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尔高:怎样的政治学研究是高质量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00:41:10

进入专题: 政治学研究  

阿斯比约恩·森内·内尔高  
如果缺乏对不同文化的考察和比较,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当地文化和话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格尔茨认为,当地的意义结构对社会互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确实可以这么说,但如果缺少了比较分析和一般概念,我们根本不可能判断这个命题是否有效。格尔茨承认,存在很多塑造并贯穿人类行为的现象,文化仅是其中之一。但他并没有说清楚他是如何作出文化更加重要、且“能在人类行为的诸多决定因素之中凸显出来”(34)这一判断的。为了分析这些彼此冲突的人类行为的决定因素,概念化必不可少。

   认为一旦收集了足够多的事实,终极真理就会自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在收集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只能制造一大堆彼此之间毫无关联的句子。这最多可以训练记忆技巧,但显然无助于从根本上加深对事物运转方式的理解。没有理论支撑的事实是无声的,正如没有事实基础的理论是空洞的一样。(35)

   对很多研究问题而言,深入的、定性的、个案式的研究设计特别合适。那些针对过度归纳或缺乏理论指导的诠释的批评并不足以构成对个案研究的有力反驳。在理论积累比较薄弱的领域,探索性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新命题的产生;离开了个案研究,我们将寸步难行。(36)多数情况下,新的描述和分类无疑会推动研究的前进,但这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新的描述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可以让我们获得哪些新的知识。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

   对丹麦公共部门的比较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强调其高度的分权性。(37)地方政府对多数社会福利负责。它们组织这些福利的供给,并征收绝大部分提供这些福利所需要的税收。一般认为,丹麦是世界上公共部门分权程度最高的单一制国家之一。开展又一项旨在说明这一点的研究并不值得资助。但是,一项以说明丹麦的公共部门实际上长期高度集权为旨归的深度描述性研究就特别有意思。而且,一旦得到可靠论据的支持,此项研究就可以增加我们对丹麦公共部门的特征的理解,甚至有可能发现一种新的中央规制形式。这样的描述性研究不仅要求展开相当多的理论工作,以梳理分权、地方自治、中央规制等概念,也需要仔细的数据筛选和系统的比较分析。如果没有做好此类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的工作,这样的推测很可能仍然缺乏说服力。

   政治学的雄心确实在于形成和研究因果命题。但与那些旨在检验本身就缺乏坚实基础的因果解释的平庸分析相比,构思精巧的描述性研究更加有趣,也更具学术价值。研究是一项集体性的探险。每个研究者都在为共同的学术大厦添砖加瓦。设计合理得当的描述性研究和对因果关系的检验都是理论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系统性的那一面。

   (二)理论与设计:研究的阴阳两面

   行文至此,想必没有人会惊讶于不存在一个在绝对意义上更胜一筹的最佳研究设计了吧。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不存在的。良好的方法论意识和严密的分析是完成高质量的政治学研究的前提条件。研究设计的选择应建立在研究问题和现有知识的基础之上。但既然政治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兴趣在于理解和解释社会行为中系统性的那一面,那么就如何设计研究而言,我们也可以给出许多概括性的经验法则(general rules of thumb)。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要求不同形式的研究设计。下面仅围绕理论与研究设计的关系,讨论三个核心要点。

   1.变异性:以经验为导向的理论化要求对现象背后的模式进行辨识。在这一过程中,变异性必不可少。

   2.大样本研究:一般来说,如果想要尽可能确定某一原因是否会引起某一结果,并估计该因果效应的形式,那么大样本研究比较合适。

   3.比较个案研究:一般来说,如果想要考察因果机制而非估计因果效应,那么比较个案研究更加可取。个案研究还有其他一些优势。

   变异性:在判断一系列现象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模式的过程中,变异性必不可少。无论研究的目的是形成理论还是检验理论,分析都必须建立在模式辨识的基础之上。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的个案或分析单位有助于更好地观察某一模式、分辨某种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同等条件下,个案数量越多越好。基于单一个案的研究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除非该个案包含了若干子个案,进而提供了更多的观察值。(38)我们不能根据常量得出描述性或因果性的结论(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创造反事实情境,或者说虚拟个案,来实现变异)。

   为了便于讨论,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位研究者分析了过去20年间的三个地方政府,并得出地方民主的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政治参与越来越少,大众意见与精英决策越来越不一致,等等)这一结论。下面马上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这三个个案作出推论和概括。城市有大小之别、贫富之分,在官僚科层化程度、地方议会组织的民主程度和政治家的类型等方面也有差异。以上所列举的因素和其他一些因素在理论上都可能对当地的民主运转产生影响。那我们应该如何设计研究,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呢?此时,采用“最大差异性研究设计”是最合适的。(39)当然,不管研究设计得如何精巧,对仅依据三个个案就得出的过于肯定的结论,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怀疑。

   我们所能想到的最简单的因果关系就是在两个二分变量之间展开的。一个看似可信的命题是:高收入者的政治取向偏右,低收入者则不然。对该因果命题最粗浅的检验要求研究者至少考察一名高收入者和一名低收入者的政治态度。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对这样的检验显然不会太有信心,因为很可能其他未被考察的对象不符合这一模式,而且,很多其他的(或许更为重要的)因素都影响着政治态度的形成。我们也可以推测这一因果关系是概率性的,而非决定性的,也就是说,高收入者政治取向偏右的可能性高于低收入者。

   如果研究的是有关个人收入与政治态度之间关系的因果命题,大多数人都同意仅仅分析两个个案是很不充分的。但要是这里的个人换成了地方政府、政党、改革或福利国家这些明显更为复杂的研究对象,那么人们(出于某种原因)似乎更容易接受基于两个个案而作出的对因果关系的概括。然而,既然仅根据对两个个人的考察就得出的过于肯定的结论值得怀疑,那么对两个特定的地方政府、政党、改革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又怎么能够轻易推广到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政府、政党、改革上去呢?

