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探索过程中的国家对外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15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1: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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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中国严重怀疑美国在阿富汗暂时取得军事胜利后继续进行大规模反恐战争的真实意图。中国政府或官方媒体强烈地谴责美国政府的若干重大宣告、战略信条和决策,包括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论、“先发制人打击”信念、美国政府发布的《核态势重新评估》报告、美国五角大楼2002年关于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估报告和对美台军事关系的强化。

   然而,在2002年夏末秋初,几乎戏剧性地来了第三阶段,当时被西方媒体称作“大变”(sea change),亦即中国政府对美态度和政策的温和化变迁,连同中美关系的非常显著的改善。2002年8月22日至10月,中国政府先后颁布美国政府多年要求但长时间未达成的《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和《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美国政府则于2002年8月26日宣布东突伊斯兰运动为恐怖主义组织。这显著变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讲求实际的观念、审慎的乐观主义和优化了的战略思维,加上美国政府对华态度的积极变化。

   随之而来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标志着中国战略的进一步重大澄清和优化。十六大报告坚持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虽然这坚持与上述中美关系的重大改善密切相关,但结合与此同时的中国政策行为去分析,它还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相信中国应有的世界政治态势和对美政策连贯性下了某种较长期的战略决心。十六大报告对外政策部分的其他一些重要提法,尤其是扩大与发达国家(当然首先是美国)的“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也体现了这一点。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基本政策声明相比,报告没有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没有提“反对超级大国干涉”等等,这同样透露出更加温和、审慎乐观和求实的对外政策前景。

   但另一方面,中国并非只是温和。十六大报告还有另外两个部分,都与对外政策和对美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关于国防建设和台湾问题的。这两部分明确地宣示了至关重要的两点:(1)加速实现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2)决不容忍“台独”。这两条同样是中国领导人的重大的战略决心。因此,与过去相比,中国现有两大更清晰、内在更连贯的战略决心:坚决和尽可能坚持不懈地实行温和、审慎乐观和求实的对外战略;坚决加速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和决不容忍“台独”。这可谓“双头战略”,有“软”也有硬。

   然而,在战略澄清和优化的同时,中国依然面对一些重要的两难和战略内在紧张。“双头战略”固有其潜在的问题,因为“双头”之间总是有矛盾的,在实践中有时难以达到它们彼此间的充分协调。而且,未来的某些国际形势,还有特别是台湾问题,可能发生重大的恶性变化,哪怕是暂时的或间或的,以致给坚持温和、审慎乐观的对美方针带来不易处理的困难。另外,在多变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如果要坚持温和的方针,那么怎样培育和巩固所需的足够程度的国内有关舆论共识就将是个难题,是对中国国家现当代才能的一种考验。

  

三  和平崛起与军力建设: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2002至2008年)

  

   当代中国始于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直到晚近为止,中国的国家大战略无疑可被浓缩为“和平发展”,依据战略研究中的理论观念,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称战略(asymmetrical strategy),或所谓“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理论上,它意味着“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这相当于孙子式战略方式,在中国非常悠久和主流的政治文化和战略传统中有深刻的底蕴和渊源。此外,就当代中国的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而言,其战略形态根本上说是对称战略(symmetrical strategy),或所谓“直接路线”(direct approach),意味着“针锋相对”“正面攻坚”和“对阵激战”(pitched battle)。这在精神上相当于克劳塞维茨式战略方式。这两类战略方式俱非万应灵药,总的来说都利弊相兼。中国政府多年以言辞和实践反复表明,它坚信中国既要大力和平发展,又要加速增强军力和推进军事现当代化,亦即结合使用不对称与对称战略,以便尽可能兼取两者之长和规避两者之短。

   中国多次重申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和平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裨益,特别是从一种相对较为开明(liberal)的视野去看。它依凭这么一个假定:为促进和平发展,一国将在绝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方面依靠广义的“软权势”,即所有非强制性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

   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特别是“微笑外交”的柔性功能)、文化力、移民力等等,还有国家发展成功本身在国家巨大规模之外带来的格外的威望力和劝阻力(或曰“软威慑”):所有这些的特征在于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和很大程度的互利性。与“硬权势”相比,这样的力量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最小成本发生,后果方面最可接受,因而一定意义上最为无敌。特别是,和平发展战略的最大好处是相对成本低,且其效应比较经久,虽然进程比较缓慢。中国政府直到晚近,显然相信资源不富,内部困难多,因而一定要格外地追求保持低成本。与此同时,它又显然相信中华民族传统上较有耐心,因而经得起这里说的相对缓慢。更何况,中国的抱负长远伟大,因而更应倾向于主要依靠广义的软权势可以产生的相对经久的效应。

   在此所说的时期里,中国的领导人和多数政治/社会精英显然特别相信,鉴于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的变化,这样的和平发展有其坚实的基础。“战略机遇期”观念的根本大概就在于此,其次才是九一一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重心或优先的转移。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技术问题和软权势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军事表现重要。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作为巨型“贸易国”的和平发展被认为总的来说符合世界历史的当前潮流。在这样的变化中,中国可以有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重大有利条件和可观前景。

