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朝明:实践的紧迫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0: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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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朝明  
当指出实践在时间中展开或消逝于时间中时,涉及的是“昼伏夜出”(生物学时间)、“日夜更迭”(天文学时间)等通常被视为“时间长河”的“自然时间”的形态,因而才有实践完全沉浸于时间之流的说法。当指出实践不在时间中,且时间是实践的产物时,则涉及列车时刻、工作时间或旅游行程等可称为“日程安排”的“社会时间”的时间形态,因而才有与生物学或天文学时间相反的人类时间的说法。所谓的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显然有所差别,因此,当布迪厄在两种形态之间“跃迁”以说明时间与实践的关系时才引起相应的疑问。但这两种形态绝非毫无关联,因为安排人事活动参照的社会时间往往以纪年历法为蓝本,而历法又法于作为人类对斗转星移等现象的经验总结实践产物的自然时间,时间归根结底是人类构造行动(实践)的产物。因此,在布迪厄相关论述中的矛盾性终究只是似是而非的,我们也才由此获得了阐明时间性到时未到何谓及其何以成为实践紧迫性之发生机制的坚实基础。

   时间是人类“构造行动”(实践)的产物,人类构造时间的实践虽然有本于斗转星移或四季更迭等周期性自然现象,但本质上却是基于在世生存的根本目的才进行的这种构造实践。也就是说,“由于为它自己之故运用自己,此在‘用损’了自己;由于用损自己,此在需用自己本身即需用时间。由于需用时间,此在才估算时间”(海德格尔,2012a:379)。人类构造时间以筹划和安排像农事劳动、交通运输、世界贸易和社会交往等生产生活实践。所谓标准时间,是随着铁路运输和电信通讯的出现,为了协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建立国内国际的沟通交流框架才产生的(Zerubavel,1982)。对人事活动的筹划往往以“到什么时间做什么事”的形式展开,从而就有了“时间性不存在而是‘到时候’”即“时间性到时”(海德格尔,2012a:374)的说法,而所谓“时间性到时未到”正是由此说法而来,更确切说,是由此时间机理或实践机制而来的。这是因为,尽管时间性到时并使其自身的种种可能方式到时,但作为时间性绽出的曾在、当前与将来的到时是会发生衍变的。虽然“时间性到时奠定生存活动……估算时间对在世起着组建作用”,但在世的生存者以时间为尺度筹划的在世的生存实践却有可能遭遇“到某时某事未发生”或相反的状况,人们对从将来到当前同其照面的被筹划之实践的期许也可能甚至往往以失望收场(海德格尔,2012a:374、379、383、463),而所有这些状况就是所谓的“时间性到时未到”。当“时间化的实践”(Bourdieu,2000:206)遭遇“时间性到时未到”时,往往就是有所筹划之事未如期发生,或未筹划之事却意外发生,即实践紧迫性发生之时,也正因如此,“时间性到时未到”才成为实践紧迫性的发生机制。

   通过对实践紧迫性的现象学社会学深描,我们不难发现,实践紧迫性至少包含三重意蕴:首先,是从“时间性到时未到”的发生机制而来的作为时间急迫的实践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可能是通常理解的没有时间或时间不够,也可能是只有时间或时间太多。重要的是,由于“时间(至少我们称为时间的东西),只有在期望与机遇、错觉与幻象、期望与实现它们的世界的类必然巧合发生断裂时才被真正体验到”(Bourdieu,2000:208),因此,作为时间急迫性的实践紧迫性就有了作为貌似稳定的平日生活节律断裂的特征,也有了解貌似别无其他可能性的既有秩序幻象的功效。其次,是从其源发地和发生缘由而来的作为“生活世界之必需品的迫切性”(Wacquant,1989)的实践紧迫性。这种实践紧迫性不只是生而被抛入既定社会世界的人为生存与承认奋争而遭遇的“生存竞争”的紧迫,也不只是马克思(1961)所谓“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创造,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中创造”而产生的紧迫,更是来自作为实践紧迫性发生场所的诸社会世界的既有权力秩序与利益格局的结构性张力的紧迫。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从现身样式而来的作为所谓“最高急难”“无急难状态的急难”(海德格尔,2012b:113)或“无紧迫状态之紧迫”的实践紧迫性。这种实践紧迫性虽然与紧迫性的字面和通俗语义有别,甚至有悖,却因其不醒目性(来自它的普遍性和熟悉性)、深刻性(直指包括存在之遗忘与真理之崩塌的存在之离弃状态)与总体性(涉及在世生存整体)而可能成为最紧迫的实践紧迫性。这三种意蕴不仅使实践紧迫性本身绽露出来,也为探究实践紧迫性体验和实践紧迫性概念的理论解释力启示奠定了基础。

