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海汀:西方学界视角中的苏联政治学(20世纪50~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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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海汀  
因而大力倡导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以政治系统概念为例,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卡连斯基1969年的作品《美国的政治科学》(Пoлитичeскaя нayкa в CШA)及布尔拉茨基1970年的作品《列宁、国家与政治》(Лeнин,гocyдapство,пoлитикa)中,将国家概念从单纯的制度扩展到更广泛的层面。这一概念逐渐被学界接受,并开始影响政界,零星出现于勃列日涅夫正式与非正式的发言中。直至1977年苏联修订宪法时,政治系统(另译政治制度)(политичeская систeмa)一词正式替代社会制度(обшeствeннoe yстpойство)一词成为宪法第一章章名。得到权威的认可之后,这一概念开始作为规范在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于1978年和1980年两版《简明政治辞典》(Кpaткий политичeский словapъ)的修订中得到了体现。这一概念在苏联的引介、探讨、接受与运用比较典型且完整地反映了一个苏联政治学界吸收西方政治学思想的全过程。追溯这一过程,也不难发现苏联政治学与政治之间互动的轨迹。阿奇·布朗指出,尽管很难证明官方接受某个概念一定是出于某个学者的直接影响,但这一接受过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某个概念对党内知识分子各个派别与团体都有着相当的影响;第二,某个概念有助于阐释一些苏联领导人关切的问题,并通过这一概念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27)。通常某个概念、方法或理论会由学者首先引入苏联,并在学界展开讨论。经由一些会议及文章,并在党内知识分子形成的非正式小团体进行相互交流。之后,这类小团体之间就会形成一定的议题联盟(issue network),并通过联盟中较有影响的成员推动相关概念、方法、理论在政界的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议题联盟形成的过程中,阿奇·布朗没有使用学者(scholar)或政治学者(political scientist)概念,而是采用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党内知识分子(party intelligentsia)概念,用以涵盖包括各领域专家、记者、学者以及重要部门官员在内的群体。他指出,分析党内知识分子建立在友谊、共同经历、相近观点或利益基础之上的小团体,可能比直接分析官员与机构的态度要更加具体,更加接近苏联政治的实质。

   4.地方实践层面的互动

   罗纳德·希尔则致力于对苏联学者如何运用西方政治学概念、方法、理论影响政府机构决策与改革的方式进行探讨。他提出,苏联政治学者正在努力为苏联政治带来变革,而他们影响政治的途径则主要有两条:对苏联的政治过程进行理论归纳以及参与地方层面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关心的议题包括选举系统与代表;地方政府改革;民意、人民的利益及信息沟通渠道;党的地位与党内民主问题。除了对苏联政治进行的理论探讨,在地方政治层面,苏联学者一般有三种不同程度的参与方式,包括直接参与地方立法及立法改革;组建或加入特别顾问委员会间接影响政策制定;组织有官员参加的研讨会。例如,在中央层面,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期间,勃列日涅夫曾提到要调整代表的地位。这一提议最早出现于1967年政治学家、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副所长卢涅夫(A.E.Лyнeв)的一篇论文中。而文章产生影响的证据则来自于一位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讲话,他表示,这一提议是基于苏联国家与法科学的发展和苏联的具体政治实践。在地方层面,罗纳德·希尔则列举1971年苏联部长会议通过的一项措施,为加强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财政地位,将部分地方企业的利润划拨地方财政。类似的提案最早是在1967年一个关于村镇苏维埃财政情况的研讨会上提出,1970年由政治学者阿达姆丘克(Г.B.Aтaмчук)再次总结提出,同时在亚美尼亚的一个研讨会上进行了讨论。同样罗纳德·希尔也承认,这样的影响很难得到明显的体现。同时他还指出,改革即使得到实施,是否能按照学者最初的设想依然存疑。罗纳德·希尔注意到,苏联政治学者推动或参与地方政治改革并不容易,其间也是困难重重。首先,地方层面的任何改革措施都必须获得来自中央的授权,这就令问题更加复杂化,并且延缓了改革的进程。其次,某些地方政府的信息沟通机制极不健全、渠道极不畅通,这就严重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影响,令中央层面的改革措施很难在地方得到实施。另外,当时地方政府官员大都是斯大林时期任命的,他们习惯于既有的政治体制,并不愿意推行改革。因此,罗纳德·希尔认为,苏联学者才会注重政治文化概念的研究,他们认为苏联的政治改革一定是系统化的,包括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改变民众的政治认知,以及推动苏联从臣属文化(subject culture)向参与文化(participant culture)转变等。

  

三、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治学的基本判断与评析


   观察20世纪50~80年代苏联政治学的发展可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同时存在。一方面,苏联政治学者创建独立政治学科的努力受阻,政治学研究一直以实质存在的方式分散在其他学科之中;另一方面,苏联领导层多次公开表达了鼓励并支持社会科学发展的态度。这至少说明在1990年以前,苏联的政治学既有许多的限制与阻碍,同时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与动力。

