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圣元:先秦阴阳五行文化中的“和合”美学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2 20: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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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圣元  
他认为:

   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于烦,乃舍也已,无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1](P1221)

   但是,他并没有悟出使这种谐合免受破坏的具体方法。单穆公特别强调音的协调与味和对君主的精神状况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作用,所谓“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成生殖,乐之至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之慝度。”[4](P82)但是,他虽然列出了音和——心气和——政和的这一公式,却仍然没有找到防止失“和”的途径。同样,伶州鸠也认为音声的平和可以使“乐正”,他说:“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4](P84)即就是音和——阴阳和——政和。这里,也同样没有提出怎样才能有效地保持他所理想的音和政和,使其公式不被破坏。

   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子产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不仅通过阴阳五行把艺术审美与政治联系起来,而且还提出了“礼”,把礼看作防止“淫”的手段,看作自然规律的体现。他说:

   “夫礼,天地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数、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生死。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1](P145)在子产看来,礼是自然界和谐统一规律的体现,社会上五声、五色、政治、刑罚、家庭、上下等现存的事物和关系,都是为了效法自然,因此必须合乎礼。如果从政治上、伦理上以及审美上破坏了这种种体现着自然规则的和谐,那就是失性、违礼、逆天。所以,“礼”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子产还以为产生于阴阳六气的喜怒哀乐好恶是人的情性的自然表现,而音乐等艺术活动一方面是人的情性的特殊表现,另一方面又可以对人的情性产生影响和作用。所以,音乐以及人的情性,必须与天地自然一样,时刻保持和谐,即音和、情和,必须防止过度,以达到养性、治世之作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度”“中”“节”的问题,子产把礼与“节”“度”“中”联系起来,通过礼、情及其与自然矛盾变化的联系,对音色以及音乐所表现的情感应受礼的制约作了论证。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以礼节欲,以理治情”的思想。

   这种强调“礼”的节制作用的“和”的美学思想,集中地表现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要求。我们知道,在奴隶主贵族阶级统治之下,君与民、上与下之间有着严格的按照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规定的等级关系。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已开始崩溃,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所谓君臣、上下、尊卑、贵贱之间的“和谐”关系开始失去平衡,社会上出现了与对立面强调谐和相处观点不同的强调对立面斗争转化的新兴封建势力激进革命要求的“不和”的思想,至于奴隶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则更加剧烈,并且在文学艺术上亦有反映,如先秦俗乐中的怨与怒、乐而不安、哀以伤的情感,屈原更是“惜颂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10](P121)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看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和”一旦被破坏,就必然导致其统治的灭亡。所以,严重的阶级存亡危机向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提出了要求,“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哀乐不失”等就是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而从哲学、美学上提出来的渗透着统治阶级意识的一种审美理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子产等人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对立面的和谐绝对化,强调统一,反对斗争,反对转化。在他们看来和谐统一应该是永恒而无变化的,这也就等于说事物是绝对永恒的,永远无变化和不可否定的。如果突破了旧的和谐统一,就是失性、逆天,就违背了自然,并将受到惩罚。“礼”就是为了防止奴隶制下政治、伦理、审美上的种种和谐被破坏,以维护奴隶制社会秩序而被提出来的,这实际上正是当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六、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中强调矛盾对立统一的充满辩证因素的“和”的美学思想,抛开它为奴隶主阶级政治服务这一点不谈,作为当时人们对宇宙自然法则和审美规律的一种认识,有其合理的一面。它的讲求对立面和谐统一,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而不过度的思想,对我国古代的美学思想、文学理论,尤其是音乐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存在着与西方迥异不同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与阴阳五行学说在美学、文论中的渗透有密切的关系。

   春秋以后,人们在许多审美范畴,诸如美与善、文与质、乐与悲、物与欲、音与心、礼与乐等等的认识上,如主张音乐美在于不同音色形式的互相协调,在于与政治伦理等各种关系的谐和;美与善、文与质、内容与形式应该和谐统一,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特别是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直而温,宽而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等思想,都集中体现了“和”的原则,究其哲学美学基础无不受影响于阴阳五行学说中的要求中和适度的思想。

   在审美的主客体关系上,《吕氏春秋》强调音与心、音与物理、音与人的生理和心理、音与政治以及经济等要相互协调,《乐记》也认为礼与乐、礼与情应该统一,这些都贯穿着“和”的思想,与子产的以礼规范一切、单穆公的音和——心气和——政治和公式基本上是一致的,都主张主体的感觉必须和客体在审美关系上保持一致,并且受“礼”之节制。

   阴阳五行学说中的强调矛盾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观念,对于文学艺术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影响尤为明显。如诗歌绘画中的形与神、动与静、自然与功夫、生气与拘谨、奇与正、繁与简、巧与拙、情与景、创与因、显与隐,以及书法艺术中的骨与肉、燥与润、肥与瘦、藏与露等等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提出,讲究它们之间应该互相渗透、相反相成、得当适中,便明显地体现了“和”的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中讲究艺术辩证法的特色的形成是与此分不开的。叶燮认为“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之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大约对待之两端,各有美恶,非美恶有所偏于一者也。”[11](P44)姚鼐把美划分为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两类,并且认为只有二者兼行而不废,兼其二者之用,才是理想的境界。他们的认识是对中国古代美学及艺术风格的高度哲学概括,而其中无不有受阴阳五行哲学、美学思想影响的痕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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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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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 47 (6) :1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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