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一般与个别:论中外历史的会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1:52:33

进入专题: 中外历史  

阎步克 (进入专栏)  
或者在什么方向上加以改革?各种不同的主张与论辩,表明它是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这甚至成了一个世界性论题——中国很重要,“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会发生什么(12)?而中国人已在讨论改变世界规则这样的问题了(13)。就连“历史的终结”的断言者,也不由得滋生了犹疑,承认了中国的未来“尚无答案”——“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呢”(14)?

   比之20世纪,在21世纪之初,史学家更清晰地看到,中国自秦汉就发展出了现代式的集权官僚体制(15),两千年连续不断的政治传统展示了巨大历史惯性,影响至今,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并将继续展示各种影响,尽管物质生产与生活相较于古代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反过来启迪学者重新审视国史,正视这一事实:政治体制在塑造中国古今的社会形态上,都是一个巨大权重。这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政治决定着经济、身份、文化等其他方面”(16)。有人称之为“轴心制度”,有人视之为众多分支领域的“统摄核心”。据报道,在2010年的一次研讨会上,二十多位中国史学家取得了如下共识:“在秦至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不同,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17)类似看法还可以举出很多。而几十年前余英时就已提出:“中国现在所遭遇的问题,政治仍是最紧要的”,“这一传统笼罩到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所以要研究中国历史的特质,首先必须研究这个政治的传统”。为此他忠告:“我希望大家多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不要存一种现代的偏见,以为经济史或思想史更为重要。”(18)

   社会科学方面,对“制度”的重视与日俱增。经济学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也出现了“新制度主义”。这对中国史研究的“制度史观”,看上去也是一个好消息。一百年前梁启超率先阐释的“制度史观”,已尝试在共同比较平台上阐述中国史了;加之一百年来中国制度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可以为各种“会通”的努力提供新的资源和动力。在这个“制度史观”中,夏商周早期国家可以说是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1.0版,秦以降两千年帝制是它的2.0版;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3.0版,正在探索形成之中。

   与日人的“三段论”不同,“百代多行秦政法”的意义应予以充分强调。与“封建社会”观点不同,两千年的中国是农业官僚社会。说到魏晋南北朝,则一百年前梁启超有论:“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一百年后田余庆有论: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在“变态—回归”的视角中,此期的政治体制源于皇权官僚政治,最终依然“回归”于皇权官僚政治了。魏晋南北朝若非贵族政治,那么唐宋的政治变化,也就没有构成根本性的政治转型。至于近代政治变迁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在外力冲击和推动之下,其固有的政治社会体制的又一次“升级换代”。我们刻意使用“升级换代”一词,就是在外源性的推动之外,强调它也是同一事物的连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其中含有中国史进程的内在逻辑与节奏。

  


   现代学术曾给中国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又不能忽略这样一点:所谓“现代学术”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在西方率先发展起来的。它提供了很多被认为是普适性的方法,但因为没有把更多民族、地区的历史经验完全纳入考虑,那些认识是否充分“普适”,并不是没有疑问的。这还不是所谓“东方主义”那一类问题,而更多的是“地方性”的问题。比如,用于分析西方人心理的模式与技术,很可能不全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西方经济学,难以充分解释当代中国的经济起飞。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其实仍没有摆脱“地方性”。古希腊的政体理论,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也只是一个不甚清晰的轮廓。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学者开始对各种政体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比较,动辄对数十百个国家政权加以分类,但传统中国的资料仍不能说已被充分利用了。

   在讨论国家起源理论时,张光直曾指出:“(美国)考古学界在将社会进化学说应用在世界各区古代文化史时,集中其注意力于所谓‘国家起源’这个问题上。在这些讨论中间,很少人用到中国的材料。因为中国古史材料还很少用最近的比较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去处理”,那么中国的商周史料,“在社会进化论上与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可能有什么新的贡献?”面对商周国家的独特性,一种方式是把中国视为常规的变态,而“另一种方式是在给国家下定义时把中国古代社会的事实考虑为分类基础的一部分,亦即把血缘地缘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作重新的安排”。总之,张光直认为,“中国考古学可以对社会演进的一般程序的研究,供给一些新的重要资料,并且可以有他自己的贡献”(19)。

   依张光直的看法,中国的古史材料,可以用现代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来处理;同于中国的考古学,应为、也可以为国家社会的演进研究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类似的事例,以及学者们的类似看法,都可以作为21世纪中国史学的努力方向之一。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国历史进程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也使人类社会的某些内在规律,更鲜明地体现出来了。中国史所能为学人提供的学术灵感、学术创造、学术新知,足以为历史研究的“同一平台”增添砖瓦。当然这个任务也给中国史学人的世界史素养和社会科学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他们稔熟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甚至稔熟社会科学。“中外历史的会通”任务,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笔者在研究古代官僚等级制度时,也有一些相关心得。中国历代曾发展出纷繁多样的品秩勋爵制度,足以精巧处理“人”的分等分类和“职”的分等分类,以安排身份和保障行政。而且它们经历了数千年的连续发展。周朝的爵号可以一直使用到帝制后期,这在其他社会绝无仅有。直到当今中国,级别、衔号、名位的身份功能,依然蔚为大观。人类社会的品级衔号现象中的很多内在规律,在中国社会中更鲜明地反映出来了。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品级衔号的复杂性、精致性和连续性上,能跟中国相比。然而西方社会学、行政学、组织学等,是在西方的历史经验上发展出来的,所以在这方面所累积的理论工具,并不足以充分解释中国古今的品级衔号。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灰色区域,可供中国学人发挥才智发展理论。

