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探索过程中的国家对外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3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1: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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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作为“战略军事”的一项重要内涵,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迅速地大为加强。这是两个重大事态———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大为加剧和俄罗斯与美欧强烈对抗———的一个地缘政治结果。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更重要的是,2016年6月下旬,中俄两国元首发表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称美国主导的导弹防御体系违背中俄两国的联合意志和战略安全。⑤是年9月,中俄两国在南海进行联合海空军演习,而南海是其时中美战略竞争特别激烈、战略对峙最为显赫的地区。尤其以这两个事态为标志,可以认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其战略和军事内涵变得愈益突出和广泛,一度达到或至少接近达到准同盟关系。

   因而可以说,中国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成了一种复合性的复杂路径,而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是个战略扩展。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国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展望未来,若没有出现可能的重大缓解或扭转,那么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会在海洋上。

  

六   特朗普和其他事态:中国的战略反应和初始调整(2016至2017年)

  

   如前所述,中共十八大往后的约三年半,或较精确地说从2012年底到2016年9月杭州二十国峰会开幕,虽然有以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为首要内涵的“战略经济”,但中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战略态势仍主要以伴有种种强硬行动的“战略军事”为特征。

   然而在此期间,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国内外局势的一些变化或改变着的种种形势,促使中国的战略态势和战略行为与先前相比趋于温和化。在这些形势中间,国内的主要有经济增长呈缓慢但顽固的下行之势,金融风险显著加剧,而必不可少和愈益紧迫的几大国内任务的资源支出需求大为增加。可是,更重要的是与日本以及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与海洋或近海邻国的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还有“回火”(backfired)效应,亦即美国战略力量近乎全系列的技术更新与日本追求军事权利和军力增进。不仅如此,随杜特尔特出任总统,菲律宾的对外政策急剧变化,其对华态度大幅度改善,从而必然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需要变得多少温和化。

   可以认为,所有这些对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行为产生了影响———促其温和化的影响。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前,显著和重要的是中国大约在杭州二十国峰会开幕前夕,开始调整在南海的态势。中国政府积极地与菲律宾改善关系,特别是在杜特尔特2016年10月访华期间,对菲许诺超过百亿美元的经贸帮助。九个月后,连一名称南海的相对平静带“欺骗性”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过去一年一直采取了对其他声索国的利益较为和蔼的态势,同时看来不再搞军事挑衅。不仅如此,自那时以来中国政府没有正式讲过‘九段线’……它让菲律宾渔民进入他们在斯卡伯勒浅滩(黄岩岛)的传统的捕鱼区,这长期以来是一大争夺对象。”“过去12个月没有见到中国与各沿岸国的任何冲突,北京的言辞一直是和解性的。”

   然而,就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而言,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被认作是个转折点。特朗普给中国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忧虑,因为他在竞选期间就中国贸易行为和惯例发出无数次烈度空前的威胁性言辞,而这些言辞如果转变成真实的美国政策,就将破坏中美经贸和金融关系,从而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不仅如此,他蓄意逼近和触碰中国的台湾问题底线,在当选后不久便与“台独”倾向根深蒂固的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

   据《华盛顿邮报》经密集和较深入的调查而迅速披露,此次通话出自特朗普外交/安全核心团队的长时间精心策划和特朗普的首肯。“这次历史性的通话———美国领导人与台湾领导人之间自1979年以来的首次———是特朗普的顾问们中间关于与台湾接触的新战略的几个月悄然准备和谋划的产物”,“是一项蓄意的挑衅行动,突出显示即将上台的总统背离往昔”。随即更有甚者,特朗普公然声称“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必须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这至少如《纽约时报》所说,表明“他认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外交关系的中心基础———人们所称的‘一个中国’政策———已到了该被重新审视的时候。”他明确示意他要将美国自1979年以来这项传统的政策当作可以舍弃的讨价还价筹码,用来逼迫中国在朝鲜和贸易等问题上对他大大退让。这当然令中国严重不安。可以说,中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忧惧,担心他非常反华,非常冒险主义,非常马基雅维里主义(或曰玩世不恭)。

   这样的忧虑几乎立即产生了政策效应:习近平在应对特朗普方面采取空前耐心和审慎的做法,仅仅在台湾和“一个中国”这核心问题上才公开表达毫无疑问的坚定,明确声明一个中国原则不可谈判,“无论是谁或出于什么目的,如果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或者幻想将此作为交易筹码,必将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最后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此外,中国政府采取和坚守一种纯反应式方略,只是在特朗普“出牌”之后才相应决定是否做反应、在什么时候做反应和做怎样的反应。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和最快速度,去寻找、发现和开发与特朗普团队某些显要成员的有益的联系。总之,耐心、审慎、针对最核心威胁(并且只是针对这类威胁)的非常坚决的公开抵抗、纯反应式方略、寻求和开发有益联系,这些构成中国政府应对特朗普的战略,一种几乎急速形成的、处理意外紧急状态似的战略。

