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朝明:实践的紧迫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2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0: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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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朝明  
实践紧迫性体验也是一种情感体验。从作为历事体验与时间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实践紧迫性体验也是一种情感体验。实践紧迫性体验之所以被认为是情感体验,一方面是因为体验统一体的结构性特质。体验统一体是一种人们对生命际遇和生活经历产生的情感,是最直接和最切己的情感体认。另一方面是因为作为历事体验与时间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的可能性后果。无论现代人在历事体验中体会到的孤独、寂寞、无聊、空虚和焦虑,还是在时间体验中感受到的紧张、烦躁、局促、抑郁、无助、无依无靠、不安全和不稳定,都已表明实践紧迫性体验就是情感体验,或终将呈现为情感体验。此外,历事体验和时间体验对现代人之社会性情与心灵习性造成的可能性后果,从根本上说也是借实践紧迫性体验作为情感体验才成为可能,因为所谓心灵习性和社会性情,本来就与情感有着说不清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无论暴戾、焦躁、易怒、乖张和浮躁等社会性情,还是“本事主义”的时代精神与得过且过的处世态度,甚至连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犬儒心态,都只有在形成特定社会情感文化后,人们浸淫在特定感受结构或“情感共同体”中,才潜移默化地塑造出他们的社会性情倾向和心灵习性系统。因为情感既是社会意义的个人加工的产物,是人们将个体诠释的集体文化规则适用于他们借以确认自身的情境的结果,也是社会集体认知的产物,是社会的建构、文化的影响和习俗的整饬的结果(Ellis,1991)。

   与现代性情境下的历事体验和时间体验都有可能扭曲和毒害现代人的性情倾向与心灵习性一样,作为情感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也将有可能影响现代人的社会性情和心灵习性,因为历事体验与时间体验所导致的那些情感类型就是作为情感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涉及的对象。既然现代性情境下作为时间体验与历事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往往触发的是诸如孤独、寂寞、空虚、焦虑、烦躁、局促、抑郁、无聊、无助和无力等所谓的消极情感,那么,以这些负面情感作为感受对象的情感体验将会呈现何种体验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这种情感体验将会对现代人的性情倾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也是不难想象的。因此,不仅实践紧迫性体验,更确切地说是对在现代性情境下以独具时代特征的样式现身的实践紧迫性的体验的意涵呈报出来,而且海德格尔对原本作为抗议现代工业社会的先声而流行起来的“体验”概念多有微词的原因,也就是现代人在现代性境况下经受的实践紧迫性体验的情状也同样呈现出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揭示现代人的实践紧迫性体验,尤其这种体验对现代人的心灵习性造成的影响,我们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实践紧迫性概念的理论意义,更具体地说,就是展示了一种从实践紧迫性及其体验而来理解与解释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之社会性情的可能性视角。

  

四、结语:实践紧迫性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通过揭橥在思想史上被遮蔽的实践紧迫性,诠释现代性情境下的实践紧迫性体验及其造成的影响,我们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发现与构造了实践紧迫性概念。作为这种概念重构的主要产物,“实践紧迫性”(the urgency of practice)可以说是一个颇具生产性或可能性的理论概念。实际上,无论是在对实践紧迫性何所谓的现象学社会学深描中,还是在对现代性情境下的实践紧迫性体验的阐释中,实践紧迫性概念之于理解与诠释社会生活的丰富可能性就已经有所呈现了。就实践紧迫性的三重意蕴来讲,姑且不论作为时间的急迫性与生活必需品的迫切性的实践紧迫性意蕴的理论意义,仅就作为所谓“最高急难”的“无紧迫状态之紧迫”的实践紧迫性来讲,就可以说是为理解与诊断现代性情境下的在世生存境况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视角。就实践紧迫性体验的三层意涵而言,姑且不论作为时间体验与情感体验之实践紧迫性体验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单就作为历事体验之实践紧迫性体验的意涵来讲,恰如前文已经揭示的那样,作为历事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社会的构成即社会本体论问题的思考,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探究诸如从历事体验到实践智慧的在世生存经验的积淀与转化的问题,甚至一种涉及人与事、时间与事、话语与事等关系议题的所谓“事理论”或“事件社会学”也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若隐若现了。

