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中国法治40年:历程、轨迹和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1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8 10: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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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进入专栏)  

   2018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现行宪法进行了第五次修改,通过了21条修正案。新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属性,丰富了国体内涵;对国家主席任期作出新的规定,从制度上完善了被实践证明科学有效的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领导体制;提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修改使“五大建设”对应“五大文明”并对应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中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完善,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可靠的宪法保障;充实完善了政治协商、统一战线、民族关系的内容,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统一战线,把“和谐”作为民族关系元素,使统一战线和民族关系更具新时代特征;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增加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宪法对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对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功能、职权、机构设置等作出规定,为成立监察委员会和制定《监察法》,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反映出从建设法律体系到建设法治体系的历史性跨越和进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使全国人大履行宪法监督职权职责有了更为明确的制度保证和组织保障。

   现行宪法及其历次修改为法的立改废释提供了宪法依据,为跟进宪法修改,我国一系列法律、法规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完善,同时,依据宪法新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既加快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又推进了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我国宪法以其科学理论、制度优势和强大权威,统领和引领着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的航程。

  

   (六)坚持法治与改革双轮驱动

  

   1978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两大主题,一是改革开放,一是法治建设,这是当年邓小平同志确立的工作方针,他反复强调: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法制。两大主题有着内在的、相辅相成的必然联系: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推动了法治的建设和发展;另一方面,法治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引航。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推动小康社会建设,是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动力支持与保障力量。“我们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同时,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使改革因法治而得到有效推进,使法治因改革而得到不断完善;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统一、相衔接,把改革决策同立法决策结合起来,将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

   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我们一方面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做到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以法治引领改革方向、以法治规范改革进程、以法治化解改革风险、以法治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另一方面,把法治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立法主动适应改革的要求,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修改和废止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同步推进立法体制、执法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我们把科学立法作为处理改革和法治关系的关键环节,坚持立法决策和改革决策相统一,实现立法和改革相衔接。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框架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地推进法治领域各项改革(共计23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以改革思维和改革方式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坚决破除束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彻底解决立法不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监督疲软、权力腐败、人权保障不力等法治领域的突出问题。

  

   (七)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2016年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并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之一就是“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两个大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为我国法律与世界规则衔接、融入法律全球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世贸规则倒逼国内法制改革,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开展大规模修法和法规规章清理工作,涉及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19万件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推进法律透明化、国际化,统筹运用国内和国际两个规则体系有效维护和发展了我国的合法利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繁荣富强营造出良好的外部法治环境。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统筹推进“两个法治”,使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全球治理相得益彰。我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变革为动力,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建设国际法治,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积极参与并尽可能主导国际立法,参与和支持国际执法、国际司法、国际仲裁,参与国际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外交,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契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八)坚持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协调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习近平同志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党中央注重统筹推进、协调发展,例如,坚持国家、地方、社会三个层面的法治建设一齐抓;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国际法治、全球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统筹立法体制改革、执法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在坚持党对依法治国全面领导的同时,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调动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的积极性,法治建设呈现“党政与人民共同推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互动”的良好局面。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善于牵住“牛鼻子”形成“纲举目张”的态势。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在推进“四个全面”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善于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比如,既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系统部署,又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目标和总抓手。”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总抓手,“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始终把“关键少数”作为依法治国的重中之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彻底摈弃人治思想和长官意志,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决不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努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注重重点突破瓶颈问题。例如,制约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和司法能力的体制机制问题,始终是我国依法治国的薄弱环节,是法治国家建设的瓶颈。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倾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先后42次审议司法改革方案,出台涉及司法体制改革的文件多达53件。在司法体制改革中,以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总目标,以人民对司法的满意度为评价标尺,着力完善对人权和产权的司法保障、对权力的司法监督;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完善审级制度、司法组织体系和案件管辖制度;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强化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全面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加强对司法活动的全方位监督,健全司法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司法机关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加强监狱、强制戒毒、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司法鉴定等设施建设,等等。

  

   (九)坚持顶层设计、科学布局与试点探索、先行先试相结合

  

   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法制建设,几乎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看不到“石头”,摸不到“石头”,此时要防止改革乱象,避免改革风险,降低改革成本,就必须遵循规律,遵守规则,加强顶层设计。在法治改革领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了对法治改革和法治建设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法治中国建设的总路径。把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对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连接,为法治建设注入强大动力,彰显出顶层设计的政治引领、理论导航、行动指南作用。法治改革方案全部由党中央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统一审议决策,重大改革由中央政治局决定,确保党中央对法治改革、依法治国的统一领导。

   在加强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的同时,激励和支持地方、行业先行先试。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我国各地“法治区情”千差万别,不同领域法治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也由于一些重大改革关乎全局,必须在积累试验经验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所以,在推进法治改革中,注重调动地方、部门改革积极性,鼓励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进行探索、先行先试,例如,成立上海、广州、天津等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全国检察系统推进公益诉讼,在北京、浙江、山西先行设立监察委员会,设立互联网法院等。各地在先行先试中创造并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些经验又为党中央顶层设计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

  

(十)坚持遵循法治规律与秉持中国法理相一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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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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