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煜:中华帝国晚期的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4 次 更新时间:2018-09-09 2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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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煜  
资料来源:马德斌(2007)。

  

   十八世纪的统治者在他所处的经济形态下,不可能有足够的远见(vision)看到图三中的转折点,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维持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财政收人和社会稳定,并不重视民间私人的商业活动。因此,作为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的供给方,当遇到非常复杂的商事纠纷时,朝廷和地方政府倾向于采用简单灵活的方法来处理(实质正义),而不会花大力气来建立一致的、普遍适用的法规和判例(形式正义)。

   法律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产物。作为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的需求者,在这个中央集权的帝国里,直到清末,手工业者和商人及其组织从来没有达到过自由城邦或自治社团等独立的组织规模,“各自为战”意味着严重的搭便车问题,谁都不愿意单独提出对基于规则的制度的诉求,而是满足于机会主义地寻求对己有利的方案[⑥]。因此,民间习俗与公共法律之间的鸿沟难以弥合。产权的保护和执行,并不是通过独立的法庭,而是通过各种民间组织(宗族、村社、行会、商帮)的非正式规则的执行。对于特定个人产权的执行程度,则取决于当事人在组织内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是否具有科举考试学位和官位。

   那么,为什么手工业者和商人及其组织从来没有达到过集体行动的最低组织规模呢?首先,轻徭薄赋对于形塑法律制度和官商关系关系重大。由于中央政府的正式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税,很难在短时间内大量征收。而战争和灾害的突发性又经常把中央政府至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每逢特别时机,如皇帝出游、自然灾害、战争等,盐商、票号商和行商就“自愿地”或应官吏的要求,捐献巨款。在乾隆和嘉庆年间,他们的报效款共达4000万两左右[⑦]。如果再加上捐纳,中央政府能够应付大多数的突发事件。捐纳所得数额在雍正年间占到了国库总收入(最后进入户部银库的财政收入,不包括漕粮)的9%,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几占17%,嘉庆年间(1796—1820年)占54%,道光年间(1821—1850年)占36%,咸丰年间(1851—1861年)占23%(王业键, 2003)。作为回报,政府限制了这些行业的准入,授予捐纳商人垄断特定贸易的特权,进一步强化了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

   其次,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也解释了为何东西方的官商关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径。欧洲同时期互相征战的国家不得不通过债务市场融资战争,国家的破产和被兼并屡见不鲜,在激烈的竞争下,国家规模迅速收敛到最优规模(诺思,经济史的结构和变迁),借方的竞争使得借贷成本也下降到接近现代的水平。而在中华帝国晚期,由于不存在借方的竞争(大一统专制政府还债的承诺不可信),贷方又不能用脚投票(欧洲的银行家面对财产充公的威胁可以转移资产到国外),所以债务市场不发达,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央政府对捐纳报效的依赖。

   最后,科举制度可以“化敌为己”。竞争激烈的科举制度为中国人提供了相对公开、公平的,虽然非常有限的,进入正式的官僚权力机构的机会,通过科举考试的成功者会成为绅士或被赋予税收和司法特权的官僚。由于官僚们有行政、税收、司法三位一体的地位,给整个中国社会创造了一个官本位的诱因机制,由于商人群体积累的财富最易受制于政治权力的破坏,官本位诱因对他们尤为显著。官商关系对于解释何以在政府垄断下的食盐专卖交易中,晋商和徽商能够先后占据统治地位,及后来山西票号们何以能够承担作为清政府汇兑的代理人的重要角色。

   在18世纪的商业资本看来,使得财富保全和增值的方案,就是把资金投入风险更小回报较高的报效捐纳(保证当期财产安全)、教育(使得富二代以一定的概率进入官僚集团)、土地(避险资产,落袋为安),以及古董、字画等炫耀性文化消费上(可以理解为投资于某种社会资本。君不见王立军书法创作室的小伙伴们)。投资现代部门,比如现代工业和海外贸易,回报也许很大,但是风险实在太大了(关于从事未经官方授权的海外贸易的风险,请百度“双屿港”)。而中国的瓦特和爱迪生们,甚至还没有奢侈去担心无人投资的问题,因为首先,他们不可能为他们创造的新产品和服务注册企业(没有民商法),他们的生产和销售会受到被官方庇护的行会的阻挠,也不会得到专利法对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

   3.4 科举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科举制度在这个政治经济均衡中所起的作用呢?首先,科举作为一种社会流动渠道和选拔机制,提供了“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的机会,大大提高了平民和地方精英造反的机会成本,放松了造反约束,也是帝国长期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Bai and Jia (2015)发现,科举的废除提高了叛乱的频率,加速了王朝的覆亡。具体而言:那些学额占人口比例更高的地区,废除科举之后平民向上流动的愿景(prospect)下降得更多,这些地区贡献的反清革命者也更多。但是,到了清代中期,随着学额/人口之比和官员/学额之比的下滑,通过科举上升的渠道日益堵塞。太平天国和捻军的一些头目都是科举落第者或者低级功名获得者,即是明证。

   其次,科举作为惟一的获得社会地位的渠道,其教学内容具有意识形态的排他性,使得受教育者把儒家价值观内部化。这提高了地方精英和平民造反的道德(心理)成本(放松造反约束),也提高了官僚贪腐的道德(心理)成本(放松代理约束)。这一观点被Kung and Ma (2013)所证实:距离曲阜距离更近的山东州县,烈女数量更多,冲突和暴乱的频率越低。但另一方面,虽然自雍正以降,从四书五经的文本空谈仁政的论调屡屡被上谕斥为“庸议”,但在历次改革的动议中,始终是保守派尊崇并敦促皇上恪守的祖宗家法,是改革的意识形态障碍。只是究竟是真保守(如斯卡利亚大法官),还是假道学,跪拜过孔圣人的异族统治者是不能戳破的。

