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煜:中华帝国晚期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2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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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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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注:

   [①]郝煜,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邮箱:maxhao1003@pku.edu.cn。

   [②]Beseley和Person认为,国际经验表明,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用税收占GDP的比重衡量)和法治能力(对产权的保护程度)高度正相关,和国家的人均收入以及政治稳定(用内战和政变的频率衡量)也高度正相关。在他们的理论框架里,国家的这两种能力来自制度建设,本质上是一种投资行为。既然是投资行为,就必然和投资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密切相关。而最重要的终极决定因素,是政治制度的构架和权力制衡的程度(宪政)。

   [③]以下这个模型的主要思想,来自Sngand Moriguchi (2014)和Brandt, Ma andRawsky (2014)。

   [④]为了打破官僚集团的上下交通,很多的行政层级和机构为了监督而设立,充当最高统治者的耳目和鹰犬。而时过境迁,虽然叠床架屋、互相掣肘,但这些机构就已经正规化了,耳目和鹰犬已然成了官僚“自己人”,于是又要设立更多的机构。在整个官僚集团没有受到外部制衡的情况下,这种官僚机构的自我膨胀势所必然。

   [⑤]县官在审理每个具体案件时,对这个案件本身的特点的关注,要远超过对判案标准的内在统一性及一致性的关注。

   [⑥]关于西欧权力分散与法律传统发展间的关系,见(Greif, 2006)。

   [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大国优势:人口体量巨大,专卖像食盐这样价格弹性很低的消费品能够产生巨大利润,也能支持更大的食利性商人团体和“轻徭薄赋”的中央集权国家,但这样的优势将在现代增长阶段变为一个诅咒。

   [⑧]所谓“有限”的代议制度,首先在于地域名额(议会的席次)由皇帝和其代理人(礼部)自上而下指定,而不是在各联邦的宪制谈判过程中,自下而上确定。其次,各省进士(议会议员)被不是由各地选民选举产生(对比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第三,并没有一个渠道,让他们就本地的议题进行辩论和投票;第四,也并不在本地任官,对选民不负有accountability。

   [⑨]西北的回民、承德热河的蒙古族和云贵地区的苗民也有最低名额保障。

   [⑩]满族八旗和汉军旗人也有远超其人口比例的科举配额,在四品以上官员的比例更高。

   原文发表于《经济资料译丛》2016年第3期;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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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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