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尔高:怎样的政治学研究是高质量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18-09-11 00: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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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比约恩·森内·内尔高  
建立因果解释的难度有多大;第二,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理论和方法论准备来证明某一因果假设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在经验上是可靠的。

  

   二、探寻因果关系还是描绘经验事实:解释还是理解?

  

   在高度规制的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交往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可预测的,并受到已知因素的影响。否则的话,人类的共同生活将难以为继。想象一下,如果大多数驾驶员不遵守同样的交通规则和规范,可能会发生什么吧。同理,一旦学生的行为难以通过合理的、可预见的方式加以控制,教育教学活动将无法展开;一旦家庭和企业不根据利率水平来决定财务开支,通货膨胀将彻底失控。现代社会中的多数行为都是可预测的,而这种预测正是建立在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之上。

   自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学界对“解释”应由哪些因素构成、可以有哪些分类的深入讨论就从未停止。(16)有时,学者们区分了功能性、目的性、因果性三类解释;有时,也讨论描述性解释、类别性解释等其他维度。(17)还有很多研究就因果解释本身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如直接诱发性原因与间接背景性原因、必要原因与充分原因、决定性原因与非决定性原因,等等。本文无意就这些分类及其各自的优势展开长篇大论,只是简要介绍约翰·耶林(John Gerring)对因果关系作出的最低限度的定义,即:“原因可能指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提高某种结果发生概率的事件或条件。”(18)这一定义一方面涵盖了目的性解释,换句话说,涵盖了韦伯所说的“解释性理解”(19);另一方面,它也包含了(若干定义下的)功能性解释,尽管我们可能因为其他种种原因否认功能性解释本身的存在。(20)

   根据这一最低限度的定义,如果我们想要相对有说服力地论述某个原因“引起、创造或产生了既定的结果”(21),那就需要满足以下四个要件:(1)能清晰区分两种现象:因和果;(2)能确定何者为因、何者为果;(3)能描述反事实情境,即如果既定原因没有出现,可能发生什么;(4)能进行比较,具体来说就是,当既定原因出现变化的时候,能就变化前后的结果进行比较;当既定原因没有出现变化的时候,能就实际发生的结果与假想的反事实情境下的结果进行比较。这四个要件都与在理论层面阐明、在经验层面检验某一因果假设的能力紧密相关。对研究者而言,尤为关键的是要能够应对所宣称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所观察到的共变现象是虚假的等情况。尽管研究设计不可能穷尽所有能想到的替代性解释,我们仍应尽最大可能来控制那些看上去合理的原因。大样本定量分析和小样本定性研究都遵循这样的逻辑,尽管这两类研究控制替代性解释的方式并不相同。(22)

   多数研究者都会认可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受到部分已知的因果关系的控制,也很容易同意推进因果解释和理论知识的巩固、完善是政治学的雄心所在,但同时又承认,只有极少数的、很可能无关痛痒的因果解释才可能长期成立,且这还需要严格的约束条件。很多研究者还可能秉持这样的观点:对于政治学领域中既存的因果关系,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还极为有限。只有在我们自身的研究能够与某一研究问题及相关理论文献形成对话的基础上,政治学的知识积累才有可能切实增长。(23)在诸如投票、政党行为等研究领域中,因果理论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概念语法”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现有的理解也较为深入。在这些领域中,再进行以描述和理解为目的的、深度的单一个案研究很可能价值有限。但在另一些研究领域,现有知识积累则远远不够。哪种类型的社会干预可以为弱势儿童的发展提供最为有利的条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理论和经验知识的储备都颇为贫乏的研究问题上,开展一些以描述和理解社会行为为目的的探索性个案研究比那些力图阐明和检验缺乏扎实基础的因果命题的研究更有价值。

   高度强调情境的描述性研究和旨在检验概括性的因果理论的分析各有优劣,不能、也不应依据二者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不同来判断它们的高下。在设计研究的时候,应先于世界观层面的定位而务实、具体地根据该议题上现有的知识积累作出决定。高质量的诠释、可信的描述和扎实的概念都必不可少。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进入下一阶段,即作出条理清晰的因果论断,提出因果命题,并最终在经验层面检验其是否成立。当然,在多数政治学议题上,我们还没有能力进入这样的研究阶段。

   描述和诠释是因果解释的必然要求,在那些关涉目的性和策略性行动的因果解释中更是如此。不客气地说,在对政治和社会行为进行扎实的话语分析和深描之前,根本不应该贸然尝试作出因果解释。正如韦伯提倡的那样,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人类行为以及行动者赋予这些行为的主观意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继续推进研究,进而解释某一类行为的原因、过程和影响。(24)

   理性选择理论预设了若干动机,赋予了行动者特定的偏好,并认为情境性诱因(一般被概念化为诸种制度激励或博弈场景)对人类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的演绎分析中,结论最终与预设一致。也正因为如此,理性选择的预设应该是可以辩护的、有充分理由的,且最终需要和其他描述性命题一样接受检验。(25)换句话说,诸如政治家追求选票最大化(26)、高级官僚追求预算最大化(27)之类的预设都需要切实的事实根据来证明其正确性。

   诠释是整个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自己的想法和逻辑,但研究者仍可以自行选择视角、建构分类并组织研究。正如理性选择范式中所有单调乏味的预设都得接受检验一样,对于那些自称出于好意的官僚或自称出于理想主义的政客对自己行为动机的解释,我们也不必照单全收。制度角色、结构诱因以及隐蔽的个人动机都可能是决定行为的重要因素,哪怕人们没有完全意识到或从不承认这些因素的作用。

  

   三、我们已经获得了哪些知识?我们还要认识什么?

