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基恩:市民社会与五种国家权力型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21:47:50

进入专题: 市民社会   国家权力型态  

约翰·基恩  
三、最小限度国家(The Minimum State)


   与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等其他人的主张相反,那种认为自然社会有时应为保护自己而对抗国家的观点,可以被视为早期现代在限制国家权力以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关注方面迈出的最初的但却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这一发展明显体现在第三种类型即最小限度国家类型中。托马斯·潘恩在其所著《人的权利》(1791-1792)一书中所提出的无政府式的自由主义,极好地表明了这样一种发展;在该书中,对国家行为进行限制这一主题几乎被推向极致。在这种最小限度国家类型中,国家被视为一种必要的邪恶,而自然社会则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良善。合法的国家只不过是一个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权力委托。一个越多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越少需要由政府来处理的社会,就是越完美的市民社会。

   潘恩将这种由最小限度国家所管理的自我调节的社会的可能性与当时的专制主义时代的现实作了对比。除了美国明显不同以外,任何地方的国家都压制和蛮化他们的人民。潘恩指责说,全球的专制主义状况已经使得个人惧怕思考;理性被认为是叛逆不道的;个人享有自由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遭到扼杀。现代的世界是“不文明的”,因为它被过度地统治着。个人陷入了一种无尽头的政治制度迷宫之中,这些制度无理阻碍了他们对现行的法律所赖以为基础的诸原则进行审视。他们因此而惨遭不幸,因为国家及其法律过于强大的压制通过将个人与其他人以及自身相分离的方式,使其失去了自然的属性,个人就此退化堕落,并成为普遍的政治异化制度的栖牲品:在这个被专制政府上下颠倒了的世界上,具有(潜在的)自决能力和友善的个人不见了,原因和结果前后倒置了,而且国家成为财产、权力和威望的真正的正当的源泉。

   这些颠倒会产生十分危险的后果。潘恩强调指出:专制国家有责任在家庭事务中维护父权的形式;专制国家依赖于专制家庭,并以其功用的发挥为先决条件。在专制家庭中,家父权力的独断行使(例如将财产遗赠给其长子)加剧了“家庭的暴政和非正义”。专制国家还通过加之于其臣民超常的差额税率造成社会中阶级的分化。这反过来又将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抛置于贫困和不满的境地。无产者贫穷受压,而富人却日渐享有更多的特权,阶级之间的暴力斗争遂接踵而至。自我扩张的专制政府还通过灌输好战的民族偏见和准备与其他国家进行武装冲突的方式试图从其社会中攫取权力和财富。专制的时代也是战争的时代,这一点绝非偶然。国家之间的战争增强了其对民众的权力,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与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相悖,正是由于国家权力的过剩,个人彼此之间才成了敌人。

   潘恩确信:这种专制国家置于社会之上的普遍现象只是暂时的,独断的政治权力的瓦解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专制国家之所以是脆弱而不受拥戴的,是因为它们是“非自然的”。以美国独立革命为例,潘恩反复强调公民对侵犯其自由权的国家权力进行反抗的必要。这一信念经由两种彼此关联但十分不同的论证方式的培育,导出了与那些安全国家类型和立宪国家类型完全不同的社会结论和政治结论。

   首先,合法国家是以被统治者主动认可的原则和自然权利(言论自由、公共集会和信仰自由等)的原则为指导的。这里,最小限度国家类型将安全国家类型和立宪国家类型中所适用的契约论者的论述彻底化和普遍化了。它强调国家的权力只是经由男性或女性个人的积极的同意基于信托而授予的,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撤销其认可而合法地收回这一权力。它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即“凡人(原文如此)不能以他人为财产”(“man [sic] has no property in man”)。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并享有平等的自然权利。(在这一点上,其上述文字表明潘恩将洛克的同意学说普遍化了,它不仅包括了少数派,也涵盖了妇女和低阶层的人。)这些自然权利预先确定了个人须依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督教)原则来彼此敬重。它们使个人能够为其安逸和幸福自由而理性地行为,且并不妨害或侵犯他人的自然权利。这些上帝赋予的权利,依据定义,既不能被废除,也不能被让渡或分割;且与伯克等人的观点相反,任何一辈人都无权削减或剥夺其后代的这些权利。因此,只有当国家的组成是经由个人自己的明确同意,且只有当这种积极的同意是通过议会代表机制依照宪法加以阐释并明确地表达出来时,国家才能被视为是合法的或“文明的”。文明的政府乃是立宪政府,其权力经由生而自由和平等的个人积极的同意而获得。这种政府对于那些享有永久主权的公民来说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因此,在公民与其政府发生纷争的情况下,须依循以下的准则:Infavorem vitae, libertatis et innocentiaeomnia praesumuntur(一切以有利于生命、自由和无害为判准)。

   从这一结论出发,潘恩提出了第二个论点。它通过明确区分国家和市民社会,在拓深有关国家行为限度的早期现代理论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潘恩试图解释为什么,与安全国家和立宪国家类型中的情况不同,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会主动地欲求一种独立于国家制度的、自力更生的和平且合作的社会生活方式。潘恩认为,个人在下述两个方面生来便倾向于一种合作的社会生活方式。

   首先,个人的自然需求往往超出其单个人的能力所及,这意味着没有他人的劳动和帮助,个人不能发挥其能力也不能满足其各种需求。结果(“就像地球的引力作用自然地趋向一个中心”),他们被迫在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了各种商业交换的形式。为满足个人的各种需求而生发的个人对他人的那种市场依赖,又因如潘恩所说的“社会情感体系”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种与他人团结的深深的渴望是一种自然的情感,而且,似乎自相矛盾的是,这种情感又不断地被个人在市场利益方面的驱动力所强化。潘恩得出结论说:这种工具性的市场利益与对他人的友爱的契合,预先设定了个人通过行使其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自然权利和睦地共同生活在市民社会之中,这种市民社会不受国家制度的羁绊,它只承认所有个人相互尊重、利益满足、安全和自由这样一些准则。

