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芸 罗大蒙:政治理性还是生存理性?

——一种对人民公社合作秩序解体根源的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2 次 更新时间:2018-09-18 21: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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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芸   罗大蒙  
]农业生产高指标,要求任务多,完成快,质量好,耗费省,在放“卫星”、发“火箭”的口号下全社创千斤,大队过双千,卫星田、领导样板田、专业队的试验田冲破万斤关,少收多报,浮夸风的现象非常严重。大搞“三化”,加上“一平二调”,提出“向妇女要粮,向男子要钢铁”的口号,所以男子上山“大炼钢铁”,女子下地“大办粮食”,造成农业生产劳力严重不足。1958年秋,N县强调“少种、高产、多收”的生产措施,使一些晚稻谷子未收回,有的队数以万斤的红苕弃至于地,小麦种到旧历年底,仍未完成播种任务。因种植季节延误,种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而征购任务却不断加大,农民粮食严重不足。1958年至1961年,连续发生三年重大灾害,加上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提出“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口号,食堂开办时,社员吃细粮,丢粗粮,造成粮食的严重浪费,以及国家对粮食高征购和苏联逼债的影响,社员生活极为困难,一般食堂每人每天定量减到八两,甚至四两(十六两秤)。由于营养不良,许多人发生水肿,积病也大量发生,死亡的人数不断上升,农业人口由1958年的306616人减少到1960年的295372人,减少3.67%。至1961年5月,公共食堂解散,实行“分粮到户,单独开伙”。

   196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而后又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纲要六十条》),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经过反“三高”“五风”,反“一平二调”,刹住了“共产风”。停办钢铁,使劳力回到农业第一线,国家还减少了农业征购任务,调拨社员口粮、种籽、肥料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但1964年之后,N县又被卷入“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浪潮中,阶级斗争、“左”倾错误逐渐扩大化,并影响到农业的生产。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一些经济作物和社员家庭副业被削减,甚至被砍掉。社员私养的家禽家畜,以及路旁、房前屋后的竹木也被当作搞“资本主义”,农民在空隙地方种点蔬菜,也会被定罪为“侵占土地”,不仅被拔掉,社员还要被批判,大搞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不尊重客观规律,只凭主观意愿,硬性推广不适宜当地的品种,对季节的更替、气候的变化、肥料的需求等也缺乏科学的分析,造成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曹家山七队,单一抓粮食,毁掉原先的青麻种水稻,造成劳动产值大幅缩水,除去国家农业税、公共积累外,每个劳动日值二角四分,群众辛苦一年,收入极为微薄。

   生存理性是农民最基本的安全法则,虽然美好的愿景和过高的期望把“曾经是落后、愚昧、散漫、自私的小农一夜之间拉进了‘吃饭不要钱’的公社”,但依靠政治激情编造出来的美妙图景,并不能真正改变小农,“汪洋大海般的小农虽然高呼着‘人民公社万岁’,却每分每秒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蛀蚀着公社的肌体”。[①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8页]“作为一种组织制度,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让每一个农民为大家劳动比为自己劳动更有热情,于是只有借助道德的力量来规范农民的意志,其结果,意识形态的强制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制度的缺陷。”[②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54页]于是八亿农民陷入了“敞开肚子吃饭,挖空心思偷懒”的组织制度陷阱中,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合作体系的崩塌也便在所难免了。

  

五、结语与再讨论

  

   结语

  

   一种良性的合作秩序是基于个体的自我利益认知,在“共享利益”的基础上履行“自我执行的契约”,并在有效的外部规则规范的基础上而建构起来的。因此,外部的权力规范与内在的利益激励共同构成了合作秩序的基础,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之所以能够维持基本的合作秩序,就在于虽有政治权力的压力,但权力规则在不断寻求与村庄传统的契合,注重从内在激励农民入社的积极性,农民的基本生存安全在持续增长的生产效率中也得到了保障。而在1956年合作化进入高潮之后,初级社向更高一级的高级社发展,随后又循着理想的逻辑向大公社体制过渡,不仅私有的土地被重新收回公有,生产工具也变成了公共资源,农民在互助组与初级社时期享有的集体分红被工分所代替。

