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初读《杨尚昆日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76 次 更新时间:2006-10-09 15: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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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 (进入专栏)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都可被视为去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漫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总统的徐世昌日记12本,起讫时间为1917-1948年。“中研院”近史所还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生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80年代后,曾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片断)、《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1965年的一段经历,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中共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杨尚昆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年3月,中央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50-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在书记处分工分管工、青、妇和指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近十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中央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則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像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毛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毛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 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命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虽然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6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由此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预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它全为空缺。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它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1月27日至11月1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毛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下午4点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分会谈,但在日记中均无反映。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其它相关资料加以佐证。

  例如,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三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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