   作为一种颇具生产性的概念,实践紧迫性之于理解与解释社会生活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显然不止于此。但是,无论是前文已经有所揭示的实践紧迫性及其体验的可能性,还是本文尚未揭示的实践紧迫性概念的其他可能性,无疑都将主要依赖于我们对于实践紧迫性概念重构的可靠性基础之上。因此,对实践紧迫性概念本身的来龙去脉有所重申,尤其是对我们借以重构实践紧迫性概念的逻辑理路有所澄清也就变成了必要而紧迫的事情。就实践紧迫性概念的思想渊源来讲,恰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实践紧迫性的意蕴虽然早在《泰阿泰德篇》有关实践的两种最重要属性的论述中就已经呼之欲出了,但直到布迪厄那里才明确地形成,并提出实践紧迫性概念。与其他现当代社会理论家相比,我们虽然可以在布迪厄的著述中找到有关实践紧迫性最集中的论述,但他显然并未有意识地对实践紧迫性做出任何专题性阐述。因为布迪厄对实践紧迫性的论述只是隐藏在关于其他主题的探究中,与实践、惯习、场域、资本乃至策略等“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相比,实践紧迫性概念甚至都不能跻身布氏“概念工具箱”的关键概念行列。在一定意义上,布迪厄虽然指出紧迫性是实践的本质属性并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紧迫性概念,却没有有意识地对实践紧迫性及其意蕴展开主题化的阐释,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为我们更进一步地构造,更确切地说,重构实践紧迫性概念留下可能性空间。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从根本上说,布迪厄并未对实践紧迫性做出过任何专题论述,但实践紧迫性及其概念化对布迪厄的社会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布迪厄之所以要超越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的对立,试图建构一种关于社会的总体性科学即所谓的“社会实践理论/社会人类行为学”(social praxeology),当然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两种关于社会的科学在认识论上预设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结构必然性与个人能动性、机械论与目的论等虚假二元对立掩盖了人类实践的人类学真相(布迪厄、华康德,2015:9-10),但是,更重要的显然是出于布迪厄认为实践在本体上就充满了模糊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策略性、即兴性,甚至是任意性。他认为紧迫性是人类实践的本质属性之一,实践感是运作在前对象性、非设定性层面上的模糊逻辑,并且拒绝经院理性对于实践的任何“非实践性理解”(罗朝明,2012)。换言之,实践紧迫性不仅可以说是布氏社会实践理论的本体论基础,而且还深刻影响着社会实践理论的理论品格。因为当布迪厄说“我的所有思考都始于这点:行动是如何能不作为遵从规则的产物而被规范的”(Bourdieu,1994:65)的时候,其言外之意就是社会实践在本体上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和不规则的,给日常生活可能遭际的每种能够想象的情境“归档”并赋予规则或处方是不可能的,但社会生活现实中没有什么是完全任意或纯粹偶然的,社会实践也绝非完全没有规范,社会行动甚至还往往显得富有规律性或可预见性。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在充满紧迫性的社会实践的本体论基础上显得富有规律性的社会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正是布迪厄全部思考的逻辑起点,而实践理论及其理论概念则是思考此问题的产物。在布迪厄看来,这种规范、规律性或可预见性在本质上不是遵从规则或图式的产物,而是作为被规范的性情倾向的“惯习”的产物。惯习是实践的原则,惯习生产规范的和正常的行动而无需参照任何规则。以规则、模型或图式来简化实践的社会物理学可以说是以逻辑的事物来替代事物的逻辑,是对作为即兴表演或社会游戏之人类实践真相的遮蔽,是对以模糊性、策略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实践感的褫夺性理解(Bourdieu,1977,1990;Jenkins,1992)。

   与布迪厄以有关实践及其特征的上述本体性论断为基础,致力于“捕捉没有意图的意向性和没有认知目的的知识,捕捉行动者通过长期沉浸于社会世界中而对其所处的社会世界获得的前反思的下意识的把握能力,捕捉那些能够界定真正的人类社会实践的东西”(布迪厄、华康德,2015:19),从而生产了以惯习、场域、资本和策略等为核心概念的社会实践理论有所不同,我们首先将焦点放在对布迪厄未加充分阐释就直接接受为其理论的本体论基础的实践及其特征,尤其是放在对被人们恰当地视为实践的本质属性的紧迫性进行现象学社会学的深描上,也就是在本体论/存在论层面上对实践紧迫性及其诸意蕴的概念重构上。当然,我们在对实践紧迫性进行概念重构时调用的“存在论”现象学思想对布迪厄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尽管布迪厄对社会现象学或主观主义知识颇有微词,但他对现象学的误识和对现象学对于其社会实践理论的影响的不恰当否认也是显而易见的。④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布迪厄对实践及其特性着墨不多,正是因为他认同“存在论”现象学有关人类实践之本质特征的本体性说明并自然地以此为其理论之本体论基础的缘故。换言之,布迪厄的理论之所以能“使我们视见身体化的惯习借以锚定社会场域之同构性和相似性的方式,源自诸技艺的能力如何无需求助于规则与表象而恰当地应对世界中的诸事,惯习如何在社会世界中被实践决定而成其之所是以及如何促成彼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布迪厄对于现象学存在论/本体论的运用”(Dreyfus and Rabinow,1999:87),尤其是对于“生存论—存在论”现象学有关人类实践真相本体性描述和说明的选择性承认与运用。