   追求安全第一与生存理性的农民,其现实主义行动逻辑与以政治理想和政治激情为维系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之间具有天然的冲突和矛盾。人民公社这种以政治的逻辑推进的合作秩序,过分注重权力控制和政治理想的推进而忽视了农民内在的偏好,政府把权力深入到农民的经济活动中,并对农民的经济行为实行超经济的强制,虽因国家的强迫及对意识形态上的遵从,农民毫无选择地加入“一大二公”的集体化组织,制造了虚无的乌托邦,但严重的问题也随之爆发出来。人民公社的这种“超经济控制”模式,虽然把农民组织了起来,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政治的逻辑已全然凌驾于生存的逻辑之上,在政治的激情跃进中,农民的生存安全受到了前有未有的侵蚀。在这种体制中,理性化的小农选择以“弱者的武器”抵制体制的压力,于是偷盗粮食、瞒产私分、消极怠工等现象便普遍发生,结果农业减产,农村经济崩溃。公共资源的使用陷入了“公地悲剧”的困境,偷懒、磨洋工等“反合作”行为也开始出现,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抵抗和骚乱。在双重逻辑的持续冲突中,随着政治挂帅时代的结束,政治理想的色彩慢慢淡化,生存的逻辑最终超越了政治的激情,人民公社所构建的合作体系以失败而告终。

  

   再讨论

  

   人类社会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有机整体,它是由各个相对独立的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之间会发生联系,组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人类还未能建立一定的规则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约束的时候,人类的激情和贪欲会将人类社会带入“霍布斯难题”,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为了避免人类社会的自我毁灭,人们开始学会用规则把自己的激情限制起来,以人类的理性去侦探“冲动的阴谋”,用相互之间的合作去克服各自为政的堕落状态。人类早期的合作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依靠大家同宗共族的血缘意识而使合作基础较为牢固,但不同的宗族组织之间却会经常发生利益冲突,血亲复仇也致使不同的团体之间难以共融。后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和私有制的产生,血缘式合作开始向非血缘合作关系转变,且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合作形式。

   人类社会的超血缘式合作秩序得以达成?依据哈耶克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合作秩序无非沿循着两种路径发展,即内生自发型秩序和外发建构式秩序,前者是基于人类的自我演化需要而内发自生的,后者则是人类有意人为建构的结果。前者遵循的是无政府式的自由放任逻辑,后者则遵循政治统合下的权力规则。在社会实践中,两种合作秩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一种合作模式常常处于权力规则与自由放任之间,而完全的自由放任式合作或政治统合式合作则是相对极端的表现,反而不利于合作秩序的维系。同时,在人类社会关系中,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动因无疑都与利益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恩格斯也指出“每一个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而即使是在政治理想的崇高追求中也不能忽视人们的利益需要,“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①《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369页。]因此,利益相关度的高低也成为影响人类合作的重要变量,虽然据奥尔森的研究结果而言,除非人数很少,即使具有共同利益需要的人们,如果没有强制的因素也很难形成合作行动,[② [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页。]但如果没有利益的激励,对于理性的个体而言,合作也会变得不可能。

   因此,我们可以依据合作秩序的两个维度,即“权力规则-自发规则”和“强利益激励-弱利益激励”,勾画出人类合作的基本模型,如图1所示:OAB表示合作曲线,当人们的利益具有极高的相关度,且每个人都受到强烈的利益激励时,则即使没有权力的强制,人们也会自发的形成合作关系,如OA线所表示的那样,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有时也容易导致相反的结果,如经济人假设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他们不仅有时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而且个体的最大化利益追求,可能也会使集体陷入毁灭的境地。在OB线上,则描述了另一种合作模式,即当人们完全处在没有任何利益激励的状态中,他们也便缺乏了合作的基本动机,若要使这部分人联合起来,结成合作关系,要么只能依赖人们一时的激情,要么只有借助于权力的力量,以强制性的权力规则迫使他们就范。但这也是一种最不牢固的合作,一方面,激情总是具有暂时性,一旦激情消逝,合作也便难以维持;另一方面,依靠权力规则强制把人们联合起来,他们也不会为合作组织贡献力量,“偷懒”和“搭便车”不可避免。同时,一旦有脱离合作组织的机会,他们便会选择离开,而致使合作组织解体。因此,在现实的合作体系构建中,我们既不能完全依靠权力规则,也不能完全依赖自发秩序演进,而应在二者之间寻求合作的最佳状态。而决定是“权力规则”多一点,还是“自发规则”多一点的重要变量便是利益激励的强弱程度。但完全自发规则下的合作在现实中是很难见到的,无论利益激励的强弱如何,权力都会嵌入到合作体系中,只不过存在着权力角色的差别而已。

   人民公社体制的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正在于未能处理好权力规则与利益规则的关系,将政治理性超越于农民最基本的利益追求——生存理性之上,以至农民的现实主义逻辑与国家的理想主义逻辑之间相互抵牾。随着罅隙的扩大,体制内又难以找到弥合的途径,农民便选择或显或隐的抗争手段,最终慢慢销蚀了人民公社的肌体,合作体系也宣告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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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阅江学刊》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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