仁义礼法教化百姓。

   到了董仲舒,他把教化作为实施仁政、治国安邦的关键所在,是王道政治的根本。在《天人三策》中他进一步明确了教化的治国方面的重要地位与不可替代的作用说:“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汉书•董仲舒传》)在这里,董仲舒明确提出王道教化的主要手段——学校教育,王道教化的主要内容——仁、谊(义)、礼(后来又扩充为三纲五常),王道教化的目标——教化行而习俗美。如何实行王道教化?董仲舒的主要手段就是大力提倡学校教育,呼吁国家设立太学,地方设立庠序,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董仲舒尤其重视太学建制,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是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为了强调教化的神圣性和必要性,董仲舒也像把其他王道的内容归之于天那样,同样把教化与天的四时进行了类比,说:“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显然,这就把教化与威势(主要指刑罚)的根源归于天地之数。

   《礼记·学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教化功能与作用的经典性概括,以学校行教化就成为儒家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他们的头脑十分清醒,深知实行教化的最佳手段便是设立学校,培训士人,再通过士人的表率和影响,驯化全社会。这实际上就是对‘学校教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某种描述: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价值体系及其认知、观念、信仰和态度等等,通过专门培育的士人群体而传布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17]

   秦汉以后,历代儒者都注重教化对社会政治的重要作用。晋儒傅玄曰:“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晋书•傅玄传》)北周名臣苏绰曰:“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劝教,然后尽其力。”(《周书•苏绰传》)宋初胡瑗曰:“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资圣集·松滋县学记》)北宋王安石也说:“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皆吾教也”(《王文公文集·原教》);“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王文公文集·明州慈溪县学记》)。明儒梁潜说:“夫养民莫先于养贤,养贤莫大乎教化……教道明则贤士众,贤士众则治道得。”(《泊庵集·二·重学校三》)

   这些说法都充分说明儒家把教化看成是一项重要的“治道”,认为对于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中国历史看,教化行,则民风醇,就会出现“闾里无讼,老幼无愁,邮驿无夜行之吏,乡闾无夜名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的祥和局面。教化废,则民风败,“时俗或异,风化不教,而相尚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后汉书·朱穆传》)

  

四、儒家教化的三维展开


   儒家教化具有丰富的样态,主要包括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

   (一)道德教化

   儒家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在世界各国史上是无与伦比,因而对后世的影响亦罕有其匹。孔子认为社会秩序混乱是因为人们道德全面败坏的结果,于是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把道德教化的范围逐步扩大到重视社会的全体成员的道德教化,确立了以德教为先的原则。在《论语》中有不少条目阐述了这一观点,如“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即是认为,青年人要首先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言行有信、博爱大众、亲近仁德等做好后,再去学习文化知识。孔门四科中,也以德行为首(《论语·先进》)。

在政治上孔子要求统治者做到“为政以德”,以德化民,提出了“正人先正己”的教化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朱熹诠解说:“为政以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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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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