  

三、实践紧迫性体验:被诸事缠身的现代人


   尽管实践紧迫性被长久遮蔽,但紧迫性作为实践的本质属性终究会展露自身。虽然作为实践的本质属性之一,但实践紧迫性的现身样式却深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在现代性情境下,实践紧迫性不仅会以独具时代特征的样式呈现出来,甚至还有可能以更高频率爆发并呈现出来。因为在以“快速”(包括计算和巨量之暴动)为根本性特征之一(海德格尔,2012b:129)和以“速度逻辑为其组织原则”的现代社会,我们做事与被期望做事的速度总是指向速度开放式连续统的快的一面。我们正上演对速度的崇拜,它明白无误地要求,无时不在地宣布,我们做得越快,就越好。③因此,就使作为实践紧迫性的发生机制的“时间性到时未到”更直接曝露于频发风险中,从而不可避免地增加实践紧迫性发生与现身的可能性。由于实践紧迫性往往意味着平日生活节律的变奏,现代社会又为其发生提供了更大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人们“总已经活动在对(实践紧迫性)的领会中”(海德格尔,2012a:7),于是,现代人将对实践紧迫性有所体验也就理所当然了。实际上,当前充斥现代社会的对不可靠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的联合体验(鲍曼,2002:250)就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实践紧迫性体验。

   有必要指出的是,“体验”(experience)概念在19世纪70年代的德语日常用语中流行时,是与被工业革命改造了的文明系统产生的弊端导致的体验匮乏和体验饥渴密切相关的。施莱尔马赫为反对启蒙运动的“冷漠理性主义”而援引富有生命气息的情感,席勒为反对“社会机械论”而呼吁审美自由,黑格尔用生命(后期用精神)概念来反抗实证性,与他们一样,“体验”概念的流行也是抗议工业社会的先声(伽达默尔,2010:91、96、98)。然而,时至今日,海德格尔(2012b:131、136、143)却以否定口吻将现代称为“这个‘体验’的时代”,并指出,“唯到现在,一切才被‘体验和经历’,所有事业和活动都充斥着‘体验’……就连人作为存在者也丧失了自己的存有,沦为他对体验之追逐的猎物”,甚至还将“体验”同“谋制”一道视为“对存在之离弃状态的伪装”。相比之下,或许正因现代化上演着加剧乃至促成存在之遗忘的种种戏码,甚至现代化就是对存在之离弃的历史进程,现代人又对此种种戏码和历史进程深有体验,才使海德格尔对原本作为抗议工业社会的先声流行起来的所谓“体验”颇有微词。既然现代性体验包含对实践紧迫性的体验,甚至包含首先与通常对以独具现代特征的样式现身的实践紧迫性的体验,而所谓体验已然不像当初那样充满审美自由、生命气息或情感意义,那么,为了洞悉“体验”遭遇的颇为吊诡的转变,尤其是洞察现代人经历的实践紧迫性体验,我们应该从哪些维度来诠释实践紧迫性体验呢?