   例如,在现代行政学、组织学中,职位是职位,级别是级别,各是各。而中国古代的位阶变迁却显示,职位可以转化为级别,级别也可以转化为职位。古代的职位往往被用作虚衔,由此发生“品位化”,当职位最终发展为阶衔之时,往往就要另行设置新职、拟定新名。由此就可以提炼出一个“职阶转化律”。

   又如,如何分析“品位分等”的发达程度,在现有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分析方法。而我们可以提供下列指标:一、品位获得的开放或封闭程度;二、品位占有的流动或稳定程度;三、品位待遇的丰厚或简薄程度;四、品位安排的复杂或简单程度。这样,同样是品位分等占主导的时代,人们就可以把周朝与唐宋进一步区分开来了:周朝的品位结构,封闭性、稳定性很大,待遇丰厚,结构简单;而唐宋的品位结构,开放性、变动性大,待遇不如周代丰厚,结构复杂。

   从职、阶关系出发,就可以进行若干中外对比。比如,西欧中世纪的五等爵号——“男爵”(Baron)本义是“人”,逐渐特指领主之下的重要附庸(20),用作贵族通称,又用作低等爵号。英国的伯爵(Earl)本是镇守一方的地方长官。“公爵”(Duke)原系罗马帝国的高级将领称号,10世纪时德皇重拾其号,设置了公爵。“侯爵”(Marquess)本是威尔士边疆的领主。“子爵”(Viscount)源于法国的郡守,在伯爵之下(21)。其五等爵号,可以说有四个来自职称。而周代五等爵,只有“侯”来自职称,其余公、伯、子、男,以及卿、大夫、士,都来自人之尊称,甚至家族亲称。斯维至认为:“五等爵,除侯以外,公、伯、子、男原来都是家族称谓。这样,等级起源于血缘关系亦可证明。”(22)从中西爵号来源看,一个以职称居多,一个以人称、亲称居多,这一差异,是不是跟周朝的封建贵族更富宗法性,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更具契约性质相关呢?我想答案应是肯定的。这样的比较,就是以“职—阶”关系的一般原理为平台的。

   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中外比较也饶有兴味。例如中国古代的“士”阶层是文士,日本、欧洲的小贵族却是武士、骑士。明治时代的官僚,75%来自毕业于帝国大学法律系的旧武士。这都跟明清官僚主要来自科举考生形成对比。在中国的秦汉,军功爵构成了一套身份性位阶;到了宋明清,却以科举功名构建身份体制——中国王朝日益“重文轻武”了。10世纪中叶的高丽政权,几品官吏分为文武两班,文武官形式上平等,但实际差别很大,文班才能成为贵族。不过两个世纪后出现了武臣叛乱,政权又转向武臣政治了。拜占庭帝国晚期的军职官阶,明显高于文职。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官僚位阶来自军事编制“曼沙达尔”(mansabdar),共33级,从指挥10人的“曼沙达尔”直到指挥万人的“曼沙达尔”。由此“军队、贵族和民政合为一体”。但文、武待遇还是有区别的,军职的“曼沙达尔”封赐采邑,文职的“曼沙达尔”领取薪俸。彼得一世颁令,军职、文职各十四品。军职明显高于文职,十四品军职都有世袭贵族权,文职要八品以上才有这种特权,九品以下没有。而且武职为社会所敬仰,文职则为社会所蔑视。这类情况,都可以跟中国“重文轻武”加以比较。罗素曾说过:“由于哲人的治理而产生的社会也和武人统治下产生的社会截然不同。中国和日本就是这种对比的实例。”(23)然而现有的政体理论主要是在欧洲的历史经验中发展起来的,未能把中国史纳入考虑,因而未能体现这种“截然不同”。

   又如“侍从官”这个职类,在中国古代地位特殊而功能复杂。朝廷选拔权贵子弟做侍从侍卫,由此成为国家官僚的主要来源;历代有多种位阶,都是由侍从侍卫的官号蜕变而来的;甚至若干最重要的机构都发源于侍从官,如尚书台、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以至内阁(明清的内阁学士理论上是“文学侍从”)。可见侍从职类在历代官制发展中具有很大的能动性。康有为已看到:“设官之制,原以为国为民,故英、法之国,无供奉之官。而君主之国,若俄、德、英、日,皆有宫内部以奉人主。”(24)如古波斯帝国也有让少年接受集中管理教育,承担差役,由此获得公职的制度。16世纪奥托曼帝国宫廷中,有约三百名侍童,可以经许多年的侍从或侍卫服务,被选拔到军职与文职上去,其制度称“契满”。俄罗斯在彼得一世时,军职、文职之外,别有“御前职”十四品。日本官制,有“宫内省”或“宫内厅”。这些御前职、宫内官,跟中国的“侍从”职类在官制上的能动性相比,又有何异同?

   当然,限于才识,笔者个人无力全面了解各国古今的位阶衔号细节。所幸新一代年轻学人非常优秀,期望他们会对这个工作发生兴趣。近日看到余英时在“唐奖”颁授典礼上的讲话:“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然而这绝对不是主张研究方法上的孤立主义,恰恰相反,在今天的汉学研究中,比较的观点比以往任何阶段都更受重视。原因并不难寻找。中国文明及其发展形态的独特性只有在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比较和对照之下,才能坚实而充分地建立起来。”我想,其他历史学者也都会有类似的看法。

   ※本文系作者在2014年10月10日-13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年会上提交的发言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注释

①[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导读”第14-15页;正文第162-163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阎步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外历史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286.html
文章来源:学衡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