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探索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1 次 更新时间:2018-09-16 0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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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  
并用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思维立场和话语体系,对1949年以来中国独特而成功的外交实践,进行系统的知识化、学科化和理论化建设。(39)同济大学的夏立平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有四个主要来源: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现当代西方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精华。其中,前两者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方向性和基础性的理论指导;后两者则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借鉴。为此,夏立平认为如何使这些重大思想在当代中国外交学中形成共同的知识平台,已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40)

   与肖佳灵和夏立平不同,朱锋则更看重从中国的外交理论在“科学范畴”和“政治范畴”中进行创新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论支持。(41)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杨洁勉则更看重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为基本框架,分析和建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创新重点将是确立与国际兼容的核心指导思想、充实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增强具有应用意义的理论指导等。(42)中央党校的王红续则扩展了此种认识,提出了落实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路径,包括中国化、系统化、科学化和指导性,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和外交过程来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43)

   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更看重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行动导向”与“知识导向”功能,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不是为了构建理论而构建理论,而是为了指导中国外交实践,解决中国在当今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它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包括三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44)秦亚青强调理论的核心问题,也就使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45)随后,他从从国际关系理论切入,立足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经验,将关系置于核心位置,提出以过程本体、关系本体和方法论/认识论为基本内容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46)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有了具体的理论结果。随着《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的出版,秦亚青提出了“关系本位”和“过程建构”的思路,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他也成为外交理论研究特色派的代表性学者。

   (三)非传统派

   与现实主义主导的传统派,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指导下的特色派不同,非传统外交理论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社群,甚至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个派,而是一群关注“新外交”的学者。对非传统派而言,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外交关系不仅是国家间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也涵盖国际社会间关系(inter-social relations),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外交理论的主要问题已经从国家间政治日益转变为跨网络政治。在这一跨网络政治中,尽管国家和职业外交机构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已经失去了对外交事务的垄断地位,大量非国家行为体走上外交舞台,包括跨国公司、媒体、智库、NGO甚至普通民众都成为新的外交行为体,出现了“外交民主化”“外交社会化”“公共外交”“非传统外交”等趋势,各种新外交行为体围绕的理论核心是角逐“话语权”,(47)是外交转型后的新外交范式,是“非传统外交的实现形式”。(48)尤其是在“第一夫人公共外交”上引起了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49)

   王逸舟是非传统派的代表人物。早在2000年就开始致力于研究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的问题,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外交社会化转型。(50)在对非传统外交研究的潮流中,最为强劲的是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在与日俱增,直接刺激了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公共外交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自2009年胡锦涛提出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之后,一大批论文和著作开始关注中国公共外交的问题,公共外交学正在蓬勃发展。特别是随着《公共外交季刊》的创刊以及一系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和公共外交研讨会的召开,使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在关于公共外交的讨论中,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传统派、特色派和非传统派三种观点的争论。一种看法是以杨洁篪为代表的传统派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政府主导的公众外交,是外交部对本国公众开展的外交沟通活动。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通常由一国政府主导,借助各种传播和交流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向国内公众介绍本国外交方针政策及相关举措,旨在获取国内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争取民心民意,树立国家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维护和促进国家根本利益。(51)第二种看法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陈吴苏会长为代表的特色派观点,认为公共外交就是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民间外交是开启了公共外交的先河,因为民间外交的目的就是代表中国人民到国际舞台上广泛交友,这种交友的活动也需要说明中国的形象,也需要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传递友谊、表达善意,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它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延伸,而中国的民间外交也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52)第三种看法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为代表的非传统派观点,认为公共外交的实质是公众参与的信息和观点流通,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简言之,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53)不同范式的学科基础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如何推动多学科有机互动,实现基础理论的创新和体系化,是公共外交学科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随着公共外交在中国学界的兴起,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外交的议题,在国际外交学界称为“新外交”,比如政党外交、经济外交、能源外交、环境外交、科技外交、网络外交、宗教外交、智库外交、NGO外交、世博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等。在这些研究之中,近年来沿着几个具体的领域向前推进。