   第三,科举对于造反约束的放松作用,还在于它可以被视为一种有限的代议制度[⑧]。在精心设计的地区配额、职业配额和种族配额之下,从全国各地区和社会各阶层吸收人才,反映呼声和利益诉求(voice)。地域配额始自北宋欧阳修倡议逐路取士,经明洪武皇帝南北分卷,到康熙55年执行分省取士:原则上每次会试根据应考举人人数给予每个省确定的进士配额。这种配额制,一方面寄托着君主对于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的良苦用心,也着意保证偏远地区在全国性精英中的政治代表。

   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帝国官僚的家庭背景分析,有高门大族世家子弟,有商人巨贾后代,也有寒门读书种子;有的来自通都大邑,有的来自荒僻乡野[⑨]。而他们的考学仕进之路,实际是一个完整的政治参与过程:通过考取生员和举人成为地方精英à为地方利益和州县政府博弈à通过考取进士成为全国精英à在就职地区为中央利益和该地区的地方精英博弈à丁忧或退休归乡à为地方利益和州县政府和中央政府博弈。在每一个阶段,科举教育提供了共同语言和共同价值系统,降低了官僚和地方精英的交易(沟通)成本。在最后一个阶段,他们通过门生故吏网络,即便处江湖之远,仍然能在政策制订上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科举的地区配额是一种宪政制度安排(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约束在位者对在野者的再分配。可以想象一个模型:北方官僚和南方官僚轮流执政,在位者最大化代表地区的福利,但是其再分配政策受到较强的约束,均衡结果不足以让在野者有足够的动机发动内战或宣布独立 (Besley and Persson(2011)。然而,在区域之间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利益越来越疏离的18世纪,这种制度只能勉强维持着国家的大一统局面。总之,统治者通过科举放松造反约束的操作空间日益有限。

   上一节,我们论述了科举制对商人群体“化敌为己”的作用,强化了现行法律制度和官商关系。这里我们要强调配额制度执行的利益输送(pork delivery)功能。首先,给予大兴宛平两县(首都所在地)更多的举人名额(顺天乡试),并对各省冒占京籍睁一只闭一只眼,这其实是为客居京城的外省籍官商子弟大行方便。其次,盐商子弟,拥有专门的商籍学额,1646-1802年,三百个盐商家庭,居然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何, 1999),而同期拥有50万人口的江苏省徐州府不过考取了30个进士。这其实是国家对于盐商财政贡献的回报,也把商人进一步锁定在通过科举为垄断利润寻找保护伞的路径上。[⑩]

   因此,科举制度和帝国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法律制度、官商关系呈现高度互补,形成并维持着一个意识形态同质、经济利益盘根错节、又具有一定多元性(plurality)和流动性 (mobility) 的既得利益集团。

   3.5 总结

   综上,随着人口增长,和代理成本的提高,在造反约束下,统治者下调了正式税率,减少了公共服务,并被迫容忍更为猖獗的非正式税收和贪腐。更少的公共服务降低了纳税人抵御外生冲击的能力,从而导致帝国内乱频仍,滑向崩溃边缘。另一方面,缺乏远见的统治者,看不到现代部门增长的前景,采用基于关系的法律制度和不完全的产权保护,以维持传统部门的运转。轻徭薄赋的正式财政和日益严重的公共服务危机加剧了对于大商人捐纳报效的依赖,形成了官商互为恩主的关系,强化了基于关系的法律制度和不完全的产权保护。这阻碍了现代部门的发展,特别是阻碍了传统部门剩余(商业资本)向现代部门的转移。科举制度一方面可以放松造反约束(但作用日益有限),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官商关系,协调了精英内部关系,维持着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科举制度还把聪明人才配置到“寻租”活动,而阻碍现代部门技术研发(Lin, 1995)。现代部门发展的缓慢,又反过来制约了传统部门的技术进步,也制约了统治者的征税能力和公共品提供的效率,也降低了统治者建立基于规则的法律制度的激励。

图11  本文理论模型图解

   如果比较一下1630年的中国和1850年的中国,情况惊人的相似:灾害频发、农业欠收、白银外流、外敌入侵、盗匪四起,这是一个公共政策的临界点:提高正式税率,就会突破造反约束。降低正式税率,不足以提供使纳税人抵抗外生冲击的公共品。看起来,下一步是朝代的崩溃和人口的锐减,以及一个新的王朝浴火重生(图12)。然而,重装后的系统是小修小补的升级版呢(明清之变),还是一个全新的系统?和以往的历次王朝崩溃点相比,外敌入侵带来的不仅仅是生存的危机,更是改革的契机和动力;盗匪四起带来的不是国家机器的崩溃,而是地方力量的兴起和地方治理的重构;旧式的官商关系和法律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式产业的发展和救亡图存的需要;而科举存废之辩更是直指意识形态的重塑,政治力量的消长,并牵动社会阶层的大变动。超稳定(循环)结构终于遭遇了“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天朝大国,就这样驶入了“历史三峡”(唐德刚,1999),开始了痛苦的、曲折的、至今仍未完成的现代化转型。

图12  王朝更替模型

资料来源:Sng 和 Moriguchi (20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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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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