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尔高:怎样的政治学研究是高质量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0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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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比约恩·森内·内尔高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两条不同的路径来研究购买性支出的增长快于转移性支出的增长这一命题:其一是通过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展开的大样本研究,其二是通过小样本研究来厘清背后的因果机制。

   使用相对较少的分析单位的个案研究提供了考察过程和因果机制的机会,而这仅是其较之于大样本研究的优势之一。(46)甚至可以认为,就推论逻辑而言,设计巧妙的、跨时段的和跨截面的个案研究与实验法并没有太大区别。(47)此外,个案研究在因果分析中还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优势。

   分辨某种模式和证明某种因果关系都要求我们研究那些完全具有可比性的现象,也就是统计学所说的“单位同质性”(48)。没有两个个案是完全相同的。只有在特定的理论视角下它们才是可比的和一致的。许多大样本研究都暗含了这样的预设:被称为同一现象的现象确实是相同的。这样一来,语义对等就被当作了功能对等。比如说,丹麦1945年的社会民主党同1975年、2005年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语义上都是一致的。一项围绕社会民主党政府(与其他中右翼政府相比)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而展开的常规研究可能会有如下设计:在控制一系列变量之后,比较1945年以来不同政党执政时期福利支出的增长。(49)但是,这种把1945年的社会民主党与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完全等同起来的预设合理吗?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是否有着同样的选民(当年的选民今天还健在吗)?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与工会运动的关系是否相同(今天还开展当年那样的工会运动吗)?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是否相同(今天还秉持当年的意识形态吗)?在社会民主党执政对福利支出的影响这一理论背后,包含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所面临的激励的预设。对其发展情况的比较个案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民主党是相同的”这一预设是否合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进行更多高质量的描述性个案研究的话,很多概念上的过度延伸都是可以避免的。反之,我们将无法理解、进而无法有效检验因果命题。

   按照这样的思路推进,比较个案研究的作用越发明显,这就意味着对所讨论的现象而言,相关的概念辨识和因果理论的积累越为薄弱。如果对某现象存在的可能原因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认识,那么对其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以期形成更为清晰的因果命题来研究类似的现象。(50)这与格尔茨对深描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容的,但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而已。我们这里讨论的深度个案研究受到理论兴趣和视角的影响,并以建构理论、形成假设为旨归。我们寻求的是理解和解释社会行动中的一致性、普遍性,而不是独特性的那一面。

   对任何单一事件的分析都无法脱离界定其范畴的研究领域,赋予其意义的理论背景和确定其坐标的研究方法而存在。(51)

  

   四、社会科学与民主政治:辩论出真知

  

   我们总是下意识地认为民主政治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张力。在民主社会中,有见地的讨论总是围绕如何实现集体行动、进而改变社会发展进程而展开的。在学术共同体中,高质量的讨论则强调发掘社会行动中的一致性,从而证明社会发展的可预测性(至少是可解释性)。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张力。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当年认为可以找到社会科学中的普适法则和一般规律。然而,今天的研究者越来越放弃这一奢望。所有的理论和一般化的因果关系一方面取决于一系列已知因素,另一方面,通常来说也依赖于诸多未知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之所以在所难免,首先就是因为人类拥有创造力和个人意志,并且可以在社会交往中形成集体行动(或者说政治行动)。人类是有能力学习和改变社会的,不可预测性因而难以避免。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这一根本限制也适用于政治生活。它在给社会科学提出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是政治家施展才能的前提条件。如果政治家对一切都无能为力,那么民主问责之类的提法就变得荒谬可笑、毫无道理了。

   扎实而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能获得的最高礼遇就是政治家不仅认同研究结果,而且运用其来改变现状。但这也意味着昨天还被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分析也许明天就不成立了。政治家可能调整了不合常理的激励机制,重新考虑了之前被隐瞒的动机,并着手纠正政策上的失误。这样,现有的因果关系方面的知识就过时了,现有的理论也需要修正。

   本文的论点在于,高质量的政治学研究一开始就应探讨两个问题:我们已经获得了哪些知识?我们还要认识什么?只有当这两个问题都得到解答的时候,才能提出第三个问题,即:我们如何能够认识?这也是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它涉及我们对人类自身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理解,以及如何才能获得尽可能确定的知识。它也涉及在强调自我反思和研究技术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解释根据经验现象作出推论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确信已经真正了解了那些我们声称了解了的东西?但是,在对前两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作出回答之前,对第三个问题的讨论没有太大意义。如果就像本文指出的那样,研究问题、理论和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那么研究者就应该成为优秀的知识工匠,妥适地雕琢打磨三者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能够提出和尝试解答的学术问题必然是十分有限的。

   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学术共同体中,对知识的有效性的证实都需要一定的规则。既然社会科学的知识本来就是暂时性的,其讨论规则也与民主政治的规则没有太本质的区别。观点的自由交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给予辩论和证明以充分空间的多元主义是民主政治和学术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那些听上去稀奇古怪的言论也有表达的自由。既然我们预设自己有足够的辨别能力,那么无论是天才还是蠢材的观点都不应该被忽视。作为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最坚定的倡导者之一的密尔(John Stuart Mill)针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提出的观点也同样是社会科学的有效标准。为了获得正确的知识,我们就应该接受自己的观点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事实。

   本文原载丹麦期刊《政治》(Politica)2007年第39卷第3期,英译版刊于《世界政治科学评论》(Worl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8年第4卷第1期。本译文根据英译版译出,限于篇幅,内容有删节。

   ①Stanislav Andreski,Social Sciences as Sorcery,Middlesex:Penguin Books,1974,p.64.

   ②参见David Marsh and Paul Furlong,"A Skin,Not a Sweater: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eds.),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Palgrave,2002,pp.17-41。

   ③John Gerring and Rose McDermott,"An Experimental Template for Case Study Research",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1,No.3,2007,p.698.

   ④参见Gabriel A.Almond,"Political Science: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in Robert E.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eds.),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50-89。

   ⑤T.B.Bottomore,Karl Marx: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 Social Philosophy,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64,p.55.

   ⑥例如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84;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London:Verso,1985。

   ⑦Erik ,Peter Munk Christiansen and Lise Togeby,Eksperter i Medierne.Dagspressens Brug af Forskere 1961-2001,Aarhus:Aarhus University Press,2002.

   ⑧Ronald F.King,"The Strategy of Research:Thirteen Lessons on 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ce",unpublished manuscript,2006,p.27.

   ⑨参见John Gerring,"Causation:A Unified Framework for the Social Sciences",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Vol.17,No.2,2005,p.185。

   ⑩Steve Buckler,"Normative Theory",in David Marsh and Gerry Stoker(eds.),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New York:Palgrave,2002,pp.176-178.

   (11)Erik Rasmussen,Komparativ Politik 1,:Gyldendal,1971,p.17.

   (12)Ibid.,p.19.

   (13)Ibid.,p.20.

   (14)参见Ronald F.King,"The Strategy of Research:Thirteen Lessons on the Elements of Social Science,unpublished manuscript,2006,pp.22-24。

   (15)Stanislav Andreski,Social Sciences as Sorcery,p.22.

(16)Gary King,Robert O.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75-76,pp.85-91; Henry E.Brady,"Doing Good and Doing Better:How Far Does the Quantitative Template Get Us?",in Henry E.Brady and David Collier(eds.),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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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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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 2017 (1)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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