   一是侨务公共外交研究。中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在《加强研究,拓展侨务公共外交》一文中认为,侨务公共外交面临起步较晚、经验不足等问题,加强侨务公共外交研究十分迫切。(54)金正昆和臧红岩探讨了侨务公共外交的概念,将其定位为一种非传统的外交形式,本质上是国家营销行为,并对中国族群外交面临的若干制约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55)王伟男在比较了侨务和公共外交基础上,对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主要优势与障碍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56)赵可金、刘思如认为,中国应在加强侨务公共外交概念界定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鼓励华侨华人参与的新思路和新机制,制定相关政策在侨务公共外交的过程中维护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官民并举、统筹协调的侨务外交大格局。(57)迄今为止,关于侨务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和需要,国务院侨办大力推动侨务公共外交研究,通过设立课题、组织研讨会等形式带动侨务公共外交的研究。

   二是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研究。《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夏季号发表了一组讨论企业公共外交的文章,将跨国企业间接或者直接参与的公共外交活动,笼统地称为企业公共外交。(58)然而,这些文章仍然对企业外交或公司外交的提法十分谨慎,并不倾向于将企业看作是外交的主体,而是将其视作公共外交的载体。“外交载体论”成为当下中国学界对企业外交主流的看法,有学者据此认为跨国公司具有政治动员、议程塑造和信息沟通三大功能。(59)赵启正在2013年出版了《跨国经营公共外交》对跨国公司的公共外交研究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是城市外交研究。城市外交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新发展。最初,该主题的研究由复旦大学的陈志敏和苏长和启动,他们更强调城市外交的地方性,并提出地方外交的概念,认为应基于对外交的广义定义,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政策指导下所从事的对外交往活动视为中国外交的一部分,此即为“地方外交”。(60)熊炜和王婕不同意使用“地方外交”一词,而是强调使用“城市外交”更准确,认为城市外交是指城市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政策指导下参与国际交往的活动。(61)杨勇的界定与之类似,认为城市外交是国家外交的延伸,具有宪政上的非主权性、战略上的补充性、权力上的有限性、行为上的中介性、职能上的社会性等特征。(62)《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春季号还刊发了一组文章,强调城市外交对于公共外交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一种外交形态,如何定位和评估城市外交的潜力,特别是如何处理城市外交与国家外交的关系,成为学界热烈争论的话题。(63)熊炜认为,城市外交正在慢慢变成一种国际习惯,城市外交与国家总体外交之间是多样性的统一关系。因此,主张以多元、多层和多形的视角看待城市外交,从不同的层次建立起对城市外交的分析框架。(64)赵可金、陈维认为城市外交既是世界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外交社会化的必然产物。城市外交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推动外交制度转型,特别是如何在总体外交体系中为城市外交确定一个合适的位置。(65)显然,中国学界更能接受城市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形态,并试图将其纳入总体外交的轨道之中。

   四是人文交流和人文外交研究。在公共外交中,人文交流占据很大的分量,但人文外交的理解还存在许多争议,关于人文外交的内涵和特征还莫衷一是。(66)在学界,传统上,人们研究人文交流现象时更倾向于使用“文化外交”概念。如胡文涛认为:“文化外交是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通过教育文化项目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与展示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手段为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是外交领域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支柱。”(67)这一概念在学界虽然界定不一,但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强调外交中人的重要性和文化的重要性。(68)

   当然,上述对中国外交理论学派的划分,是为了理解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特点而做的区分,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学理论研究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学派,很多学者在研究取向上的划分也并非壁垒分明。不过,由于对外交的理解不同,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学者的确正在沿着三个方向发生分化组合,其最核心的差异在于如何认识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外交变革,传统派一般不认为全球化的外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色派则更强调与中国文化和文明体系的对接,非传统派则认定一种新的外交形态正在产生。由于路径的差异,三个学派的差异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加鲜明。

  

四、中国路径及其可能性


   (一)中国外交理论总体评价

   回顾中国外交学30年的发展历程,历代外交学人在夹缝中艰难前行,既面临着海外的各种思想观点、理论学说和学术流派的冲击而被裹挟前进,也面临着中国外交实践中的诸多挑战而无法抑制报效国家的家国情怀。此种夹缝中求发展的学科生存状况,决定了外交学在中国命运多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外交学更多受到欧洲影响,注重国际法、职业外交和谈判等“法国体系”(French System)的研究。(69)1949年后,受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注重革命、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理论研究,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影响,越来越重视国家利益、综合国力和战略设计,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结合中国外交政策和实践需要,努力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取得了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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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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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6 (5)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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