   当然,潘恩也意识到社会生活有可能腐化和变形,并使政治腐败。但是,一旦个人对社会的欲求被唤起,专制国家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实际上,市民社会愈是增强其管理自身的能力的信心,国家制度和法律就愈会丧失其必要性。一个自信、自治的社会仅需要一个最小限度的政治机制——即潘恩所谓的“政府”——来保障市民社会各个部分彼此之间的自然的互动。潘恩确信:由彼此互惠的利益和情感维系在一起的社团所导引的最小限度国家将为(国际的)秩序与和谐创造条件。自由互动的个人因其从彼此之间获得帮助和从其他社团中获得帮助而兴旺发达。共同的利益和稳定就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这种“法律”在重要性和稳定的影响方面远远超过了由国家机构所制定和实施的实在法。“一旦正式的政府被废除,社会就开始发挥作用。普遍的交往开始出现,并且共同的利益产生共同的安全”。在潘恩看来,没有国家干预的共同安全乃是自然力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比如说,历史的成就)。个人自生自发地倾向于彼此相互交往,而这使得他们形成相互联结且自足的、摆脱了冲突的社会网络。如果在各个地方国家都建立在这样一种自然的社会基础之上,它们就会成为范围有限、热爱和平、运作简便的样式,社会分裂和(国内国际的)政治动荡就会烟消云散。政治则将被市民社会“真诚的和谐”所取代。

  

四、普遍国家(The Universal State)


   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1821),一书中就普遍国家的类型作了明晰的阐述,从而在两个方面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现代理论作出了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贡献。首先,与潘恩所捍卫的最小限度国家类型不同的是: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不再被视为一种自由的自然状态,而是“居于”父系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历史地形成的伦理生活领域。它包括经济、社会阶层、同业公会及关注“社会福利”(Polizei)并执行民法的机构。市民社会是单一的个人、各阶层、各团体和各机构的有序组合,它们之间的交往乃是由民法所调整的,且正因为如此,它们不直接依赖于政治国家本身。黑格尔强调指出,这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不是超然于时空之外而预先给定的、不变的生活的基础,而是长期且复杂的历史演化过程的产物,“市民社会的创建是现代世界的成就”。再者,它所生发的“需求体系”标志着其与自然环境的明显且决定性的断裂。例如,现代以资产者为主导的经济乃是一种以商品为手段的商品生产体系。它将自然转化为一种满足不尽相同的需求的工具,因此它不再被认为是“自然的”。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早期现代理论的第二个创新(且同样具有说服力)的贡献正来自于其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他认为:在市民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不存在必要的一致或和谐。由真正的爱所培育的和谐是父系家庭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市民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市民社会,集体的团结和交互作用的各种方式通常是不相契合、脆弱并易于导致严重冲突的。现代市民社会是一个私人(男性)利益与私人(男性)利益相对抗的无休止的战场。它是以一种盲目的、专断的、准自发的方式呈现和发展的。这不仅意味着它不能克服其自身的个殊性(particularities),而且还趋向于阻碍和削弱其自身的多元性;市民社会的某一部分的超常发展,可能且通常会阻滞甚或压制其他部分的发展。

   市民社会这种自我削弱的趋势极大地困扰着黑格尔,它也正说明了为什么黑格尔强调现代市民社会自己不能克服其自身的分裂并解决其内在的冲突。除非透过政治对市民社会进行安排,否则它就不能维持它的“市民的”或曰“文明的”(civil)状况。只有一个最高的公共权威——一个由君主、文职人员和特权等级(the Estates)管理的立宪国家——才能有效地补救市民社会非正义的情况并将其间的各种特殊利益整合入一个普遍的政治共同体。从这一角度来看,理想的国家既非一种对持久战争的自然状态的彻底否定(霍布斯),又不是维护和完善自然社会的一种工具(洛克),也不是对一个自然给定的且自发自治的市民社会实行治理的一种简单的机制(潘恩)。在黑格尔看来,政治国家毋宁代表着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新阶段。由于最高公共当局,市民社会被扬弃了,即它作为一个政治上加以组织的更广泛、更复杂和更高级的共同体的一个既必要但又处于从属地位的方面,在得以维护的同时又被克服了。黑格尔认为:如果国家只从市民社会索取其所必需的东西,并且倘若它把自己的权力限于确保这种必需品是最低限度的,那么,在这一限度之外,国家便可能而且也应当为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男性个人及群体留出相当大的自由的范围。

尽管黑格尔因此而主张不得抹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立,但是很显然,市民社会分立于国家的程度并不能通过僵硬且严格的一般规则加以确定。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只有通过站在政治理性的立场上,为了普遍国家的特权,权衡限制市民社会的独立、抽象的自由和竞争的多元性的利弊,方能最终作出确定。黑格尔认为国家的干预(用他的话说,即国家“对特权和罪恶的清除”)在两种情况下是合法的:第一,为了补救市民社会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状况——诸如一个或几个阶级受其他阶级的支配、整个社会群体的贫困化或地方(例如在一个地区或城市中)寡头统治的确立,国家可以进行干预。第二,为保护和促进民众的普遍利益——这是由国家自己来界定的!——最高公共当局有理由直接干预市民社会的事务。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市民社会   国家权力型态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思想与思潮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2198.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