   1.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原因和空间

   对于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原因与动力,西方学者各有评论。戈登·斯基林认为,对于20世纪50年代后的苏联政治学而言,去斯大林化是其最大的动力,也是其最鲜明的特征。从理论角度看,它既需要为国家体制的去斯大林化寻求理论解释,同时从现实角度看,有一批新的学者成长起来。他们没有经历和承担大清洗时期的重负,因此可以更为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28)。澳大利亚学者彻奇沃德则认为,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动力主要在于西方政治学的影响力日渐增强,同时俄国学者和苏联领导人都对苏联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感到不满,他们感到必须对政治问题进行大量经验研究才能获得科学的解决方案(29)。博赫丹·波希基乌指出了苏联政治中有利于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四个趋势:苏联领导层开始更倾向于采用实用主义的执政思维,而这一点为许多年轻学者所赞同;它愿意使苏联的党和政府更加透明,并且愿意在决策过程中采纳更多民意;它愿意承认过去的失误,并且愿意承认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无法解决苏联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最后,它愿意更客观地评价资本主义世界,更愿意接受并吸收许多西方政治科学的概念、方法和技术(30)。另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苏联政治学的发展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改革整体上改变了苏联政治对政治学的态度。罗纳德·希尔批评了这一结论并指出,要求改革的政治学与经济学思想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并没有因果关系(31)。阿奇·布朗的评论更加贴近现实,他认为,在苏联,政治与经济问题紧密相连,很难在不拆分二者的情况下单独对其中一个系统进行改革(32)。因此政治学要求发展与经济要求改革的诉求同时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不过,将苏联经济改革与政治学发展联系起来的学者至少有一点结论是正确的:苏联的政治学伴随着改革的诉求而诞生。

   实际上罗纳德·希尔曾提出过政治系统改革的两个原因,或许也可用于总结苏联政治学发展的原因与动力。他指出,任何政治系统需求改革,要么是由于它本就运转不良,要么就是因为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极大改变,原有系统已经无力解决新的问题。苏联政治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发展,在现实中寻求全新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也为苏联政治体制寻求合法性。

   而对于苏联政治学发展的空间,西方学者也有着不同的判断。其核心争论是:从政府的角度说,苏联是否会允许一种价值中立的政治学?从学界的角度说,苏联政治学又会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彻奇沃德明确提出,苏联的政治学虽然将会努力解释自己的科学性,但它必然会处于党的控制下,成为一门具有导向性的、咨询性的学科,努力实现党的目标(33)。博赫丹·波希基乌的估计偏向悲观,他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依然强大,苏联政治学很难在短期内摆脱这一传统(34)。鲍威尔和舒普的结论更加悲观,他们认为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纯粹的科学是要求价值中立的,而这一情况在苏联不可能实现,因此苏联也不可能承认政治学。西恩与后来的尼尔·马尔科姆也比较倾向于这一结论,他们认为某些西方学者过于夸大了苏联与西方政治学合流的可能性,过于低估了苏联传统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政治学的发展在苏联仍将非常缓慢。当然,政治学的价值中立问题至今仍存巨大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治学发展前景的判断全无价值。他们预测到了苏联政治对政治学的种种限制,却忽略了苏联政治学对政治潜在的反作用力。罗纳德·希尔和阿奇·布朗曾分别描绘了苏联政治学的理想图景:改革不会挑战苏联政治系统的三大支柱——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及审查制度(35);它更可能追求一种高效的、及时对问题作出回应的政治系统,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受意识形态影响,更会考虑民众的意愿与利益及专家的意见与建议。这一政治系统将会努力发展政治文化,提高执政能力,逐渐拓宽信息渠道,并逐渐从制度上调整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程度(36)。

   2.西方学者关于苏联政治学研究中的问题

   从研究苏联政治学思想演变的角度看,西方学者注意到了它的核心概念与话语体系都与西方政治学存在差异,其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根据自己的经验观察,西方政治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研究假设。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政治系统”、“政权”、“科学”等核心概念的研究,以及话语体系中不同层次的理论假设都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不过,在概念的选择方面,西方学者的研究显得相对谨慎。他们倾向于选择比较确定的、争议较少的概念作为切入点,少有触及苏联政治学中对更为核心的“自由”“平等”“人民”“民主”等概念的理解。同时,虽然已经提出了话语体系中存在不同层次的假设,西方政治学界却少有对不同层次的特定概念进行分析与比较。实际上,上述概念的变化,以及在各个话语层次的传播过程虽然不像新概念(如政治系统等)一样显著,其内涵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概念选择的偏差直接导致了西方学者对苏联政治学对政治发生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都预估不足。这些影响很快就集中体现在了苏联政治的变化当中。

   从探讨苏联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西方学者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开始超越国家和制度的传统,转而注意政治行为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并运用许多新的理论(团体理论、冲突理论、决策理论等)来分析苏联政治学对苏联政治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无疑更加贴近苏联的现实。但在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西方学者虽然意识到了苏联学术系统高度政治化的事实,却仍将大量精力向学术机构(如科学院、高校等)倾斜。这就导致西方学者从主观上忽视了对苏联官方研究机构、人员、期刊、作品的关注(例如苏共中央国际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共中央党校等)。同时由于客观上苏联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的不透明性,导致西方学者在研究苏联政治学时,可供选择对象的代表性、影响力都十分有限,影响途径也难以得到清晰的描述和解释。实际上,在这样存在大量限制的研究条件下,除了可以对特定概念在不同话语层次、不同时间、不同团体中的内涵进行分析比较外,对某一特定机构在某段时期内的研究工作或特定人物的生平及其思想演变进行深度解析与跟踪研究也不失为一种高效的方法。

从西方学者认识苏联政治学的过程看,存在一个清晰的“观察—判断—发现矛盾—重新认识”的循环。西方学者20世纪60年代观察苏联政治学时,曾首先用西方通用的许多标准(学科名称、专业期刊、专业机构、高校课程、学术评定等)对苏联政治学界进行衡量,很快发现无法解释苏联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两对基本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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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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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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