   从前文实践紧迫性包含的意蕴出发,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些维度来诠释现代人的实践紧迫性体验。首先,实践紧迫性体验可以说是一种历事体验。虽然在前文对实践紧迫性做现象学社会学深描时,我们曾经指出,操劳与操持是实践紧迫性的基本现身样式。但是,无论是现身于操劳所及的人与物关系,还是在操持所及的人与人关系上现身,实践紧迫性往往都是以作为“存在之乡”的“语言”(海德格尔,1946)呈报出自身。无论是在操劳的事物或工具不称手时,还是在操持的与他人的共同此在共在不顺心时,归根结底地就是在操心的在世生存遭遇意外状况时,人们往往以“出事了”的言语形式将这种状况呈现出来。人们,更确切地说是“语言”道出的所谓“出事了”并不是别的什么,恰恰就是实践紧迫性本身。当语言道出“出事了”的时候,正是人们遭际实践紧迫性之时。语言道出的所谓“事”,正是现身于操劳与操持即操心上的实践紧迫性。实践紧迫性以语言呈报并道说自身,日常用语中的“出事”、法律术语中的“事故”或政治话语中的“事变”都是实践紧迫性的自我呈报。实践紧迫性现身为“发生之事”,对实践紧迫性的体验就是对诸事的体验,实践紧迫性体验由此成为一种历事体验。

   值得指出的是,实践紧迫性往往自我呈报为“事”,不仅使我们得以将实践紧迫性体验视为历事体验,更有助我们更深入理解所谓的“社会/社会范畴”(the society/the social)到底何谓社会的构成问题。当追问社会的构成时,往往指向某种实体,至少是某种具有实在性的要素。个人、家庭、阶层、结构、关系、资源与规则等便是社会学家由此方向思考得来的答案。因此,当将社会说成由实践紧迫性构成时,显然会给人以荒谬之感。因为作为实践本质属性的紧迫性往往被理解为一种以实践为其赖以存在之“实体”的、不具独立实在性的“性质”,而一般视野中的社会显然不可能由性质构成。然而,当实践紧迫性呈报为诸事时,实践紧迫性也就在一定意义上转变成有独立实在性的实体。从实践紧迫性到诸事的转变,是一种从性质到实体的类突生性转变。因此,将社会说成由诸事构成时,那种悖理荒谬之感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烟消云散了。实际上,将“诸事”(events)视为“社会”何谓之所谓并非空穴来风。从“存在论”哲学看,海德格尔视为“存在”(Being)之“本源性生发的”被中文翻译为“本有”的“Ereignis”,在德语的日常用语中就是指“发生的事情”。在社会学理论方面,齐美尔(Simmel,1950:11)也指出,社会“必定不是一种‘物质’,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诸事的集合体:社会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之成长与命运的作用与反作用函数”。所谓社会并非别的什么,而恰恰是日日丛生诸事的集合。

   通过证成社会本体(如果确有)可以说就是已发生、正发生和将发生之诸事的丛结,人们的在世生存体验就是对所经历的诸事的整体性体验。虽然使实践紧迫性体验是历事体验的论断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但作为历事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到底是什么,尤其现代性境况下的历事体验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仍然隐而不露。基于上文已经阐明的以速度逻辑为组织原则的现代社会为实践紧迫性的发生提供了更大可能性,实践紧迫性往往将自身呈报为“诸事”,实践紧迫性体验可以说是一种历事体验,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人将会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形形色色的事,将会有丰富甚至过度的历事体验,甚或已然沦为被诸事缠身的人。被诸事缠身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在世生存实景,因为不仅一切都是社会的,社会的一切可谓日日丛生之诸事已经为此提供了本体论上的可能性,而且生活本就需要大量种类繁多的引人注目的事件,以便掩饰逻辑与真实事物持续性的缺乏,填充天生短命的现代“虚假共同体”转瞬即逝后在每个社会成员身后遗留下的虚空(鲍曼,2005:164-165)也为此提供了现实必要性。更何况,媒体还趋向于将“世界改造成一系列事件”,使“事件之网变成探究世界的唯一思路”,甚至已把现代人塑造成患上了“食欲过旺症的事件消费者”(鲍曼,2005:163)而为此提供了认识论甚或人性论上的可能性基础。

实际上,“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等表述几乎已经成为现代人挂在嘴边的高频语句,这可以说是现代人深陷诸事缠身之在世生存境况的鲜明例证。有必要指出的是,当在日常会话中频频说出这样的语句时,现代人流露出的往往是抱怨、无奈或凄苦之意,而作为历事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使现代人深受诸事缠身之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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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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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 , 2017 , 37 (4) :18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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