   这一战略很快证明颇为成功,从而成为中国多年里最精彩的对外战略决策之一。2017年2月初,特朗普差不多一夜之间就改而正式认可美国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这必定显著增强了习近平对“搞定”特朗普的信心。令人印象更深刻的是,特朗普总统不久后就似乎多少不经意地给中国带来意外的非凡愉悦,特别是因为2017年4月初中美首脑海湖庄园会晤的好得令人惊讶的气氛。紧随其后,特朗普不止一次地公开盛赞习近平是强有力的、友好的世界级大国领袖,这进一步促进了中国战略态势的温和化。

  

七   中国战略态势近乎全面的温和化(2017年)

  

   因此,再加上其他一些重要原因,特别是实力已显著腾升的中国在特朗普导致美国的全球意愿和态势双收缩背景下参与引领世界的宏愿,中国以近乎全面的迹象,呈现出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新的显著温和化态势,有效和显著地广泛改善了周边关系,造就了十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最伟大成绩。从战略上说,这温和化的性质应被认作是延宕克劳塞维茨式“胜利的顶点”(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或用通俗话说“好日子拉长着过”,因而对中国的长远总体利益来说甚为可取,甚为积极。

   首先,必须密切注意与过去相比,中国政府对步步升级的朝鲜核导弹研发的态度已变得空前严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施加了那么多惩罚,这是中国先前从未愿意或敢于做的。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争取良性的中美关系和维护世界核不扩散体制。不仅如此,除了前面已讲过的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的显著温和化,中国政府还更积极地力图改善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特别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加大加快了与东盟协商出《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以便稳定海上局势和增进中国的外交影响。还有,在海湖庄园中美峰会以后的几个月里,显然出于对美关系考虑,中国没有像往常那样实际针对美国而公开强调中俄战略/军事合作,即使在普京2017年5月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亦如此。大致与此同时,中俄两国首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案表决时投票有异(中国投弃权票,俄罗斯投反对票)。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出现显著改善迹象:在日本政府改变原先有关立场、做出肯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确表示之后,习近平于2017年5月16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指出中日双方应在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不足两周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东京附近神奈川县举行数小时会谈,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亦存在突出挑战,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在南海问题上则应谨言慎行。可以认为,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事,只要中日两国各自大致保持新近确定的有关轨道,两国间多年未有的正式的最高级互访和会晤在不久的未来就很有可能实现。

   中共十九大前后,中国东亚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的温和化不仅继续,而且得到加强。就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而言,这一势头的意义甚为重大。从2017年9月起,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迅速改善,回暖的原因是新加坡在中国的压力下收敛甚或取消与台湾的军训合作,同时在已经显著缓解的南海问题上不再明显地站在美国一边。几乎同时,2017年8月底,中国与印度经过复杂的谈判,从双方边境洞朗地区各自后撤部队,从而结束(或更精确地说暂停)持续了两个多月的严重军事对峙。2017年10月30日,中韩关系持续下滑之势突然开始改观:中国政府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后几天,将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与中韩关系的其余领域互动相“脱钩”,实际意味着放弃实行大约一年半但无直接效果的“挂钩”政策。

  

八  现今的紧迫问题和仍需的战略探求

  

   形势从不完美,探索永无止境。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突出体现在朝鲜半岛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在前一个问题上,中国近15年大致一直面对困境,而近几年来尤甚。坦率地说,中国对朝鲜旨在争取稳定的和平和朝鲜无核化的影响力,被同属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成分所抵消,那就是中国愈益广泛、严厉的对朝制裁,而这反过来促使朝鲜愈益对华怀抱敌意。即使金正恩主要为与韩美两国首脑谈判交易而急剧改善对华态势,中国广泛和严厉的对朝制裁依然存在,这一要害问题将如何缓解尚无法预测。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有力证据就是特朗普政府在整个2017年不断且愈益激烈地发出对朝军事打击威胁,并且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至于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则在2017年10月底中韩达成协议之前也部分被抵消,由在韩部署“萨德”引发、延续一年多的中国事实上的对韩制裁。

   自金正恩2018年1月1日发出朝韩会谈以讨论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倡议以来,朝鲜半岛局势以平壤大致掌握主动权为首要特征,急剧和持续地发生重大变换。首先,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大为缓解,特别是金正恩与文在寅的最高级会晤成功发表宣告结束半岛南北军事对抗状态的《板门店宣言》,而且金正恩与特朗普商议举行史上首次朝美两国元首会晤。由此,半岛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急速消减,朝鲜非核化问题发生重大的良性变化也有了几乎空前的希望;其次,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对中朝双方都卓有成效的最高级会谈。中朝关系由此骤然摆脱保持得过久的历史最低点状态,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前述中国周边关系的近乎全面的显著改善。

某种意义上说,后一项急剧变化出自前一项,而前一项则首先出自下述根本事实:朝鲜已经拥有或非常接近拥有可实战的核中程导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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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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