   回转到本文开头,经过邓小平和他以后20年间的中国领导人,中国激进爱国主义的势头已经转变。在革命意识形态不再对大多数中国人有先前那样的吸引力的情况下,在特别是中国和世界发生了20世纪末的种种变化之后的新环境中,新的思想观念、情感和政治需要使中国的爱国主义不同于例如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风行的:现在诉诸中国的古代传统辉煌(特别是被盛赞的儒家文化)成为完全正当和理直气壮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政府经常宣告的、也是中国公众热情接受的最流行国家口号之一。与和平发展成为国家方向和纲领相应,政府和公众都有一种愈益强烈和“返回式”的意识,即中国爱国主义不能排除构成中国悠久政治/伦理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中国领导人积极动员起儒家教义中的某些经过选择的重大成分,以服务于他们的内外政策纲领,服务于中国的软权势建设,如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和中国政府在国外设立众多孔子学院显示的。

   然而,中国领导人显然没有忘记,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软权势与和平发展都有与它们的重大功能和裨益并存的局限性,从而作为对称战略的主要资源之一的军力发展势所必须,更何况还有一项历史的经验性常识,即世界一再证明它本身可以恶性地能动。因此,他们确信中国必须大力从事现当代军力建设。

   就此,理论性质的谈论可从比较出发:比较持有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不同流派如何各有偏执地对待软权势。它们都喜欢软权势,但原因各不相同。现实主义流派喜欢它,大致是因为它被当作硬权势的一种值得欢迎的补充或襄助。然而,现实主义者往往不明白或不注意,为了拥有和发展软权势,通常须对硬权势及其增进打上一定的、甚或相当大的折扣。自由主义流派喜欢它,一般是将它视为硬权势的一种非常值得向往的替代。

   然而,自由主义者不想承认,至少就当下或短期而言,软权势经常不如硬权势那么有效,因为软权势如前所述倾向于代价较低,但往往效率也较低。建构主义流派喜欢它,是将它当作一个了不起的建构过程,以便构造和改造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使它们不受或少受权势争斗、特别是敌对性争斗的支配。可是,建构主义者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在追求眼前利益的时候,一般那么经常地缺乏关于久远的仁善未来的眼界,缺乏逐渐实现它的耐心,以致阻碍甚或阻绝这非常耗时的建构过程去产生其仁善的建构效应,假如籍以时日这过程真能较充分地产生这类效应的话。所有这些都关系到软权势的基本局限性,都要求人们不要迷信它,就像不要迷信硬权势一样。

   军事力量、军事意志和军事体制效能在某些可能的至关紧要的紧急情况下最重要。不仅如此,除了它们在和平时期防止最坏情况发生的威慑作用外,它们还可以有至关重要的威望、影响力和有时必需的强制性外交能力。特别对经济实力和贸易影响与日俱增的当代中国来说,尤需明白和牢记:经济力量恰如军事力量一样,有其在可互换性(fungibility)方面的固有限度。中国领导人记得,况且还有中国武装部队和某些现实主义学者经常提醒:军事强权仍是国际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先进和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仍是在军事强权面前捍卫自己的一种必需;领土/军事安全问题仍至关重要,主权争执、领土争端和其他紧要利益的抵牾仍多发和常见,即使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总的来说已变得不那么突出和激烈。因此,军事力量仍有重大意义。历史和理论都昭示,国家大战略在和平时期有一项重大任务,即念念不忘军事安全和备战。“带着对一场(或几场)你可能会被要求去打的战争的不断关注来操作和平至关紧要”;“有关的政治实体的真正任务,一是确保非军事方面在战时不被完全忽视,二是确保军事方面在平时不被丢诸脑后。”

   当代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的开启远晚于改革开放的开启。多少有如西汉初年的社会极端凋敝和国家极端贫困实际上强制规定了西汉初期的国策方向,亦即“休息无为”,以致最终“民务稼穑,衣食滋殖”。邓小平在担任党的领导核心的整个时期里,将党和国家的政治、精神和物质资源大都集中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大发展,并且为此将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相对“边缘化”,或曰推迟之。此即他的“军队要忍耐”的思想或要求。在这位特别兼具求实精神与宏远抱负的伟大的领导人看来,浅显无疑的、起码的战略道理之一就是国家大局优先、构筑基础优先:“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按照本节开头的界定,邓小平时期中国的大战略形态是压倒性的不对称战略。

   “军队要忍耐”原初就意在是暂时的。而且,恰恰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上述大战略导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情况就更是如此。然而,两大急剧的事态多少提早了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的开启,那就是:(1)美国依凭骤然亮相的高技术武力极为迅速利落地打赢海湾战争,这给中国带来了心理震动和思想冲击;(2)继而,“台独”威胁随李登辉1995年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论而急剧浮现和迅速加剧,从而带来进一步的强烈冲击。在这些背景下,转折到来: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推动军力加速度建设和军事加速度现当代化,其目标一言以蔽之,是使中国与其武装力量具备打赢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

在这一目标和相应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主导下,在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期间,中国军事的多个层面和多方状态显著变革。它们中间尤为重要的包括:(1)军事预算自1999年往后的13年里不断以两位数的年增率持续高速增长,仅有其中两年的年增率略低于两位数。(2)坚决、有效和相当迅速地制止了一度出现的部队经商活动,从而除掉了军内涣散、怠惰、违纪和腐败的一部分缘由和助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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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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