   如果说对实践紧迫性的现象学社会学深描是对布迪厄实践理论建基于却未加充分阐释的实践之本体性特征的进一步澄清,那么,我们揭示的实践紧迫性体验及其对于现代人之社会性情的影响,则不仅是对布迪厄实践理论立基的这种本体论基础的另一种可能性的探索,而且还是对布迪厄实践理论本身的深化。因为同样基于人类实践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即兴性或策略性即实践紧迫性的本体论基础,布迪厄主要关注行为是如何不作为遵从规则的产物而被规范的问题,从而建构了以惯习、场域、资本和策略为核心概念的实践理论,“揭示了那些在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社会世界中掩藏得最深的结构和确保这些结构得以生产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Bourdieu,1996:1)。但是,与布迪厄的旨趣有所不同,我们关注的是对实践紧迫性本身,尤其是对以独具时代特征的样式现身的实践紧迫性的体验及其造成之后果的揭示,也就是对实践紧迫性之另一种可能性的探索。有必要指出的是,通过“[(惯习)(资本)+场域=实践]”的等式,通过作为“结构化了的结构”和“促结构化的结构”(Bourdieu,1984:101、170)的惯习概念,布迪厄虽然阐明了人们是如何应对在本质上紧迫的实践,即“如果说外在结构并非机械地约束行动,那是什么赋予了行动以模式”(布迪厄、华康德,2015:17)的问题。但是,在其理论中作为“场域位置(资本)及其相应的性情倾向(惯习)之关系性产物”(Maton,2008:51)的实践,是否根除了作为人类实践之本质属性的紧迫性呢?显然没有。于是,当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惯习与场域的某种“本体性契合”发生断裂,即实践紧迫性再次爆发并且呈报出自身时,除了重新调协惯习与场域的关系以维系秩序的再生产之外,能否从实践紧迫性及其体验而来探索在世生存之“能在”的其他可能性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当然,与上文已经有所揭示的各种可能性一样,这种可能性作为实践紧迫性概念之于理解与解释社会生活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将留待未来探究。

   本文初稿曾在上海大学“第五届社会理论工作坊”讨论,感谢评议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感谢《社会》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在一定意义上讲,实践的这两种最重要属性都属于实践紧迫性的范畴或意蕴。这里的“最集中论述”是相对于其他现当代思想家而言的,因为布迪厄虽然在不同地方以不同方式多次谈及实践紧迫性,布迪厄甚至可谓现当代理论家中唯一明确论及实践紧迫性的。但从根本上说,布迪厄并没有对实践紧迫性做过专题性阐释,实践紧迫性甚至都算不上其“概念工具箱”中的核心概念,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构造实践紧迫性概念留下了余地和可能性。

   ②就实践紧迫性的意蕴和实践紧迫性体验的意涵来说,使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然态度“经济地”应对生活实践从而把“例外状况”或“陌生情境”予以“类型化”和“熟悉化”(Schutz,1945)的认知风格;以熟悉的模式与规则为引导机制继而从不熟悉的情境中生产再生产出“一致性”的“科学理论”生产机制(巴恩斯等,2003:114),假设人类对自动机制、循环运动的井然有序和永恒反复的单调性有着令人惊异的迷恋(盖伦,2008:23)的哲学人类学预设,尤其是为维系既有利益格局与权力秩序而极尽能事地粉饰与制造社会生活别无任何其他可能性的意识形态机器等,都可以说是使实践紧迫性遭到遮蔽的原因。

   ③此观点来自东南大学李林艳老师的《高速时代的社会断裂风险》一文,此文未发表,感谢李老师的支持。

   ④根据斯沃茨(Swartz,1997:29、28)的说法,“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学生的布迪厄学习了海德格尔、胡塞尔、舒茨、梅洛-庞蒂和萨特的现象学著作……在形成关于实践逻辑尤其是语言作用的理论时,布迪厄从奥斯汀、卡西尔、海德格尔、胡塞尔、梅洛-庞蒂和维特根斯坦那里获得了灵感”。布迪厄和华康德(2015:19)也曾经明确地指出,“布迪厄有所选择地借鉴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现象学”。在“布迪厄与现象学:一种批判性评价”中,斯鲁普和墨菲(Throop and Murphy,2002)也详细探究了布迪厄实践理论及其核心概念与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并就布迪厄对现象学的错误批判和现象学对布迪厄思想的影响做出了充分阐述。可见,布迪厄不仅熟悉主要现象学家的思想,而且现象学对布迪厄深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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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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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 , 2017 , 37 (4) :18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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