   因果效应、控制和大样本研究:收入高的人政治取向偏右这样的命题太过简单了,只有极少数的因果命题采用这样的形式。而且它是决定论式的,一个异常值就足以否定整个命题。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判断,该因果命题成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很多同领域的研究者也可能指出,这一因果模型不够完善,设定得并不准确,而且未能很好地利用现有的研究积累。一个更加可信的替代性的因果模型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收入越高,政治取向就越右。这就要求收入和“右”的程度这两个变量在测量层次上至少是定序的,但我们一般把它们当作定距变量来处理。这样,下面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对这两个变量间因果关系的预期了:是线性的(如图1中的曲线A),还是超过了特定收入后,收入的增加会明显加剧“右”的程度(曲线B)?是否有可能穷人与富人一样政治态度偏右,因而其趋势是先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继而随收入的增加而上升(曲线C)?理论上说,这三个命题都有可能成立。

图l:两个定距变量间的不同因果关系

   我们不可能只根据两个个案就判断以上三个命题当中的哪一个最为准确。比如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名中等收入者和一名高收入者,对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分析无法否定以上任何一个命题。为了估计因果效应到底是哪种形式的,更多的观察值必不可少。(40)此外,由于绝大多数因果关系都是概率性的,因此我们只能估计因果效应的平均情况。概而言之,只有在大量观察值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哪个命题更为可信作出相对准确的估计。

   与刚才类似,大多数人都会认同,以上就如何研究收入对政治态度的影响而展开的讨论是合理的。这种分析因果效应的形式、强度和特征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研究其他领域和其他对象。对诸如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例如,以执政时间长短来衡量)与福利支出的增加、城市的繁荣与服务外包的程度、经济增长与民主化进程、法团主义的程度与社会平等之间的因果效应的研究都应该以类似的方式展开。

   还要注意的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可以颇为复杂。它们有可能受到某些交互变量的制约,也有可能共同受到某一变量的影响,因而是虚假的。再拿收入与偏右的政治取向之间的关系来举例子。二者的因果关系可能取决于研究对象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工作。这时候因果命题就变成了:公共部门雇员的收入对“右”的程度的影响小于私营部门雇员。同时,二者的因果关系也可能因为引入教育这一变量而消失。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一般会同时具有较高的收入和较右的政治取向。

   因果效应还是因果机制:如果要研究复杂的多变量因果模型或因果效应的形式和强度,大样本研究更加可取。多元的分析单位也为更好地控制其他变量提供了可能。然而,归根结底,弄清因果命题背后的理论根据显然比单纯讨论因果命题本身更有价值。对于变量间因果关系的诸多环节,大样本研究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化,但难以在经验层面予以证明。(41)设计得当的大样本研究固然有助于我们观察因果机制,但巧妙的比较个案研究在此方面更为擅长。(42)

   讨论小样本研究的文献都会以不同的辞藻和概念强调,当研究兴趣在于挖掘某个原因是如何引起特定结果的时候,精细的个案研究比大样本研究更加合适。(43)一个因果命题通常包含了诸多环节(或中介变量),但在大样本研究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可比较的指标来衡量这些环节。如果有待考察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足够有力(这可能是因为这一因果关系的诸多环节之前就已经得到设计合理的个案研究的证明了),那我们确实没必要通过个案研究再来证明一遍。此时,由于前面提到的诸多原因,大样本研究就变得十分有意义。但是,强有力的、且已经被较好证明过的因果理论在政治学领域并不多见,对因果机制的讨论因而特别具有学术价值。事实上,如果理论背后的因果机制没有得到阐述和证明,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这样的理论。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在丹麦政治学领域,欧勒·克里斯滕森(Ole P.Kristensen)关于非对称的决策过程和公共支出增长的研究广受推崇。(44)该研究的一个推论是,购买性支出的增长比转移性支出的增长更快,因为购买性支出背后那些服务提供者的利益更为集中,更倾向于大型预算,而转移性支出所代表的利益则不然。现有研究已经表明,以上推论并不总能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45)但这还不是关键。对该推论的检验一般是这样进行的:在控制可能引起支出变化的其他因素的前提下,考察一段时间内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增长。这样的检验看上去不错,但却不无问题。该推论实际上依赖于一系列环节,其背后的因果机制并没有得到明确的阐明和细致的研究。代表服务提供者利益的组织究竟是如何施压的呢?

这种压力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施加。有一种可能是,较之于代表转移支付收益客户的利益的组织(如高龄老人协会、学龄儿童家长协会、各种病人协会等组织),代表幼儿护理者、教师、医生等服务提供者利益的组织更为积极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游说。进一步来说,他们拥有更充足的资源和专业技能,进而能够更好地扮演游说者的角色。我们也可以猜测,代表服务提供者的利益的组织拥有与政治家、公务员更为紧密和良好的关系网络,因而其观点在议会辩论和媒体报道中被更多地提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政治学研究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253.html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 2017 (1) :8-23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