  

   高质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单一定式。与我们经常读到的说法不同,所谓最好的研究设计、最优的研究方法在现实中并不存在。(28)一些研究方法(比如实验法)较之另一些研究方法(比如单一个案法)更有利于检验因果关系,作出因果推论。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积累并没有达到足以合理地提出和检验因果理论的程度,更不要说用实验法进行检验了。分析路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既是由研究问题决定的,又受到研究者本人的概念框架以及现有理论和经验知识积累的启发与限制。(29)从根本上说,所有的研究在最开始的时候都应提出两个问题:我们已经获得了哪些知识?我们还要认识什么?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最大程度地确定在该问题上最为合适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现有知识多数都是暂时性的,或多或少带有不确定性,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更是如此。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仍应建立在(我们认为)已知的知识的基础之上。一方面,这是由于研究总是在一定的理论视角下进行的。如果相关的概念和定义足够清晰,那么必然会有很多学者从事类似的研究。另一方面,只有在对现有知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并在与本领域相关文献交锋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判断是不是真的有些新的发现。研究某一事物的方方面面并不现实。唯有努力认识它,并在学术版图中对其进行定位,才能真正做出贡献。

   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带有理论色彩,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系统性的知识,而理论正是其中的关键。1990年代初我住在纽约市B大道和D大道之间的10街,也很喜欢那里。据我所知,没有人研究居住在那里的拉美裔2000年以来的政治和社会认同,但早有研究者涉足政治认同的建构这一议题。在美国政治中,有关种族和少数族裔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有关贫民窟问题(inner-city problem)、草根动员、社会流动和城市富人化(gentrification)的后果等议题的研究也并不鲜见。但如果真要讨论居住在那里的拉美裔的政治认同的话,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都必然会问:研究这一问题可以给本领域带来哪些新的知识?

   对一个特定现象而言,研究议题和相关理论决定了我们有意向研究它的哪个方面或哪几个方面,也决定了该现象是否真的值得研究。理论确定了某项研究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也保证了研究的开展。尽管部分政治学家、多数历史学家以及绝大多数人类学家可能不同意这一点,但实际上,无论探究有多么深入、立场有多么公正,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研究某个经验现象的“本来面目”。

   (一)归纳还是演绎:经验与理论之争

   多数研究者以及绝大多数学生都声称他们的兴趣在经验层面,而非理论层面。这通常来说是荒谬的,也没有明确的意涵。如果他们说的“理论”指的是那种抽象的、形式化的模型,上面的陈述可能还稍微说得通一点。事实上,一旦脱离了特定的理论视角,我们根本不可能研究某一社会现象。正是理论帮助我们聚焦于研究对象的某些特定方面,而搁置另一些方面。

   归纳分析与演绎分析之间的区别稍微复杂一点,但它们之间的这种区分也没有太大意义。纯粹的归纳(即“只根据经验事实作出推论”)是不现实的,因为真实的研究对象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它希望如何被诠释。完全脱离经验现实的演绎分析也不可取。这种纯粹的演绎不过是“阐明了某一陈述的内容”(30),无法为形成系统性的陈述和经验性的论点提供依据。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人类学的目的在于对文化进行深描,并找出在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且贯穿社会行动和互动的意义结构。(31)他提倡的其实是一种归纳式的理念。但根据本文的论点,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说,即使实现了也没有太大的学术价值。格尔茨承认,理论、概念和过去的研究影响着他的分析以及对他人意义结构的建构。但他又认为,只有当研究者真正深入其所分析的文化的时候,才能更加准确和完善地认识当地文化。“在这里,理论建构的根本任务不是对抽象规律进行整理,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之中进行概括。(……)对民族志来说,理论的职能在于提供一套专业词汇,使得符号行为对自身的陈述可以被表达出来。”(32)根据格尔茨的观点,最高质量的学术性诠释既能在当地文化中发挥作用,又能在知识界获得生命力。然而,在社会科学(人类学)研究中,这样的视角至少存在两大问题。

   首先,符号行为无法表述出自身的方方面面。无论耗费多长时间研究某一社会现象,我们都只能揭示其特定的若干方面,而搁置另一些方面。我们必须在理论和概念上不断作出这样的选择,并对此保持尽可能坦诚和开放的态度。设若这种选择是无意识的、被刻意隐瞒的甚或暗含的,那必然会对学术讨论,尤其是其清晰性,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尽可能深入当地文化的含义和目的,格尔茨并没有说清楚。他的观点似乎是,我们分析得越深入,对当地文化的真实情况的认识就会变得越清晰。这样的观点带有实证主义色彩,强调如果研究者探究得足够努力,那么研究对象就会真实地呈现在其面前。问题在于,如果不能根据某些选定的尺度和标准加以衡量,那么我们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变得更加精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形形色色的扎根理论。主张扎根理论的学者认为,鉴于既有理论知识会影响经验研究的开展,因而在开始经验分析之前,必须避免理论讨论。他们进而提倡在对经验材料编码的过程中发现概念和情境。(33)对一些学者来说,扎根理论的理念听上去不错,但实际上,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掩盖了理论先于经验事实而存在、且伴随分析过程始终这一事实。理论无时不在发挥作用。

其次,把理论作为深描工具的观点意味着无法建构一般化的分类,形成概括性的命题,更不要说因果命题了。然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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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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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 2017 (1)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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