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探索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0 次 更新时间:2018-09-16 0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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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  

   然而,在检讨中国外交学学术史的时候,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在引进、评介和发展欧洲、苏联和美国外交理论时,很难看到扎根于历史—文化—社会土壤的真正的中国外交理论成果,学术自主性程度较弱。这一问题如不解决,不仅外交理论不能满足中国外交实践的需要,百年后中国外交学术史除了西学东渐之外,几乎没有笔墨可及其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提出了建立新中国外交学的任务:“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70)改革开放30年的外交学术史表明,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时,不免会援引国外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却出现解释不通和预测失灵的问题,那种撇开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生态而机械套用西方理论的做法,对中国外交理论研究没有太大意义。尽管早就有老一辈学者提出对国外理论采取取其所长、避其所短的态度,(71)但在实践中却十分艰难;尽管很多学者都相信经过努力最终能够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72)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实现外交学理论中国化的使命。

   实现外交学理论的中国化是贯穿始终中国外交学发展的主线,但学界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质疑是否有必要将外交理论中国化作为一个学术目标,因为理论是对特定社会现象的解释,根本不存在某一国家的独特理论。也有学者认为外交本身是一种科学和艺术,是否构建中国化的外交理论没有多大必要。事实上,无论是支持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还是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核心是对外交理论的理解不同,有学者区分了中国人对理论的两种不同理解,即解释性的理论和指导性的理论,在西方语境下的外交理论更多是解释性的理论,而中国语境下的外交理论则更多是指导外交实践的理论。(73)因此,张清敏建议将西方外交理论、思想和中国自古代以来的外交理论、思想结合起来,从文化和哲学的高度抽象出理论化的体系和框架。(74)不过,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才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张清敏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

   不管要不要把推进外交理论中国化作为一个目标,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各种解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不仅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外交提出了种种解释,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过于自信论等,(75)而且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外交行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76)如果中国外交学界不能对中国外交实践做出理论上的科学解释,提供合理的回答,就会失去外交理论乃至对中国外交实践的话语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推进外交理论中国化即便不是一个提升理论解释力的学术目标,也是一项增强实践指导性的外交事业。

   (二)外交理论中国化

   推进外交理论中国化并不是为特色而特色,而是借鉴解释性理论的做法,将解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外交现象作为基础,在把握一般外交规律的基础上推进外交理论中国化,从整个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层出发,将中国外交实践与世界外交理论相结合,为解释外交现象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具体来说,要坚持两个基本方向:

   一是外交学中国化必须坚持以世界外交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不可能违背世界外交的一般规律。相反,外交学的中国化,首先必须以主动接受和适应现代外交学的一般规律,在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两种理论倾向基础上,构建中国外交学理论体系。

   就学科性质而言,外交学应被视为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学科,以外交行为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现代外交学虽然产生于西方,以西方外交实践为研究重点,但西方外交学的研究并不仅限于西方,随着欧洲国际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而传播,现代外交学致力于研究制约世界各国外交一般规律,外交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相关理论也并非仅仅锁定西方外交实践。同样,要推动外交学中国化,必然会强调以中国外交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要避免仅仅研究中国外交实践。作为当今全球外交体系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学中国化首先要以研究全球外交体系的普遍规律为基础,借鉴和吸取西方外交学的有益成果,不能另起炉灶,中国不可能违背为整个国际社会所约定俗成的一般外交规律。当然,学习和借鉴西方外交规律并非是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而是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分析,吸取西方外交学中一些教训。

   在推进外交学中国化中,要竭力避免两种错误的理论倾向,既要避免以西方外交理论为指导,深陷“西方中心论”“美国例外论”而不能自拔,也不可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国中心,迷失在“中国中心论”的丛林中失去方向。正确的路径是将世界外交规律与中华文明结合起来,以全球视野和开放心态研究和评价外交,不以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经验为学习和效仿的中心,(77)对欧美外交经验、发展中国家外交经验、新兴经济体外交经验和中国外交经验平等看待,将中国外交放在全球外交的时空背景下,把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产生中国的外交理论。

   二是外交学中国化,必须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从中国国家需要出发,努力探索中国视角、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外交理论。恩格斯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8)中国的外交学发展,必须明确中国国家的需要,并努力满足此种国家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世界在关注,中国外交理论也需要思考和探索。习近平同志认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将“中国梦”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结合在一起,成为新时期中国治国方略的核心理念。显然,“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理论必须围绕的中心,它不仅决定着中国外交理论的方向,更决定着中国外交道路的方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期中国的最大国家需要,反映着中国外交实践的顶层设计,也意味着可能会形成系统的外交理论。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79)在外交上积累了丰富的王霸天下经验。(80)中原华夏始终保持强大和繁荣,此种泱泱大国心态基础上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主导了中国古典外交文化。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兴起和扩张,中国经历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周遭列强虎视中华,中原华夏几无招架之力,中国近代经历了一个“被全球化”和“被国际化”的困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被挨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等逐渐汇入中国近代外交文化,成为刺激革命外交的文化诱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强调“现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等观点,(81)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中国梦”的提出,要求将中国外交深深扎根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土层之中,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把根扎在中国,为解决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探索一种具有中华民族个性的外交理论。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指出,“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82)这一判断指出了中国外交理论发展的方向,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具有相对独立和成熟的文明体系,中国学习和接受现代外交学不可能彻底丢掉老祖宗,不可能抛弃中国传统外交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处理对外事务的民族之根。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理论需要牢牢扎根中华文明土壤,沿着外交转型的主线索,积极开展创新性研究,不断把中国外交理论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外交理论体系,为世界外交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动,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因此,中国外交学要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结合起来,从大量的对外关系研究和对外政策研究的误区中走出来,从事中国外交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制度运作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外交研究的领域和覆盖面,逐渐积累起一整套体现中国国家利益需要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亦即形成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中国路径。也只有形成中国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才能在国际学术界真正建立中国的外交学理论。

   注释:

   ①参见Ernest Satow,A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London:Longmans,1957,p.3。

   ②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1期,第43-44页。

   ③参见“国立”政治大学网站:http://www.ocia.nccu.edu/tw/dep/pagesphp? ID=dep1。登录时间:2014年2月24日。

   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页。

   ⑤参见陈尚胜:《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参见廖德珍:《外交学》,上海:大东书局,1921年;杨熙时:《现代外交学》,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杨振先:《外交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王卓然、刘达人主编:《外交大辞典》,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

   ⑦参见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

   ⑧参见科尔查诺夫斯基:《现代外交的组织形式》,梁达、郝立译,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塔尔列:《资产阶级外交方式》,葆煦、吴祖烈译,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维辛斯基等主编:《苏联外交简史》,雉堞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年;哈罗德·尼科松(尼克森):《外交学》,眺伟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艾奇逊:《实力与外交》,熊友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北京编译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基辛格:《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费尔萨姆:《外交手册》,胡其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史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等。

   ⑨参见张历历:《关于新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建议》,“首届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科学研讨会”论文,北京外交学院,2002年9月26-27日。

   ⑩参见李其泰:《外交学》,台北:正中书局,1962年;朱建民:《外交与外交关系》,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

   (11)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0-181页。

(12)参见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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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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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6 (5)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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